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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不吃面条
作者‖周围
乡长不吃面条，全乡五十五平方公里的地盘上，可谓是人尽皆知，坊间还流传着各种段子，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版本：一说，有一年乡长驻村帮扶，吃住在贫困户家中，因为上顿下顿地吃面条，临到最后端上面条，他两腿肚子就发软，胃里直想吐。二说，有一次乡长撞见伙房的老师傅锅里捞面条，其中有一缕面条滑落到地上，只见老师傅不慌不忙地用筷子从地上挑起来，随手又扔进了锅里，最终也不知道盛到谁的碗里。三说，乡长近些年血糖和尿酸都攀爬升高，年纪大了呀，人就更加懂得惜命，而面条呈酸性，医生就建议他少吃细粮，多吃粗粮。为了自己身体健康，他只得遵从医嘱。
当然，不时还有其它零星的非主流的传言，活跃着全乡十七个村4万多乡民茶余饭后的氛围。见到乡长，大家就不免会产生好奇，“为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像一座山岭横亘在面前。有些比较熟络的市县领导一起吃饭，席间也不免会问起乡长为什么不吃面条，乡长或是装作没有听见，或是搪塞过去。说羊不吃肉，狗不吃草，没有啥理由。
但是，乡长不吃面条这件事千真万确！据大家回忆考证，近十年，乡里从来没有人见过乡长吃面条。乡长也很少在机关伙上吃，即使是在伙上吃，厨师也不敢给乡长上面条。有时候工作上的接待，即便主食上了面条，乡长要么说他已经吃饱了，不吃；要么让服务员换成米饭或是水饺。这倒是给“乡长不吃面条”更加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我大学毕业后，过五关斩六将，最后通过了公务员招录考试，被分配到乐水乡政府工作。我曾经在省市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豆腐块”，所以被乡长安排到办公室工作，负责写些公文材料，他的重要场合讲话和乡里重点工作方案，绝大多数都是经由我在电脑里敲打出来的。
我的办公室就在乡长隔壁，这样一来，工作中我和乡长接触打交道的机会，自然就比其他人要多一些。我和乡长单独相处的机会越多，我的好奇心也就与日俱增。有好几次，压抑在心头的那个问题，差点儿脱口而出。
最终之所以没有向乡长发问，是我来乡里这段短暂工作经历起了作用。乡领导经常讲，要摆正位置。而我呢？初出茅庐的学生，自然得谦虚些，不该问的问题坚决不问，特别是与工作无关的问题，更是要慎之又慎。
但是，这个问题彷如一根鱼刺卡在我的喉咙，一天不搞清缘由，就像那根鱼刺一天没有吞咽到肚子里。当然，这其中还有我小小的虚荣心在作怪。
随着我和乡长频繁地接触，私下里有人叫我“周秘书”，还听到了我和乡长是远房亲戚的传言。人言在一天天把我往上推，我自己也得借势往上蹿呀！试想，如果有一天，某人问起我“乡长为什么不吃面条呀”这等问题，我竟然回答不上来，那我与乡长之间关系的传言，势必一定会大打折扣，或是不攻自破，令人置疑。
想起这些，我内心就涌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可我知道，凡事不能操之过急。青蛙是可以从开水锅里跳出去的，必须用小火，慢慢地升温。而我也在乐观地评估，相信只要与乡长感情上一天天地升温，关系上再深入一些，肯定有一天乡长会亲口讲述出来。
怀着这样的一种信念，我整整等待了一年。这一年，问题还是问题，除了多出几条传言，仍旧没有得到令人信服和满意的答案。
而我和乡长的关系，随着交情深入，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已经由上下级变成了兄弟。私下里只有我们俩，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车里，乡长总是和我称兄道弟。这让我看到了我的前途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有一段时间不见乡长上班，我打他的电话，电话关机。问乡党政办主任，他半是揶揄半是傲气地说，乡长住院快一个星期了，你这大秘书当的！我也顾不上生气，耐住性子仔细打探，打探清楚后，我跑到附近的市场买了几样水果，搭上最近的一趟班车，立即往医院赶。
我在市医院住院部最偏僻的一个病房找到了乡长。
他像是换了个人一样，面黄肌瘦，眼窝深陷，目光呆滞。后来我才从医生那儿知道是患了肾功能衰竭症。我来到他的病床前，给他打了声招呼，就径直上前，走到他的床前，坐下替他掖了掖被子，埋怨他说：“乡长，你生病住院了，也不给兄弟们说一声！”我故意把“兄弟”这两个字咬得很重，因为把生病人当成兄弟，那感情才算得上真挚。
乡长眼里闪出一道泪光，他充满感激地看着我，慢慢吞吞地说：“兄弟们都很忙，我这住院也没什么事，免得大家牵挂。放心工作吧！”我坐在病床边上，并尽量按照他的声调和语速，聊起乡里的工作，聊起他的病情，聊起等他出院了之后计划落实的一些事情。
大约半个时辰过去了，我起身准备离开。乡长说，小周，没事就再坐会儿吧。说完，他用真诚而信任的目光盯着我。我只好对他说：“那好吧，乡长，我再陪你聊一会儿。”
乡长看了看门外，然后看了看我，一脸戚容，他突然拉起我的手，说：“我是个罪人呀！”
我敏锐地意识到，他即将开启的故事，必定与我一直期待的答案相关。这也让我内心涌出两个成语：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生活往往也正是如此，漫长的等待，最后在顺其自然中，迎来一个结局的诞生。
“那一年，我陪着县工作组，到油坊村二小队蹲点，组织开展“双抢”工作，噢，双抢呀，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工作组一行六人，吃饭安排在油坊村村长黄福喜家，晚上住在村里一座废弃的粮库里。我们起先是想单独开伙，可是正值‘双抢’，各家各户都忙得跳，三伏天天气炎热，大家也不想动，另外，工作组的几个年轻人又都不会做饭。最后，村里没有办法，就派饭到黄福喜家了。”
“一定是吃面条吧？”我仔细地听着乡长的讲述，故意把话题往我的兴奋点上引。
乡长说：“是呀，那时候穷，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吃面条，而面条做得最好吃的，要数油坊村村长黄福喜家媳妇做的手擀面。后来，我想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工作组才安派到黄福喜家。”
“黄福喜的媳妇我们以前没有见过，每次进屋看到的，是桌子上摆放着的两大盆冒着热气、铺满香葱的手擀面。闻到那整个屋子里弥漫的香气，饥肠辘辘的我们只顾抢着舀到碗里，围坐在桌旁‘呼呼啦啦’地开吃。”
“这期间，黄福喜的媳妇像是故意在躲避我们，从来没有见她现身。有几次县工作组的人说，嫂子天天给我们做饭，辛苦了，提出让黄福喜叫他媳妇出来一起到堂屋桌上吃，黄福喜嘿嘿笑着说，领导，可不能坏了我们乡下的风俗呀！娘们哪能上桌吃饭？你们是县领导，能吃她的面条，就算是我们全家人的福气啦。”
“于是，我们也就心安理得地吃着他家的饭，也忘记了有一个做饭的人。”
“有一天，几个人进屋都拿着碗抢着盛面条，我想趁着这个当儿去方便一下。黄福喜指着告诉我绕过厨房，最后面墙角是厕所。我随即往厕所跑。”
“从堂屋往后走，先是穿过一个天井，青石板上长着薄薄的一层苔藓，所以我小心翼翼地探着往前走。因为走得慢，脚步轻，所以整个院子显得非常安静。这时，我隐隐地听到有哭声从厨房里传出来。”
“我不由自主地朝着传来声音的那个窗户走去，并偷偷地把头往里探。”
“我看到了这辈子都不该看到的一幕！”
“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在昏黄的灯光下，赤裸着上身，身上，胳膊上，一片一片地粘上了白色的面粉。她一边有气无力地和着面，竟然还一边咒骂我们。”
“小周，你是不是觉得我可卑鄙？去偷看一个赤裸上身的女人。”我一个劲地摇头，说，乡长，你不是那种人！
“是的，我不是那种人！小周。这样告诉你吧，我真宁愿看到的是一个丰满圆润的的女人。我也宁愿被人骂成是流氓。可偏不是！那个女人的身子，像一具骷髅。”
“最关键的是，我真不应该在那儿继续窥听，她咒骂我们的话，让我一辈子都内疚。”
“乡长，她骂了你们些什么？”我急切地问道。
“她说……她说……”
“哎呀，小周，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我就要痛苦一次！”乡长情绪陡然激动起来，眼眶里滚动着泪花。我递给他一张纸巾，他接过后，手颤巍巍地揩了一下。我不再问他什么，只沉默地看着他的嘴，等他平静过后，从那儿再次发出不急不慢的声音。
“她咒骂我们说：什么世道呀！都是些狗屁领导！要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来侍候！这一住就十三天，还要在这吃下去！非要把老娘的家吃穷，非要把老娘的命耗尽！吃吧，吃吧，吃完这面条统统都去死吧！”
“我的心里一惊。脸上红一阵紫一阵的。我没有到后院上厕所，而是急匆匆地从天井穿过，却一不小心跌滑倒在地上，把那个空铁桶踢翻滚了老远。院子里传来‘叮咛哐当’一声。而我明显地感觉到，从窗户里透过一双眼神，正惊恐地盯着我后背。”
“就连晚上那顿面条，我忘了是吃了还是没有吃。”
“第二天，我当面向黄福喜核实一些情况，才知道，他媳妇两年前被诊断为肺癌晚期，身体一直很虚弱。以前工作组驻村，都是在黄福喜家吃饭，后来这就成了个惯例，没有人把她媳妇看成是病人。我非常委婉地把昨晚见到的一幕告诉了黄福喜，并代表工作组公布了我们的决定。”
“第三天，工作组开始自己做饭。工作组的其他几个同志非常不解，说那么好吃的手擀面条，为什么非要自讨苦吃单独开伙呢？”
“第四天，大清早。我正在刷牙。黄福喜急匆匆地跑来找我，他说，他媳妇上吊死了。我愣在那儿，牙刷半截杵在嘴里，一动不动，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见我一副惊悸的表情，黄福喜像是宽慰我，也像是宽慰他自己，说，都是病痛折磨的，她也活腻了，活着还不如死了享福。这怨不得任何人，人的命，天注定，是她寿数到了。”
“我不知道如何接腔，就小声附合说，嗯，嗯，你说的也是。这样她享福了。”
乡长缓缓地从故事里拉回到病房的现实中，他说，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吃面条。
乡长的故事讲完了。我终于明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段故事，或是仅属于自己的领地，我们没有必要挖空心思地要去探听，或不顾一切地要去占领。许多问题，只要不再被提及，随着时光的消磨，都可能被慢慢地遗忘掉的。
我想是这样的。乡长不吃面条的故事，我或许也会遗忘。
遗忘，一定是因为我不想提及。
作者简介：周围，原名周学齐，男，湖北红安人，毕业于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诗歌创作研究会会员，1996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解放军文艺》《中国诗歌网》《中国乡村》《今晚报》《河南日报《郑州晚报》等军内外报刊杂志发表新闻报道、小说、诗歌、评论300余篇，20余万字，多次在全国各类征文比赛中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