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第一大佛”建造年代考

何青友

大佛寺石窟造像，位于济南市青铜山大峡谷悬崖之上，1977年12月公布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石窟大佛造像，高9.05米,躯干雄伟,法相庄严,身着披肩式长衣,胸前博带左右下垂,两手作法界定印平置两膝之上。为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像。大佛是山东省现存最大的一尊石刻造像,有“齐鲁第一大佛”之称。石窟内还有菩萨、比丘等造像十尊（含菩萨冠顶化佛）。大佛的建造年代有隋、唐二说,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大佛应建于曹魏黄初年间(220-226),是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

在大佛石窟西壁有一则造像像主题记:像主亻芝 景晖、像主徐晃母王、像主高秋王、像主罗胜男、像主荣僧（方匕）。铭文无纪年，字迹清晰，只是个别字无法确定音、义。此像主铭文应为开凿石窟雕刻大佛时所留，是考证大佛建造年代的唯一文字依据。像主即佛像的出资建造人，因铭文无纪年，只能查考像主的所处年代。

济南地区隋唐佛教造像题记大多都有纪年铭文，青铜山大佛造像像主题记没有纪年，这说明大佛是隋唐时期镌刻的可能性并不大。题记不留纪年在早期佛教造像中较为普遍。济南千佛山、佛慧山隋代造像及神通寺千佛崖唐南平长公主、驸马刘玄意、赵王福为太宗李世民所造佛像，高度和规模均比青铜山大佛小得多。隋唐时期谁的经济实力和地位高于大隋皇帝、南平长公主、赵王福？能造、敢造9米高的大佛像？青铜山大佛建于隋唐的说法是缺乏历史背景依据的。大佛石窟西侧石壁最高处的两尊1米左右的造像时间已确定为唐天宝七载（748),监造者为上座僧元志。题记曰：天宝七载九月廿七日，上座僧元志敬造石像二躯，一降魔一弥陀，上为国王帝主，下及师僧父母、法界仓生，咸同斯福。上座僧以年德俱高，都是朝廷任命。元志应是大佛寺上座僧，其造像仅1米左右二尊，此时应是大佛寺的鼎盛时期。大佛寺现仅存遗址，应是以“大佛”命名的，先有“大佛”后有“大佛寺”，从开凿石窟镌刻大佛到寺院建立兴盛应有相对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这段历史时期应该远远大于隋代建立到天宝七年（748）的167年时间。从时间上来推断大佛建于隋唐的可能性也不大。隋唐时期史书保存相对完善，但无大佛及五位像主的记载。综上所述，我认为大佛建于隋唐的可能性很小。

开窟建造大佛，工程宏大，耗费巨资。可见五位像主的家族势力之雄厚，必为官宦之家，民间百姓无力为之。像主题名记中的“徐晃母王”意即“徐晃母亲王氏”。历史上姓徐名晃且有出资造像能力的只能是曹魏徐晃。徐晃(?-227),字公明,河东杨县人,三国时期魏国名将,初为右将军、都亭侯,后封逯乡侯、杨侯、阳平侯。徐晃作为曹魏的功勋人物，朝廷在其去世后定重金抚恤，徐晃母亲王氏为亡子徐晃造像祈福，也是合情合理的。从氏、高氏、罗氏、荣氏家族在汉朝也是名门。青铜山大佛所处悬崖如屏，高约60米，又称“日光岩”。悬崖顶部有明显雕刻痕迹，可见造像初期是计划将整个悬崖雕刻为大佛像的。徐晃母亲联合其他显贵要造大佛像首选之地应是济南，因为曹操曾为济南相，济南在曹魏时期的政治地位显而易见。青铜山作为泰山山脉余脉，石质适合开窟造像，大佛所处悬崖位置极佳，国内罕见，是首选之地。放弃将整个悬崖雕刻为大佛的计划，不应是石质和财力原因，可能像主考虑的是时间问题，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佛像的建成，不想工期太长。现青铜山大佛石窟顶部正好是上下岩层的叠加处，有明显缝隙，这对石窟开凿大为有利，缩短了工期。徐晃母亲之外的四位像主，从字面看应是高僧和显贵富庶信佛之人，其中“高秋王” 应是高秋氏与高王氏的合称，即高家秋夫人和王夫人，可能为高览家族的人。“亻芝 景晖”中“亻芝 ”应为“从”的繁体。“景晖”为字，罗胜男，从字面看或为女性，应为显贵夫人。荣僧（方匕）应是荣姓佛教信士。故以徐晃母等像主之名可认为大佛建于曹魏黄初年间（220-226）。

由于造像题记没有纪年，考古专家们多以其造像风格推断年代。我发现，青铜山大佛的造像风格是更加符合中国早期（魏晋）佛教造像风格的。中国早期造像的面相多为圆胖的脸型,形似汉人。服饰一种是偏袒右肩,一种是通肩大衣（两肩全被覆盖,看不出内衣）。菩萨像的服饰主要突出在头冠上，头冠有花髻冠、发髻冠和化佛冠三种。化佛冠是头冠中间安立一坐佛。青铜山大佛脸型似汉人、服饰为通肩大衣，菩萨造像为化佛冠，皆符合上述中国早期造像风格。 造像风格都是在前朝风格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完善，相近朝代的造像风格没有太大的区别。青铜山大佛造像的风格有些方面符合魏晋，也有些方面符合隋唐。造像风格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对有纪年造像总结基础之上的。依据造像风格考证建造年代应该说是间接的，造像题记铭文才是最直接的依据。

中国开窟造佛开始于三世纪即魏晋时期。三国时代的佛教中心,北以洛阳,南以建业为据点，北方的佛教造像已经形成风气。曹魏时期因曹操曾为济南相，济南在魏占有重要地位。佛教造像之风以洛阳为中心向北发展，首到之地应是济南。青铜山大佛应是佛教造像之风延伸到济南的最初杰作。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济南，传入后就应有造像活动，青铜山大佛应该是济南早期佛教造像的遗存。大佛石窟东壁的明嘉靖十五年(1536)的修窟门题记称大佛"昔述古也"，可见元、明时期应该没有镌刻造像活动。

青铜山石窟中包括大佛造像共11尊（含菩萨冠中化佛），镌刻年代大致分为五期，并有相关造像题记对应。一期开凿石窟镌刻大佛，对应徐晃母王像主题记。二期菩萨、比丘，对应窟门外东壁题记（已风化）。三期西壁中降魔、弥陀像，对应唐天宝七载（748）题记。四期四小像，对应“王蒲未息君撰”题记（无纪年，或宋）。五期西壁下佛像（轮廓），题记暂未发现。

曹魏时期徐晃母亲等五位像主出于对佛教的崇拜和为亲人祈福的目的，共同出资开凿石窟、镌刻大佛。晋代在距大佛七里处，以大佛命名的大佛寺建成,并于大佛石窟东壁镌刻菩萨、比丘像。唐天宝年间大佛寺上座僧元志造像二躯（西壁降魔、弥陀）。先有大佛，后有大佛寺，之后才有千佛山、佛慧山等处的佛教造像。北宋景佑二年（1035），大佛寺主持镌刻佛慧山“大佛头”（佛慧山大佛头东旁崖壁双塔之间碑记
　　“齐州大佛寺自景祐二年（1035）正月十五日，命匠人口三镌大佛头，至景祐三年丙子岁六月戊申朔毕”）。历史上佛教传入济南后，造像和寺院的建造轨迹应该是先到青铜山再到柳埠最后至千佛山、佛慧山。千佛山等近郊佛教场所是迎合城里官宦权贵礼佛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民间至今仍有大佛寺、神通寺和千佛山一体的说法。青铜山大佛可称“齐鲁第一”可见其在济南、山东乃至全国的佛教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