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瀚海八百里（下）

——关于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回顾

朱海燕

小题：天地间只有荒凉的世界，而没有荒凉的人生

荒凉中铸造的青藏人生，从整体上说是那么丰富、无敌，对谁都是一笔终身的财富。

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线路走向，并不是1955年慕生忠将军画在白纸上的蓝图，也没留下曹汝桢、庄心丹那一辈铁路人的脚印。当时制定的路线，是从青海湖南岸，经象皮山、都兰、香日德而至格尔木，由那里攀援昆仑直至拉萨。我们可把那条线视之为南线方案。

那么北线的既有线路是怎样形成的呢？决定这条线路走向的人叫张国声，他是青海省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1958年，在青藏铁路开建前，张国声向铁道部提出由南线方案改为北线方案的建议。这是一个决定青海未未发展的战略性建议。南线方案，铁路穿过柴达木南缘，那里查明的矿产资源不多。北线方案，经济优势明显：首先是1955年从都兰县析出的德令哈工委，正处在一个茁壮成长期，虽然是县级单位，但它扎根在“金色的草原”这块土地上，一个新生的城市正昂然崛起。

但是北线方案也有两个方案：一是现在的既有线，二是由德令哈向西南斜插，穿过大漠，避开锡铁山与察尔汗盐湖，经由察尔汗盐湖东部边缘，抵达格尔木。两个方案经过比选，前者胜出。

胜出理由：一是1956年3月，柴达木工委由格尔木迁驻大柴旦，是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相当于州、地级单位，作为海西重镇，理应拥有铁路。锡铁山距大柴旦75公里，交通优势明显。那里距冷湖、茫崖较近，有助柴达木西部的石油开发；二是铁路，穿越锡铁山、察尔汗盐湖，那里有丰富的矿藏。锡铁山是一座老矿，1725年（雍正三年）土法开采，工人是发配柴达木地区的军罪犯人。1861年这里设立铅局，规模居全国铅局之首。1957年正式建矿。铁路经此，铁路与矿山能发挥出应有的经济效益。1984年，青藏铁路通车后，锡铁山矿完成露天开采，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1988年，年采能力达到135万吨。另外，铁路沿线周边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矿产有111种，探明的约90种，矿地产711个，潜在经济价值达188万亿。其中钾盐、镁盐、锂矿、锶矿、石棉等8种资源储量居全国首位；盐矿、溴矿、芒硝等6种资源储量居全国第二；镍矿、硼矿等5种资源居全国第三。

北线方案比南线方案线路虽然长100多公里，但它的运能条件与资源优势，决定青藏铁路必须从地理上来个舍近求远的跨越，以探索资源丰富的梦境。

于是，兰州第一勘测设计院按照铁道部的决定与张国声的建议，派出由吴自迪为领队的踏勘队，对北线进行踏勘。北线从德令哈与青新公路分开后，由托素湖经亘古无人的荒漠直插锡铁山。这段191公里的荒原，此前是否有人涉足，不得而知。所知道的是，吴自迪的踏勘设计团队，是第一批走向这片荒原的铁路人。

他们在此九死一生的经历可以简略，但缺水的事实必须用两行冰冷的文字记载：他们一路走来，到饮马峡已经缺水3天了，没有水，西行的踏勘就会坍没。只有拥有生命之水，与残酷的自然和无尽的困难才能拼死搏击，斗志才能愈发坚韧峻厉。为了找水，吴自迪等只好离开踏勘的线路，向西北，向50公里外的青新公路走去。走了20公里，发现一个不死不活的带型草原，那里有一处断崖，一股清泉突突地冒出。这时，心理上那种与死亡的对峙和相持，轻松地放下了。他们在踏勘的图纸上将此地写下“泉吉峡”三个字。至此，这三个字剂进了中国的地图。这生存状态和严酷生命力的坚挺粗豪，在寻找生命之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时间的长河东去，但泉吉峡水的故事却连绵接天……

1975年，铁道兵33团从西进的蓝图上接过由托素湖至锡铁山铁路的建设任务，他们必须从深深埋沉的历史中，捞出维持生命的那口泉水。前遣团团长陈孔安到兰州铁道第一设计院，找到最初绘制蓝图的设计大师吴自迪，吴自迪告诉他，只有把团部设在泉吉峡，方能导演出青藏铁路恣肆张扬、快如疾风，天马行空的建设动感。吴自迪说得平静，但泉吉峡，却有着33团事业的高山峻岭，亦有理想的长川激流。

1975年暮春，33团一支小分队在先遣团团长陈孔安和政委孙有礼的率领下，在几百里干渴的戈壁荒漠中找到那脉泉水，这里距铁路工地还有20多公里，虽有无限广阔，但只有这里才能立足安家。

后来升任中国铁建总公司党委书记的孙有礼说：青藏铁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建设，它是用热血、生命谱写的史诗，是伤痛和憧憬组合的交响乐章。那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超出人们的想象。最使人难熬的是艰苦的环境，六月雪，七月冰，一年四季皆是冬，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让常人难以挺住。但是33团4千多名指战员，像4千多棵绿色的常青树，把生命栽在这块土地上。那里没有春天，自己的军衣与领章、帽徽就是春天，且有绿有红。那里荒无人烟，自己的生命可以将自己催生为铁血英雄。

要感恩泉吉峡的那一脉泉水，没有它，几千名指战员就无法生存，那是方圆几千平方公里大地上的唯一，舍此再也找不到水源。为满足部队的生存、生活与生产，每天几十台水车，跑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把水从团部送到各个连队和施工工地。对人来说，它是生命之水；对铁路来说，它是施工用水。这水，滋养着修路人8年的奋斗人生；这水，溶进钢筋水泥，一寸一米延长铁路的里程。这水，是英雄之水，虽没有孕育出夏季青草的香气与冬日松柏的苍翠，没有孕育出上举的杏花与下垂的垂柳，但它给修路人与人修的路以从容和自信，使他们和这条钢铁大道有了足够的分量与高度。

但是，我又诅咒这水。这水是“生死水”，它含多少生的因子，就含多少死的因子。在它的波纹里有生命的雄健，也有死亡的枯骨。当33团的将士们喝这水4年之后，一支水文地质考察队来了，经他们检测，水里所含各类矿物质超标几十倍甚至数百倍。就是说，官兵已经喝了整整4年有毒的水了。但是，水对这方大地来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为把铁路修下去，明知这水不能吃，还得笑着吃下去。

一个个修路人没有老死，结果因吃这水，吃死了。一头头雄狮一样的汉子，用生命谱写一段风干的死亡史。

1977年5月，33团保卫股长吴其友回乡探亲，途中得病，死在了路上。从那时，一个早夭的时代开始了，工程师罗青长患癌症去世；作训股长王汉东患食道癌去世；工程师冯彦敏患肠癌去世；卫生队医生向玉山患肺癌去世；三营张忠礼患肝癌去世；宣传股干事陈先华患肝癌去世……怪病无情地追杀这批喝水的人，既便转业、退伍，病一直追随着他们的身体……张志文、俞宗林等等……都在疾病的追杀中亡命。

到底怎么回事？这片创造伟绩的英雄土壤，为什么没留住筑路的英雄们？辉煌壮丽的决战，为何总是对视着夺命的死神？

一个未解开的谜底，被“南昆铁人马鸿臣”的身体揭开了。有一年，马鸿臣在南昆铁路患了重病，组织上把他送到上海一家著名的医院诊治。一位国内享有盛名的医生提醒马鸿臣，病因源于多喝了不干净的水。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夺走生命的杀手，就是大戈壁上泉吉峡的那脉泉水。这些追日的夸父，都因喝这水而喝死在生命的途中。他们难以想象，为修青藏线，人们的意志力比任何想象的坚强还要坚强，在不亲身经历就无法想象的艰苦、艰难和不能生存的环境中，他们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具有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韧性和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对这夺命之水，当时，他们是那么珍惜：早晨几个战士用半盆水洗脸，然后存放起来，晚上用来洗脚，洗脚后，再洗衣服，洗了衣服，用来打煤砖。水给他们太多的留恋：留恋着青春，留恋着功名，留恋着青藏高原壮岁旌旗、风云际会的历史景场。即便人生老去，那夺命的水，仍然是一种自慰，是一种自欺，是一种心雄万夫、气吞山河的生命激情，更是一种永远不会生锈的不朽记忆。

那时，这可怜的水，居然走进战士的诗篇，把它看成大海。竟写在全团英模大会的欢迎词里：“欢迎英雄们，巍巍锡铁山向你们致以松涛般的敬礼，长长泉吉峡碧波荡漾，为你们高唱英雄的赞歌……”呵！呵！那笑声几乎笑翻了礼堂。虽是荒唐，但泉吉峡水，却走进不忘的历史涛声，伴随着立功的中天辉煌。团长回答得十分幽默：“安静，安静，是我们茶杯子里的水碧波荡漾……”呵！这文本的创造，包含着创业者极度藐视困难的乐观主义与扑天诗情。

因这水的作用，33团的指战员们下高原后，体检时90%的人心脏偏移。已是7师政委的孙有礼戏称：7师的人都是“偏心眼”，一门心思偏到事业上，而忽视了身体。

17局原总经理薛之桂回忆：一位连队战士的妻子来队探亲，不相信柴达木盆地缺水，战士们上工后，她望着茫茫戈壁上神奇的海市蜃楼，误认为楼群旁是一汪碧水，于是端着洗衣盆寻觅而去，越走越远，那湖泊像招魂的魔鬼，一直微笑着向她招手。战士们施工回来，见人没有了，脸盆没有了，全连出动去找，到半夜才将人找回。

20连一位班长，星期天拉一位新兵去大漠里散步，突然狂风大起、黄沙漫天，他们迷失了方向。全营出动众多人去寻找，第7天找到了那位新兵，他还活着。按照他提供的方位，找到了班长，他已经死了，嘴里含着一把骆驼草。他不是英雄，没有鲜花与悼词为他送行。但他是生命的扳道工，全团指战员因他的死，都把生命扳到安全的轨道上。他是河北沧州人，死后，亲人未到身边。因为家穷，自然也未把尸骨带回故乡，他的灵魂潜入无边的沙漠中，日夜聆听仰天长啸的风声……

思念儿子的父母，泪水长年追着西去的太阳。他们知道斜阳下有一片大地叫青藏，那儿的土地埋着他们的骨肉儿郎……

33团7连，在托素湖的西岸，沟壑纵横蜂巢般的无边湖畔，使连队小得像张扑克牌，鹰的眼睛都难以寻到。那里距营部27公里，距团部约250公里，不少战士入伍三四年，没去过团部。老兵退伍时，一位退伍战士给团长打电话，要求在离开部队前，能见首长一面，当了4年兵，连团长都没见过。第二天团长来到这个连队与战士们一起唱歌、联欢，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16连驻在锡铁山曲折迂回的山沟里。此地海拔3300米，主峰4000米，连队在主峰脚下的一片崖畔上，旁有一河，含有毒矿物质甚多，那水，连洗脸洗脚都不可。由于山高，终年见不到阳光，七八月间，山的背阴处铺满积雪，冬天气温要比3华里外的17连低四五度。连队战士写了一首《十六连》的诗歌：“十六连，埋在一堆数字里，藏在柴达木的被窝里，躲在锡铁山的指甲里，山高、谷深、九曲回肠，阳光被关死天上。这里太窄太小，几根钢钎的脚印，就是家的地方……”有一次发洪水，水送不进去，连队两天没有开伙。那时，薛之桂是司务长，他说，就是饿两天、忍两天，也不能吃河里的水，吃了，半天会病倒一大片……

生活单调得如一把黄沙。这里没有女性。女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是一道远在天边的风景。1977年，师部一位叫张淑敏的军医，到饮马峡为3营的指战员体检。在电影晚会上，她像一尊女神吸引住全营指战员的目光。放映前拉歌，指挥员指挥唱“我爱领章红，日夜放光辉，我爱军装绿，染得山河翠……”不知是谁，领唱一句，“我爱张淑敏，我爱张淑敏……”一人领唱，众人跟进。那歌声极度的嘹亮，回荡在茫茫夜空……

张淑敏立正站起，敬一个军礼，她说：“我是一名军人，更是一位女人。请让我此时此地代表天下的女人说一句：青藏线的铁道兵战士是最可爱的人……”

倘若月亮上真的有嫦娥，她会被一幕真实的情景感动。大千世界，女性并没有神秘的光环，而在这修路的茫茫大漠，女性却成为男人视觉与感情的“黑洞”，让修路战士失去正常的心智。那天，我是在场者、目击者，这一细节藏在我青春的美境中，让我震撼了一生……

那里没有春天。大柴旦邮电局职工卢代宽到33团团部当了8年的邮局代收员，送报送信。他从大柴旦带来一棵小杨树，栽在邮代所的门前，有洗脸水、洗脚水浇着，小树慢慢长大，有碗口粗。3营距团部18公里，几年没见过树木的战士，利用星期天，步行到团部看这棵树，只求摸一把春天的气息。无论天南地北，抱一抱树，就是抱着故乡，就是抱住亲人。8年之后，部队走了，卢代宽也走了，这棵树以它的死亡，伴陪战士泼在荒原上的青春……它死得壮美而永恒。

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一年有半年吃干菜。由于是计划经济时代，菜源不足，蔬菜要从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拉来，拉来后鲜菜变成干菜。汽车一连司务长顾成练回山东探亲，连队半个月缺菜吃。团长韩守智在大会上批评：“顾成练很胖，一说明他身体好，二说明他太懒，懒得连队没菜吃，三说明他偷吃嘴，把连队的菜偷吃了。”团长亲自点名，这还得了！探家归来的顾成练为组织蔬菜，连天加夜跑西宁、兰州、西安。押菜回来时，怕冻着战士，他坐在零下几十度的汽车顶上，回到连队，两腿冻僵，竟下不了汽车，留下严重的关节炎。

汽车一连副排长李闯庆，春节前回河北结婚，他坐在马槽车上，到西宁冻掉了3个脚趾头。在西宁住院期间，未婚妻来了，在病房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蜜月里，新娘的泪水流成小河。

33团电影组负责20多个连队的放映任务。连队分散在近200公里的线路上，为了让战士看上电影，他们一天要赶几个连队。白天在“三用堂”里放，晚上露天放。加上到格尔木、大柴旦、德令哈拿片、送片，每星期要跑800多公里。1年下来了，8年又下来了，他们放电影所跑的路程达32万多公里，延长度可绕地球8圈。放电影的老兵退伍了，新兵又接了上来。当他们一茬一茬地离开部队时，都得了一个共同的病——胃病。8年里，他们没有像正常人那样吃饭，每天都在途中，饥一顿、饱一顿，把胃闹得“天怒人怨”，一塌糊涂。

虽苦，电影组的人由于常跑格尔木、大柴旦，成为全团的“信息天使”。他们去大柴旦，听说大柴旦的人在寻找一个叫“南八仙”的地方。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说的是50年代，一支地质勘探队进入柴达木，这其中有8位是来自江南的姑娘，在勘探途中，遭遇大风，迷失了方向，最后一个一个地倒下了，直至香消玉殒。从此，大漠荒原中流传着一个“南八仙”的故事。究竟是传说还是事实，一直没有定论。所以，人们都在寻找“八仙”夺命的地方。团宣传股长欧元才是个文学爱好者，听到这个故事，他让电影组的同志制作一套幻灯，在放映前说明我们施工的地段，就是那8个姑娘鲜活生命画上句号的地方。虽然不能证实，但这个故事的确给人力量。可以走进人生，走进回忆，走进铁血儿女的铁血葬礼……

艰苦环境中发生的一切并非都是伟大的，但它的奇特，却是人们的意志与鼓点。

34团一个连队在察尔汗盐湖施工，由于生活太差，连长、指导员和司务长拿来一瓶罐头，在连部的炉子上做小锅菜。此事被排长霍世禄发现了，一脚踢翻了菜盆。霍世禄质问：干部为什么搞特殊化？这样带兵，能修好铁路吗？霍世禄的“造反”精神被反映到团里，团里一些领导的意见是；将霍世禄撤职，作战士复员。参谋长王宜强去调查此事。调查后，王宜强表态：我看应该处分的不是霍世禄，他和战士每天吃盐水煮黄豆，没吐一个苦字，天天起早贪黑在工地干活，连长、指导员躲在连部做小锅菜，怎么能带好兵？王宜强将霍世禄保了下来。20年之后，霍世禄作为17局集团青藏铁路项目的党工委书记，率队走上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越岭地段，创造了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的一段传奇。

我在17局集团4公司采访时，随手翻开4公司的简史，看到一行醒目的名字：欧宣荣，26岁；李国清，23岁；王新发，27岁；刘金存，19岁；车录义，18岁；杨家银，22岁；王仕平，21岁；孙长明，21岁；等等，等等，他们安葬的地点，都是一个地方：青海省大柴旦。其实，他们驻地距大柴旦还有75公里，生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不曾涉足那个地方。大柴旦作为信箱的代号，以博大的胸怀搂着他们长风豪雨般的生命英魂与史诗情怀……

1978年8月11日，铁道兵文工团走上青藏高原，为缺氧的一线指战员带来了精神的氧气。在哈尔盖一座露天舞台上演出时，狂风大作，将土坯垒成的银幕墙刮倒了，文工团员冯思毅、金牧不幸壮烈牺牲。在惨烈的打击面前，文工团没有退缩，他们勇敢地向昆仑进发，一边走，一边演出，他们的背影给人们一种铁色的感觉。轻歌曼舞的人，一旦触摸到青藏铁路便会获得一种无比的坚硬。

为建设青藏铁路，到底倒下多少人，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20局集团一份旧存的资料记载，牺牲194人；另一份资料记载牺牲201人；还有一份资料记载，牺牲300人左右，加上7师牺牲的108人，倒下的总人数约400人左右。若加上因患高原病，下山被高原病追杀而死亡的人数，总数不会在成昆铁路牺牲的人数之下。

战士们说：建设青藏铁路是我们这一代人西进的宣言书，为实现这一理想，只能拿命去拼。仅此一点，足以证明铁道兵这支勇武倔强、敢以生命投入，去赌信仰信念队伍的力量。他们在青藏线上，生命的意义，奋斗的目标，奔走的内核，行动的所为，都一一接受考核，每个人都经历了从精神到肉体的淘洗。

陈孔安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中，是33团总工程师、副团长，主持变更了十几项工程，为青藏线的建设节省了900多万元投资。他的父亲是厦门大学外语系教授，协助王亚南翻泽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伯父是厦大图书馆馆长，培养了著名数学家陈景润。陈孔安在青藏线干了8年，父亲希望他转业回厦门工作。父亲找到当年的同事——中科院院长卢嘉锡做陈孔安转业的工作。于是，卢嘉锡找到总政首长，总政首长找到铁道兵首长。陈孔安是走、是留，只有陈孔安自己定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