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为被掳劳工伸张正义
——被掳日本劳工后人韩建平的半生坚守
韩建平口述 葛丽君整理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日本签下的那份投降书,是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不忘来时路,方能走稳脚下路,我们回溯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更需以史为鉴,凝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我是个非常珍惜时间的人,尤其随着年岁越来越大,留给我的时间也必然越来越少。我身上背负着的责任、使命,不知道还可以走多远。但有生之年我一定继续为“被日军掳掠劳工”义务维权,让后人不要忘记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但我毕竟年纪大了,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志愿者加入到为劳工维权的行列中,一起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讲给后人听。我坚信,只要坚持,正义终将伸张。
父亲的那份“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因为反复打开折叠了太多次,已经断裂,我小心翼翼地用塑料纸袋封装了起来。泛黄纸页上“被日本俘去到北海道下炭矿”的字迹早已模糊,却像一枚生锈的钢钉,永远钉在我记忆的最深处。这是父亲韩瑞华留在世间的苦难注脚,也是我用半生时光追逐正义的起点——那些被掳劳工在异国矿井下的血泪,不该被岁月的尘埃悄悄掩埋。
记忆深处的家国伤痛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是个硬汉子,吃过苦,当过兵,转业后在济南市工人医院做炊事员。虽然工作忙碌,却一直秉持军人作风,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他人热心帮助,对我更是疼爱有加。印象中,父亲从未抱怨过什么,他总是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只是可惜,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早在我7岁那年,他就离开了我们。父亲走后,家里没了经济来源,我7岁至18岁也就是1965年底至1975底,每月可以领到13元生活抚恤金,因医院属事业单位比企业抚恤金还多一点,所以我参加工作前是靠党和政府的抚恤金长大的。
后来的一天,在翻看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小本本”。打开里面是一张纸,上写着“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表上记录了父亲的简历,在“入伍前”那栏清楚地写着“八岁至十一岁拾破烂东西,十二—十五在饭铺当小伙,十六—二十三拉洋车,二十四当游击队(员)被日本俘去到北海道下炭矿,八一五光复后回天津被国民党抓去当伪军班长至北京合编”。

当看到父亲被掳为劳工的经历时,我的内心掀起巨大波澜。这份文件记录,再加上母亲只言片语的回忆,让我得知了父亲的那段苦难经历。我开始大量阅读相关书籍,查阅历史资料,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根据有关材料记载,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38935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抓去做劳工。日本侵略军用武力抓捕这些中国百姓后,采用强制手段把他们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的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

父亲便是1943年9月在济南普利门被掳走的,先是被关押在有着“阎罗殿”之称的济南“新华院”集中营,后来被强制乘坐运矿石的大船到达日本,在北海道煤炭作业所下炭矿,于1945年11月底乘船回到天津,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至北京合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于1948年南下雷州半岛,1955年转业到济南市工人医院,1966年去世。
父亲遭遇的苦难与迫害,没有留下太多的话语和证据,但是那段历史成了我心头永远的痛。从那一刻起,为被掳往日本劳工维权的念头在我心中悄然撒下了一粒种子。
维权是我作为被掳劳工后人的义务和责任
1994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王子安老先生寻找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的报道,主动辗转联系上了他,跟他讲述了父亲的故事。
王子安老先生是当年被掳劳工的幸存者,他在日本投降后归国参加革命,之后从胶南市工商银行离休。作为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王老先生为劳工维权做了长期而且大量的工作。
后来在报社组织的一场寻找被掳日本劳工的活动上,我见到了王子安老先生。我与他年龄相差20多岁,却一见如故。我母亲也是胶南人,所以老先生的口音听起来格外亲切。我与王老先生相谈甚欢,他也很欣慰有这样一位年轻人愿意加入为劳工维权队伍,一来二往我们就成了忘年交,我后来加入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成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2000年,王子安会长交给我一份名单,一本由日本友好人士在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被掳中国人名簿》,据王老先生所说,这是一位美国友人从美国档案馆复印而来的。600多页的名单里,密密麻麻地记录了近4万个名字,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籍贯及做劳工的时间。
名单上字很小,而且不清晰,我拿着放大镜一个个地找了三天,当看到“韩瑞华”三个字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了下来。
拿到名单后,我用了两年的时间,从中摘出了祖籍山东的劳工信息:高密523人、高唐128人、济南市35人、另历城286人……共9177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我要找到他们!我要为我的父亲维权!我要为所有的被掳劳工维权!
按照名单上的地址,我开始寻找分布在全省各处的劳工。那时我还在济南啤酒集团(后加入山东省商业集团)上班,工作很忙,只有在工作之余骑着旧自行车,四处打听劳工的消息。我知道,很多劳工都来自偏远农村,生活贫困,他们曾经的遭遇也鲜少有人关注。于是先从济南周边的县区找起,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也不会开车,就骑车沿着崎岖小路,一家一家打听。有时候,为了一个劳工线索,我要跑几十里路,但我从未想过放弃,因为每找到一个劳工,就多了一份维权的希望。就这样一个又一个,一找就是20多年。慢慢地,济南、青岛、泰安、德州、潍坊等地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脚步遍及山东的各个城市乡村,累计行程近万公里。
要向日本人讨回公道,就必须有拿得出手的证据,必须能充分证明自己受害人的身份,必须充分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如果是劳工遗属,就得问明白,劳工当年是从哪里被掳走的?有没有人亲眼目睹?有没有直系亲属了解?有没有物证?有没有劳工本人的口述?我认真询问每一个细节,尽可能搜集到更翔实的资料,让证据更充分、可信。
“维权”,说起来轻松,做起来谈何容易,最大的难题是资金问题。从寻找劳工的交通费、通信费,到组织活动的各项费用,我前前后后自掏腰包近百万元。
我的爱人杨宝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么些年你钱也花了,孩子也不管了,所有的心思全在为劳工维权上,咱们的家你还要不要了?”说实话,对于老婆孩子我是愧疚的,没能给予她们足够的关心和关爱,但我不能停下来,也停不下来。时间久了,她也慢慢接受了。用她的话说,“又不是去做坏事,算了,你去做吧。”这么多年,我很感谢我的爱人,即使心有埋怨,但我忙的时候她会默默地给我做好后勤工作,别人说我难听话的时候她也会为我打抱不平。我常说,如果没有她的支持和辛苦付出,我可能也坚持不了那么久。
有时候缺钱,有时候缺人。维权这些年,虽然曲曲折折的,还是坚持下来了。我的手机通讯录里现在有数十位被掳日本劳工家属的联系方式,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互相关心鼓励。经过这些年的接触,我们有了很深的感情,成为了朋友,也为我们的维权工作注入了更多力量。
不该忘,不能忘,不敢忘
2022年8月8日,济南最后一位被掳赴日劳工、97岁的王在祯老人溘然长逝,临终都未能等来侵害者的一声道歉。

他的女儿王庆梅在电话里哭着跟我说,“父亲常说余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活着,等到日本侵害者的道歉和应有的赔偿。没想到他临终也没能等到,但他活成了‘教材’,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掉那段屈辱的历史。”
话说得很实在,我听了非常难受。太多太多的劳工受害者没能得到一分赔偿,没能等来一句道歉就离开了,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事情。
有人说,“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是劳工”。这黑暗的一页就牢牢地钉在中国的历史书里,我作为受害劳工家属怎么能忘,怎么敢忘!
我找到王在祯老人大概是在十七八年前,他身高一米七出头,圆脸、额骨略高,很清瘦,说话很和气。“当年我受到的伤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跟我说。王在祯是章丘水寨镇张家林村的村民,也曾是一名抗日游击队员。1944年4月,王在祯18周岁。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由于叛徒的出卖,王在祯和300多名游击队员还有老乡一起,被日军俘虏成了一名劳工。他们被当成货物一样,一路辗转运送,时间早已模糊,更不知道要被运到哪里。到济南后,王在祯被关进了“新华苑”,这是当年侵华日军设立的关押中国战俘的集中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疾病和饥饿,这里每天都有人死去,“上午拉一车死尸,下午拉一车死尸。”在一个码头,他们被装进一艘货轮的最底层船舱里,感受不到黑夜和白天。他看到,有些生病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被直接扔进了海里。下船后,向人打听才知道自己被掳到了日本九州岛。
到达日本后,噩梦才刚刚开始。王在祯被强制在日铁鹿町煤矿挖煤,每天要劳作十四五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干活,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很多人都饿死了,为了活下去,劳工们捡路人当垃圾扔掉的菜叶和果皮,王在祯甚至还吃过草纸。冬天没有棉衣,只能多套点麻袋之类的东西御寒。被殴打、羞辱更是家常便饭。有时挨打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只是日本监工想要“出气”劳工们被拳打脚踢,被石块砸,甚至被强迫喝日本人的尿。王在祯肩头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直到晚年还清晰可见,就是当时的日本监工拿刺刀刺的。中国劳工最害怕的是生病,如果病倒了,在日本监工眼里就失去了价值,不但不会给他们进行任何治疗,还会断掉食物供给,让他们活活饿死。饥饿、寒冷、劳累、疾病之下,一个又一个中国劳工客死他乡。没人愿意抬尸体,日本监工许诺,只要肯抬死人,就可以每天多吃一个窝窝头。为了活下去,王在祯硬着头皮抬了不少死人。仗着自己从小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身体底子,王在祯撑到了1945年8月回国。像这样令人心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据劳工家属张君文讲述,1943年冬天,她的父亲张景泉由于冬闲没有活计,在村里的街上玩耍,被一群“二鬼子”拿着枪抓走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同村的其他三个人。据她的父亲回忆,他们被抓走时家里人根本不知道,然后被带到了历城县(现在的历城区)县政府大院的一间屋里锁了起来,当天下午就被押上卡车送往青岛。到了青岛后,被关在了日军劳工所里,院墙上有电网,根本无法逃走,有许多冒险逃走的全被打死了。在青岛停留了三天,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一个窝头一块咸菜,吃了饭就由“二鬼子”押着去挖土。三天后的晚上,一千多人被押上开往日本的船,其中就有她的父亲,当时他才17岁。第二天夜里,船在大阪靠岸,然后去了长崎,他们被带到了三菱矿业挖铜矿。早上5点起来开始下井干活,天黑才收工,每天工作时间大约十四五个小时,劳动强度非常大,时间又长,而且吃不饱。天天累得腰酸背痛,干活稍慢就会遭到毒打,有一次她父亲感冒了,发了烧,浑身无力,不给药吃,不让休息,还得继续下井干活,由于体力不支,干活慢了一点,被日本人领班拿起木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被打得眼冒金星,身上多处青肿,头上和鼻子上还流了好多血……类似事件不知道发生多少次。由于长时间高强度劳动,再加上严重缺乏营养,整个人看上去都变形了,腰弯弯的,四肢和躯干都瘦瘦的,没个人样子……父亲告诉她,在日本做苦役的时间里,所受的罪、吃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活在地狱里面。在35家奴役劳工的日本企业中,日本三菱财阀的劳工是最多的。三菱财阀是日本四大财阀之一,以重工业和运输业为主,垄断了日本的海运业。太平洋战争期间,也是由三菱财阀运输战争物资。经过中方多年的据理力争,2020年12月7日,日本三菱公司终于向二战被掳山东劳工谢罪赔偿,决定以基金的方式补偿30名劳工遗属每人10万元。这也是日本三菱公司向山东劳工支付的首批赔偿金。
虽然这点钱无法弥补劳工们经受过的苦难,但至少让他们看到了正义的曙光,让我看到了坚持的意义。即便是这样,日本三菱的赔偿方案在我看来还是欠缺诚意的,也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维权之路依然漫长。
让历史不再沉默
这么多年的维权过程中,我深刻意识到了资料整理和保存的重要性。于是,我把这么多年来从幸存劳工及其家属那里听来的故事、搜集到的物证、查阅到的历史文献、购买的各类相关书籍等资料,一点点整理起来。我的家被越来越多的资料堆满,桌子上、柜子里、地上,随处可见。每一份资料,都承载着一段痛苦的过去,也寄托着劳工们对正义的期盼。
随着资料越积越多,我萌生了将这些繁复的资料系统编撰成册的想法。我想让后人能更全面、更直观地了解那段历史,让这些劳工的遭遇不被遗忘。
2021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我开始着手将手中的所有资料进行分类、筛选、编排。为了让资料汇编更具权威性,我联系了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他们对我的想法非常支持,并安排专业人员和我一起进行编辑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22年3月8日,《济南被日军掳掠劳工信息资料汇编》终于完成。

《汇编》共分为六个部分,包括被掳的济南劳工回忆信件及相关履历、劳工名单、山东三菱劳工及遗属登记表、索赔过程以及多年来的媒体报道和我的维权之路。书中夹杂着大量的老照片、手写书信、口述实录、证件复印件和信息登记表,写满了遭强掳劳工的血泪。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还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您为征集‘被日军掳掠劳工’资料工作所作的贡献,我们现已将您提供的电子版资料整理汇集成册,以供历史研究。特此致谢!”
汇编付梓后,我更忙了,我要把这本重要的资料“推销”出去,要让更多人看到这段历史、铭记这段历史。

我陆续将此书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省、市政协,省委、市委党史研究院,省、市档案馆,省、市图书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各区县和街道。现在,我书柜里捐赠证书摞得很高,看见这些,我就感到心里更踏实。因为当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历史才不会走向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