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高兴的一天
文/路遥
我从中师毕业后，回到我们县城的一所小学教书，捎带着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放寒假时，学校让我带回家去保管。
三十晚上，父亲吃了一老碗肥肉。用袄袖子抹了抹嘴，心满意足地拿起汉烟锅。吐纳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歌匣匣拿出来，咱好好听一听。”我取出收录机，放他爱听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用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黄山羊胡子。说到热闹处，急促的嗓音和繁密的三弦、快板声响成一片，好像一把铲子正在烧红的铁锅里飞快地搅动着爆炒的豆子。父亲情绪高涨，竟也跟着老韩嚷嚷起来，手舞足蹈，又说又唱。
看着父亲的得意劲，我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
他突然惊慌起来，连连摆着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我很快卡住开关，然后放给他听。父亲吃惊地叫起来：“这不是我的声音吗?”
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格外紧张地把腰板往直挺了挺，两只手把头上的毡帽扶端正，庄严地咳嗽了一声。
他突然像小孩子一样红着脸问我：“我说什么哩?”
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随便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噢!对了，冬天的时候，公社大搞基建，白天大干，晚上夜战，到了年底还不放假。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了个净光。我起先不敢跑，后来见众人都跑开了，我也就跑回来了。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一块烂被子，坐在炕上哭鼻子。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咱家里就更不能提了，咱们家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恨我，怎么这么无能啊!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进了县城，门市部的门却早已关了。过年，人家早下班了。我长叹了一口气，真想放开声哭一场。不过我来到后门，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敲门。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还敢不卖给我肉吗?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门。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我忙开口说自己是县上书记的亲戚，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胖头起先不相信。他打量了我半天，后来大概又有点信了。
“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我原来只想割二斤，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可是，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但那个胖干部还是明显地嘲笑书记的这个穷酸亲戚。他当然没说，我是从他脸上看出来的。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在街上，一个叫化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是高家村的高五，穿一件烂棉袄，和我一块当民工的。他老婆有病，本人已经熬累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
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给他撒谎说，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到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可娃娃们不行呀……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说实话，我可怜他，但又舍不得。我说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我随口说一块六毛钱一斤。不料高五咬了咬牙说，你给我分上二斤!你知道不，我当时想，一斤肉白挣八毛钱哩!拿这钱，我就可以给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买点过年的东西了。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
“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了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给你们几个馋嘴买了几颗洋糖。我一路小跑往家里赶，一路咧开嘴笑……
“真的，这辈子没有哪一天高兴过这一天。高兴什么?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毛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
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心情沉重地独自来到了院子里。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起来，空气里弥漫着祥和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选自《路遥文集》，有删改)
（本文作者路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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