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被掳劳工伸张正义

——被掳日本劳工后人韩建平的半生坚守

韩建平口述 葛丽君整理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日本签下的那份投降书，是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不忘来时路，方能走稳脚下路，我们回溯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更需以史为鉴，凝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我是个非常珍惜时间的人，尤其随着年岁越来越大，留给我的时间也必然越来越少。我身上背负着的责任、使命，不知道还可以走多远。但有生之年我一定继续为“被日军掳掠劳工”义务维权，让后人不要忘记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但我毕竟年纪大了，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志愿者加入到为劳工维权的行列中，一起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讲给后人听。我坚信，只要坚持，正义终将伸张。

父亲的那份“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因为反复打开折叠了太多次，已经断裂，我小心翼翼地用塑料纸袋封装了起来。泛黄纸页上“被日本俘去到北海道下炭矿”的字迹早已模糊，却像一枚生锈的钢钉，永远钉在我记忆的最深处。这是父亲韩瑞华留在世间的苦难注脚，也是我用半生时光追逐正义的起点——那些被掳劳工在异国矿井下的血泪，不该被岁月的尘埃悄悄掩埋。

记忆深处的家国伤痛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是个硬汉子，吃过苦，当过兵，转业后在济南市工人医院做炊事员。虽然工作忙碌，却一直秉持军人作风，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他人热心帮助，对我更是疼爱有加。印象中，父亲从未抱怨过什么，他总是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只是可惜，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早在我7岁那年，他就离开了我们。父亲走后，家里没了经济来源，我7岁至18岁也就是1965年底至1975底，每月可以领到13元生活抚恤金，因医院属事业单位比企业抚恤金还多一点，所以我参加工作前是靠党和政府的抚恤金长大的。

后来的一天，在翻看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小本本”。打开里面是一张纸，上写着“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表上记录了父亲的简历，在“入伍前”那栏清楚地写着“八岁至十一岁拾破烂东西，十二—十五在饭铺当小伙，十六—二十三拉洋车，二十四当游击队（员）被日本俘去到北海道下炭矿，八一五光复后回天津被国民党抓去当伪军班长至北京合编”。

当看到父亲被掳为劳工的经历时，我的内心掀起巨大波澜。这份文件记录，再加上母亲只言片语的回忆，让我得知了父亲的那段苦难经历。我开始大量阅读相关书籍，查阅历史资料，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根据有关材料记载，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38935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抓去做劳工。日本侵略军用武力抓捕这些中国百姓后，采用强制手段把他们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的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

父亲便是1943年9月在济南普利门被掳走的，先是被关押在有着“阎罗殿”之称的济南“新华院”集中营，后来被强制乘坐运矿石的大船到达日本，在北海道煤炭作业所下炭矿，于1945年11月底乘船回到天津，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至北京合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于1948年南下雷州半岛，1955年转业到济南市工人医院，1966年去世。

父亲遭遇的苦难与迫害，没有留下太多的话语和证据，但是那段历史成了我心头永远的痛。从那一刻起，为被掳往日本劳工维权的念头在我心中悄然撒下了一粒种子。

维权是我作为被掳劳工后人的义务和责任

1994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王子安老先生寻找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的报道，主动辗转联系上了他，跟他讲述了父亲的故事。

王子安老先生是当年被掳劳工的幸存者，他在日本投降后归国参加革命，之后从胶南市工商银行离休。作为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王老先生为劳工维权做了长期而且大量的工作。

后来在报社组织的一场寻找被掳日本劳工的活动上，我见到了王子安老先生。我与他年龄相差20多岁，却一见如故。我母亲也是胶南人，所以老先生的口音听起来格外亲切。我与王老先生相谈甚欢，他也很欣慰有这样一位年轻人愿意加入为劳工维权队伍，一来二往我们就成了忘年交，我后来加入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成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2000年，王子安会长交给我一份名单，一本由日本友好人士在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被掳中国人名簿》，据王老先生所说，这是一位美国友人从美国档案馆复印而来的。600多页的名单里，密密麻麻地记录了近4万个名字，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籍贯及做劳工的时间。

名单上字很小，而且不清晰，我拿着放大镜一个个地找了三天，当看到“韩瑞华”三个字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了下来。

拿到名单后，我用了两年的时间，从中摘出了祖籍山东的劳工信息：高密523人、高唐128人、济南市35人、另历城286人……共9177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我要找到他们！我要为我的父亲维权！我要为所有的被掳劳工维权！

按照名单上的地址，我开始寻找分布在全省各处的劳工。那时我还在济南啤酒集团（后加入山东省商业集团）上班，工作很忙，只有在工作之余骑着旧自行车，四处打听劳工的消息。我知道，很多劳工都来自偏远农村，生活贫困，他们曾经的遭遇也鲜少有人关注。于是先从济南周边的县区找起，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也不会开车，就骑车沿着崎岖小路，一家一家打听。有时候，为了一个劳工线索，我要跑几十里路，但我从未想过放弃，因为每找到一个劳工，就多了一份维权的希望。就这样一个又一个，一找就是20多年。慢慢地，济南、青岛、泰安、德州、潍坊等地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脚步遍及山东的各个城市乡村，累计行程近万公里。

要向日本人讨回公道，就必须有拿得出手的证据，必须能充分证明自己受害人的身份，必须充分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如果是劳工遗属，就得问明白，劳工当年是从哪里被掳走的？有没有人亲眼目睹？有没有直系亲属了解？有没有物证？有没有劳工本人的口述？我认真询问每一个细节，尽可能搜集到更翔实的资料，让证据更充分、可信。

“维权”，说起来轻松，做起来谈何容易，最大的难题是资金问题。从寻找劳工的交通费、通信费，到组织活动的各项费用，我前前后后自掏腰包近百万元。

我的爱人杨宝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么些年你钱也花了，孩子也不管了，所有的心思全在为劳工维权上，咱们的家你还要不要了？”说实话，对于老婆孩子我是愧疚的，没能给予她们足够的关心和关爱，但我不能停下来，也停不下来。时间久了，她也慢慢接受了。用她的话说，“又不是去做坏事，算了，你去做吧。”这么多年，我很感谢我的爱人，即使心有埋怨，但我忙的时候她会默默地给我做好后勤工作，别人说我难听话的时候她也会为我打抱不平。我常说，如果没有她的支持和辛苦付出，我可能也坚持不了那么久。

有时候缺钱，有时候缺人。维权这些年，虽然曲曲折折的，还是坚持下来了。我的手机通讯录里现在有数十位被掳日本劳工家属的联系方式，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互相关心鼓励。经过这些年的接触，我们有了很深的感情，成为了朋友，也为我们的维权工作注入了更多力量。

不该忘，不能忘，不敢忘

2022年8月8日，济南最后一位被掳赴日劳工、97岁的王在祯老人溘然长逝，临终都未能等来侵害者的一声道歉。

他的女儿王庆梅在电话里哭着跟我说，“父亲常说余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活着，等到日本侵害者的道歉和应有的赔偿。没想到他临终也没能等到，但他活成了‘教材’，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掉那段屈辱的历史。”

话说得很实在，我听了非常难受。太多太多的劳工受害者没能得到一分赔偿，没能等来一句道歉就离开了，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事情。

有人说，“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是劳工”。这黑暗的一页就牢牢地钉在中国的历史书里，我作为受害劳工家属怎么能忘，怎么敢忘！

我找到王在祯老人大概是在十七八年前，他身高一米七出头，圆脸、额骨略高，很清瘦，说话很和气。“当年我受到的伤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跟我说。王在祯是章丘水寨镇张家林村的村民，也曾是一名抗日游击队员。1944年4月，王在祯18周岁。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由于叛徒的出卖，王在祯和300多名游击队员还有老乡一起，被日军俘虏成了一名劳工。他们被当成货物一样，一路辗转运送，时间早已模糊，更不知道要被运到哪里。到济南后，王在祯被关进了“新华苑”，这是当年侵华日军设立的关押中国战俘的集中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疾病和饥饿，这里每天都有人死去，“上午拉一车死尸，下午拉一车死尸。”在一个码头，他们被装进一艘货轮的最底层船舱里，感受不到黑夜和白天。他看到，有些生病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被直接扔进了海里。下船后，向人打听才知道自己被掳到了日本九州岛。

到达日本后，噩梦才刚刚开始。王在祯被强制在日铁鹿町煤矿挖煤，每天要劳作十四五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干活，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很多人都饿死了，为了活下去，劳工们捡路人当垃圾扔掉的菜叶和果皮，王在祯甚至还吃过草纸。冬天没有棉衣，只能多套点麻袋之类的东西御寒。被殴打、羞辱更是家常便饭。有时挨打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只是日本监工想要“出气”劳工们被拳打脚踢，被石块砸，甚至被强迫喝日本人的尿。王在祯肩头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直到晚年还清晰可见，就是当时的日本监工拿刺刀刺的。中国劳工最害怕的是生病，如果病倒了，在日本监工眼里就失去了价值，不但不会给他们进行任何治疗，还会断掉食物供给，让他们活活饿死。饥饿、寒冷、劳累、疾病之下，一个又一个中国劳工客死他乡。没人愿意抬尸体，日本监工许诺，只要肯抬死人，就可以每天多吃一个窝窝头。为了活下去，王在祯硬着头皮抬了不少死人。仗着自己从小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身体底子，王在祯撑到了1945年8月回国。像这样令人心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据劳工家属张君文讲述，1943年冬天，她的父亲张景泉由于冬闲没有活计，在村里的街上玩耍，被一群“二鬼子”拿着枪抓走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同村的其他三个人。据她的父亲回忆，他们被抓走时家里人根本不知道，然后被带到了历城县(现在的历城区)县政府大院的一间屋里锁了起来，当天下午就被押上卡车送往青岛。到了青岛后，被关在了日军劳工所里，院墙上有电网，根本无法逃走，有许多冒险逃走的全被打死了。在青岛停留了三天，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一个窝头一块咸菜，吃了饭就由“二鬼子”押着去挖土。三天后的晚上，一千多人被押上开往日本的船，其中就有她的父亲，当时他才17岁。第二天夜里,船在大阪靠岸，然后去了长崎，他们被带到了三菱矿业挖铜矿。早上5点起来开始下井干活，天黑才收工，每天工作时间大约十四五个小时，劳动强度非常大，时间又长，而且吃不饱。天天累得腰酸背痛，干活稍慢就会遭到毒打，有一次她父亲感冒了，发了烧，浑身无力，不给药吃，不让休息，还得继续下井干活，由于体力不支，干活慢了一点，被日本人领班拿起木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被打得眼冒金星，身上多处青肿，头上和鼻子上还流了好多血……类似事件不知道发生多少次。由于长时间高强度劳动，再加上严重缺乏营养，整个人看上去都变形了，腰弯弯的，四肢和躯干都瘦瘦的，没个人样子……父亲告诉她，在日本做苦役的时间里，所受的罪、吃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活在地狱里面。在35家奴役劳工的日本企业中，日本三菱财阀的劳工是最多的。三菱财阀是日本四大财阀之一，以重工业和运输业为主，垄断了日本的海运业。太平洋战争期间，也是由三菱财阀运输战争物资。经过中方多年的据理力争，2020年12月7日，日本三菱公司终于向二战被掳山东劳工谢罪赔偿，决定以基金的方式补偿30名劳工遗属每人10万元。这也是日本三菱公司向山东劳工支付的首批赔偿金。

虽然这点钱无法弥补劳工们经受过的苦难，但至少让他们看到了正义的曙光，让我看到了坚持的意义。即便是这样，日本三菱的赔偿方案在我看来还是欠缺诚意的，也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维权之路依然漫长。

让历史不再沉默

这么多年的维权过程中，我深刻意识到了资料整理和保存的重要性。于是，我把这么多年来从幸存劳工及其家属那里听来的故事、搜集到的物证、查阅到的历史文献、购买的各类相关书籍等资料，一点点整理起来。我的家被越来越多的资料堆满，桌子上、柜子里、地上，随处可见。每一份资料，都承载着一段痛苦的过去，也寄托着劳工们对正义的期盼。

随着资料越积越多，我萌生了将这些繁复的资料系统编撰成册的想法。我想让后人能更全面、更直观地了解那段历史，让这些劳工的遭遇不被遗忘。

2021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我开始着手将手中的所有资料进行分类、筛选、编排。为了让资料汇编更具权威性，我联系了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他们对我的想法非常支持，并安排专业人员和我一起进行编辑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22年3月8日，《济南被日军掳掠劳工信息资料汇编》终于完成。

《汇编》共分为六个部分，包括被掳的济南劳工回忆信件及相关履历、劳工名单、山东三菱劳工及遗属登记表、索赔过程以及多年来的媒体报道和我的维权之路。书中夹杂着大量的老照片、手写书信、口述实录、证件复印件和信息登记表，写满了遭强掳劳工的血泪。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还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您为征集‘被日军掳掠劳工’资料工作所作的贡献，我们现已将您提供的电子版资料整理汇集成册，以供历史研究。特此致谢！”

汇编付梓后，我更忙了，我要把这本重要的资料“推销”出去，要让更多人看到这段历史、铭记这段历史。

我陆续将此书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省、市政协，省委、市委党史研究院，省、市档案馆，省、市图书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各区县和街道。现在，我书柜里捐赠证书摞得很高，看见这些，我就感到心里更踏实。因为当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历史才不会走向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