精华热点 潍坊一中 崔志亮
人对自然的盲，始于童蒙未启时的漠然。我的中学课本上，鲁迅笔下百草园里那棵“高大的皂荚树”，不过是一团模糊的墨迹；拜师仪式中那幅“梅花鹿卧于松树下”的中堂，亦仅是陈旧仪式里无足轻重的布景。朱自清“蓊蓊郁郁”的荷塘树木，在我脑中挣扎着却终未能成形。彼时，文字是文字，草木是草木，其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一种文化感知力的先天贫血。这贫血非我独有，它是现代人普遍的症候：我们活在一个被命名却未被真正认识的世界里，目光所及，尽是熟悉的陌生。
蒋勋所遇工厂青年，于门前树下经年累月穿梭，竟熟视无睹，不知其名，其态，其性。蒋勋先生的一声叹息，如一枚银针，刺入时代巨大的麻木神经末梢。那工人岂是真的“未见”？他见的或是下班的路标，是树荫的实用，是风雨的遮蔽，唯独不是那树本身——那作为一个独立生命，携亿万年记忆，有名字、有故事、有姿态的共存者。我们的“看见”早已被功利视角驯化，万物沦为背景板上的模糊点缀，其本体论意义被榨干殆尽，只剩下贫瘠的“有用性”。这盲，非目盲，乃心盲；非不识，乃不愿识。于是天地间充斥了被利用的物，而鲜有被凝视的生命。
我的觉醒，始于一次卑微的自我救赎。当我决意俯身，如朝圣者般虔诚地辨识第一片叶脉，叩问第一株草名，世界竟以惊人的丰饶向我敞开。植物园园长赠予的那本《潍坊园林植物》，非止图鉴，更是一纸通关文牒，引我踏入被日常遮蔽的平行宇宙——一个由银杏、白蜡、悬铃木、倔强构树构成的国度。昔日混沌一片的绿，骤然析解出无限层次、纹理与名姓。校园百种树木，十识八九，此种知识带来的非博学之虚荣，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存在感：我由此真正“在”这里，与周遭发生了具体而非空泛的联系。那构树，被误读为“入侵者”，我以一篇小文为其正名，非为树辩，实为人戒——戒惧那种对身边生命懒于深究便妄下断语的傲慢。知识在此洗刷了蒙昧，第一次，我看山非仅是山，看水非仅是水，而是有名有姓、有历史的故交。
南方之旅，更将这份新生的认知版图猛烈扩张。高大如塔的非洲红木、肃穆的桉树、泌着甜腻的糖胶树、缱绻的台湾相思、英雄般的木棉、以及作为香港符号的洋紫荆……它们以迥异的形态冲击着我的视觉经验，宣告着自然的无限可能性。它们非风景明信片，而是活生生的、在另一种水土中奋力呼吸的生命。然而，惊叹之余，一种更为复杂的情绪悄然滋生：当我能脱口呼出其名，是否便算真正“懂得”？名相之知，会否反而成为一种新的遮蔽，让我满足于标签而忽略了它更为深沉的本质？我知道它的名字，却未必懂得它百年的孤独。
这岂止是种树的失误？这是一曲现代性的悲歌。自文艺复兴撕破神权帷幔，启蒙高扬“人是万物尺度”的旗帜，人类便一步步登上僭越者之位。工业革命的巨轮碾过，更将这种傲慢催化至癫狂。自然从母体沦为矿藏，从伴侣沦为奴仆。草木在其中，不过是可随意挪移、修剪、砍伐、替换的资源。我们规划，我们建造，我们绿化，却很少“倾听”。 日本作家所言“谦卑”，在此语境下绝非矫情，而是生存唯一的智慧。它要求我们放下主宰的妄念，承认自己只是生态之网的一缕，而非编织者。
于是，我昔日辨识草木名相的欣喜，终沉淀为一种沉重。我认识了它们，便再也无法对它们的苦难转过脸去。它们的命运，如此紧密地折射着人类的文明程度。那条路为古树而弯，那座桥为大树而设计，新疆的胡杨以枯枝傲指苍穹，广东的红树林以根系守护海岸——这些微光，证明良知未泯。然而，更多的金叶榆在垃圾上窒息，更多的白杨在电线旁被处决。
我终明了鲁迅先生为何要写拜师时那幅“鹿伏松下的”中堂。那绝非闲笔，其中蕴藏着东方文化深厚的隐喻传统：松喻长寿坚贞，鹿喻祥瑞福禄。古人拜的不是画，是自然物象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与宇宙秩序。他们见树非仅树，而是观照整个宇宙的镜子。我们丢失的，不仅是认识皂荚树的能力，更是这种将自身融入自然、并从万物中读取生命密码的谦逊与灵性。
凝视一株金叶榆的伤痕，我仿佛听见了整个自然无声的诘问。它的根系被困于人类文明的废墟，而我们的精神，又何尝不被困于自身智慧的瓦砾之下？认识草木，终究是为了认识自己——认识那僭妄的、贪婪的、却也蕴藏着反省与救赎可能的自己。那一片不肯伸展开的黄色叶子，是人类文明尚未抵达的黎明。
2025年8月19日于虞河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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