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丹心凝赋笔，屯垦史诗照西疆

—— 四篇《兵团赋》的文学特质与精神内核评析

作者：三 无

赋体文学自古便有 “体物写志” 的传统，以铺陈叙事之笔、对仗铿锵之韵，承载家国情怀与时代气象。万卫平、赵建东、陈培才、鲁亚光四位作者的《兵团赋》，虽同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书写对象，却各辟蹊径，或借拟人对话传情，或凭写实细节立骨，或循历史脉络溯源，在赋体的古典框架中注入兵团精神的当代灵魂，共同构筑起一部立体、厚重的 “屯垦戍边史诗”。

一、各擅胜场：四篇赋作的差异化艺术表达

四篇作品虽共享 “兵团” 母题，但在结构谋篇、语言风格与叙事视角上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如同多棱镜的不同切面，分别映照出兵团历史、精神与成就的不同维度。

（一）万卫平《兵团赋》：拟人对话添灵动，情感共鸣破壁垒

万卫平之作在形式上最具创新性 —— 以西域特有植物 “胡杨” 与 “红柳” 的对话开篇，打破了传统赋体的庄重感，赋予文本以灵动的叙事视角。红柳 “为兵团繁荣发展而歌”，胡杨则追问 “焉知昨日之艰辛”，一赞今朝、一叹往昔，在问答间自然串联起兵团的 “苦难与辉煌”。

这种拟人化手法的妙处，在于消解了 “史诗” 的疏离感：当红柳唱到 “沙枣花以为媒兮，轮洞房娶新娘；减衣领以建厂兮，披麻布以为裳”，当胡杨叹及 “掘地穴以当房兮，铺麦草以作床；蘸盐水以充饥兮，尝野菜而身亡”，这些充满生活细节的描写，将兵团人的 “艰辛” 从宏大叙事落到个体命运，极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此外，文末详尽的注释（如晁错 “募民实边”、左宗棠 “肩抬棺板”），既补充了历史背景，又让赋作兼具 “文学性” 与 “知识性”，成为连接古典与当代的桥梁。

（二）赵建东《兵团赋》：写实细节立筋骨，地域特色显鲜活

尤为点睛的是结尾的七言诗：“沐雨经风六十年，初心逐日胜从前。横枪立马驱宵小，继往开来写壮篇。埋骨何须到桑梓，牛眠亦可在兵团”，以诗歌的凝练升华赋体的铺陈，将兵团人的 “家国情怀” 与 “扎根精神” 推向高潮。这种 “赋 + 诗” 的结构，既保留了赋体的恢弘，又增添了诗歌的抒情性，让作品兼具 “筋骨” 与 “血肉”。

（三）陈培才《兵团赋》：辞藻铺陈见雄浑，历史纵深显厚重

陈培才之作以 “历史 — 地理 — 奋斗 — 繁荣” 为脉络，开篇即破题 “屯垦戍边，定国安邦”，从西汉开先河、大唐成规模、满清复兴，到 “独今朝而隆昌”，以极简的笔触勾勒出屯垦制度的千年传承，为兵团的存在赋予历史合法性与文化渊源。其地理描写尤为壮阔：“北耸阿尔泰山，南矗昆仑莽莽，天山横贯东西，盆地分卧两疆”，寥寥数语便将西域的广袤与雄奇铺展眼前，为兵团人的奋斗提供了宏大的空间背景。

在语言上，此赋深谙赋体 “铺采摛文” 的精髓，对仗工整如 “剿匪平乱，蹈火赴汤；扶危济困，慷慨输将”，排比酣畅如 “掀生产之高潮，轰轰烈烈；涌建设之洪波，浩浩荡荡”，辞藻华美却不空洞。尤为精妙的是意象选择 —— 以 “红柳耐盐碱而秀发”“胡杨抗风沙而挺生” 喻指兵团人的坚韧，将自然物象与精神品格无缝融合，让 “艰苦奋斗” 的抽象概念变得可感可知。

（四）鲁亚光《兵团赋》：纪实叙事存史志，制度演变见初心

鲁亚光之作更具 “史笔” 特质，以时间线为轴，精准勾勒出兵团从 “部队转业” 到 “正规国营” 的制度演变轨迹。从 “一九五四年岁，决成生产建设兵团” 的关键节点，到 “供给制消，全民所有制企业现；工资制始，引无数支边青壮还” 的细节记录，再到 “三中全会春雨，化润天山北南” 的时代转折，作品摒弃了过度的辞藻修饰，转而以扎实的史实、清晰的政策脉络，还原兵团 “从军事建制到生产实体” 的转型过程。

这种 “纪实性” 恰是其独特价值：它不仅是文学创作，更像是一部浓缩的《兵团制度史》，将 “屯垦戍边” 从抽象口号落实为 “大兴生产运动”“解决粮棉问题”“兴办骨干工业” 等具体实践，让读者得以窥见兵团如何在 “治百业凋零困，理物资奇缺难” 的困境中，一步步筑牢边疆发展的根基。

二、殊途同归：四篇赋作的共性精神内核

尽管四篇作品的艺术手法各有千秋，但在精神内核与主题表达上高度一致，共同诠释了 “兵团精神” 的深层内涵，构成了相互呼应的 “兵团叙事共同体”。

（一）历史维度：追溯 “屯垦戍边” 的文化基因

四篇作品均以 “历史溯源” 开篇，从西汉晁错 “募民实边”、张骞通西域，到唐代屯垦制度的鼎盛，再到林则徐 “皇渠广延”、左宗棠 “抬棺征西”，清晰地梳理出 “屯垦戍边” 是中国治理西域的千年传统。这种历史追溯并非简单的 “怀古”，而是为兵团的存在赋予文化合法性 —— 兵团不是 “无源之水”，而是对 “定国安邦” 历史智慧的当代传承。正如陈培才所言 “开先河于西汉，成规模于大唐，至满清而复兴，独今朝而隆昌”，赵建东所写 “屯垦而守，肇始于西汉；垂拱而治，绍衍于大唐”，均在强调：兵团的 “屯垦戍边”，是历史的延续，更是时代的创新。

（二）精神维度：颂扬 “艰苦奋斗” 的生命韧性

“艰苦奋斗” 是四篇赋作共同的精神底色，但各有侧重：万卫平以 “蚊虫如云”“赤身耕耘”“泥巴糊身” 写兵团人的 “坚韧”；赵建东以 “凭吊死亡海，喟叹老兵之艰” 写兵团人的 “牺牲”；陈培才以 “知难而进，偏居风头水尾；让利于民，避舍肥土沃壤” 写兵团人的 “无私”；鲁亚光以 “节衣缩食，骨干工业兴办；整编合建，各项事业驰援” 写兵团人的 “务实”。

这些描写共同塑造了兵团人的集体形象：他们是 “握锄持枪” 的战士，也是 “植棉种粮” 的农夫；是 “破亘古荒原” 的开拓者，也是 “建城镇戍边” 的建设者。正如万卫平所赞 “伟哉兵团，时代先锋。世界惟一，中国独钟”，这种 “亦军亦农、亦工亦商” 的特殊性，让 “艰苦奋斗” 不再是单一的 “吃苦”，而是融合了 “忠诚、奉献、创新” 的复合型精神。

（三）时代维度：展现 “从荒芜到繁荣” 的发展奇迹

四篇作品均以 “今昔对比” 的手法，展现兵团带来的西域巨变：从 “烽火边关，羌笛长怨” 到 “石河子人间天庭、阿拉尔展翅鲲鹏”（万卫平）；从 “浩浩戈壁” 到 “绿茵如毯铺戈壁”（赵建东），从 “人稀地广”“黄沙漫天” 到 “工厂林立，企业云兴”（陈培才）；从 “百业凋零”“物资奇缺” 到 “三产同兴，生态优善”（鲁亚光）。

这种 “巨变” 的书写，不仅是对经济成就的赞美，更是对 “屯垦戍边” 政策有效性的印证 —— 兵团不仅 “守边”，更 “兴边”；不仅 “屯垦”，更 “富民”。正如陈培才所言 “屯垦兴则西域兴，边疆治则国家宁”，赵建东所写 “民族之和谐，犹如兄弟；兵团之新貌，已胜江南”，均点明了兵团在 “安边固疆” 与 “富民兴疆” 中的双重价值。

三、赋体新声：四篇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

四篇《兵团赋》的价值，不仅在于 “书写兵团”，更在于 “以赋写时代”，为古老的赋体文学注入当代活力，同时为兵团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载体。

（一）赋体文学的 “当代转化”

赋体文学曾因 “辞藻堆砌、脱离现实” 而在近现代式微，而四篇作品则打破了这一局限：它们保留了赋体 “铺陈叙事、对仗工整” 的形式美，却摒弃了 “为文造情” 的空洞；它们借用古典意象（胡杨、红柳、羌笛、天山），却赋予其当代内涵（胡杨喻指兵团精神，羌笛不再 “怨” 而 “扬喜悦”）。这种 “守正创新”，让赋体从 “文人雅玩” 转变为 “时代叙事工具”，证明了古老文体在表现当代题材、传递当代精神上的可能性，为赋体文学的 “当代复兴” 提供了鲜活样本。

（二）兵团文化的 “文学固化”

兵团的历史是 “用脚步丈量、用双手创造” 的历史，其精神多存在于口述、档案与实物中，而四篇《兵团赋》则以文学的形式，将这种 “活态文化” 固化为 “文本文化”。它们不仅记录了兵团的 “事”（制度演变、生产建设），更捕捉了兵团人的 “情”（家国情怀、牺牲精神），让兵团精神从 “口号” 变为 “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这种 “固化”，既利于兵团文化的代际传承（让后人通过文字感受兵团历史），也利于兵团文化的对外传播（让外界通过文学理解兵团价值）。

（三）家国情怀的 “具象表达”

“家国情怀” 是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但在当代书写中常因抽象而显得苍白。四篇《兵团赋》则将 “家国情怀” 落实为兵团人的具体行动：是 “将士义无反顾，叩石垦壤” 的坚守，是 “减衣领以建厂” 的奉献，是 “埋骨何须到桑梓” 的抉择，是 “守国门似铁壁之固” 的忠诚。这种 “具象化” 的书写，让 “家国情怀”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 “宏大叙事”，而是个体可感、可学、可传的 “精神坐标”，具有极强的精神引领意义。

结语

四篇《兵团赋》，或雄浑、或扎实、或灵动、或鲜活，虽风格各异，却共同以赋笔为犁，在文学的土地上耕耘出兵团的历史纵深与精神高度。它们既是对 “屯垦戍边” 千年传统的致敬，也是对兵团人铁血丹心的礼赞，更是对 “安边固疆、富民兴疆” 时代使命的呼应。当胡杨与红柳在文中 “起舞鼓掌”，当戈壁变为 “人间花园”，当 “埋骨兵团” 成为骄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兵团的史诗，更是一个民族 “守土有责、兴邦有我” 的精神缩影。这种精神，恰是四篇赋作留给读者最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