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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学忘我拼搏一生 ——怀念郭澄清兄 张 峻
感谢洪志的赠书，让我顷刻间打开记忆之书，翻找出澄清兄那一页，是那么清晰。
1962年的春三月，粉红的杏花含苞待放。
在河北保定饭店，我第一次与郭澄清谋面。在这之前，我是熟知他的大名的，并多次在《河北文艺》《蜜蜂》《新港》《河北日报》等报刊上，读到他的小说和散文。今得相见，亲切异常。他用力紧握我的手，摇着：早就知道你的大名，你还参加过1956年的全国首次“青创会”，出版过小说集；近些年好像见不到你的作品了。他这直率地一连串发问，让我有点脸热，忙说：是，是啊，一言难尽啊！这次会议若不是庆田同志打电话找我们宣传部长，我真的不想参加……
哦？他愣然。
在后来的交谈中，我还是直率地把停笔的原因告诉了他。一个字，就是“怕”！“反右”运动吓坏我了。我16岁入党，最怕因写小说祸及家小，决意与文学诀别。为此，我把订的文学刊物都退掉了，怕是读别人作品引起写作欲望……可是，这次短篇小说会，承德地区没有合适人选，主持会务的张庆田同志（庆田和我一起参加过全国首届“青创会”）就想起了我。我在电话里明确地告诉他：我已经搁笔了，不去开会了。他就锲而不舍地给承德地委宣传部长汎竒打电话。汎部长就在电话中劝我：省里点名让你参加，你不想写也去听听会议精神嘛，回来给承德作者们传达。这样，我就无话可说地来到保定。会后，用郭澄清、申跃中的话说：亏得张庆田锲而不舍，让张峻“东山再起”了！
保定短篇小说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前省文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编印了多本中外有关短篇小说创作的参考资料；请来艾芜、魏巍、侯金镜、康濯、李满天等到会讲课。老作家们也都做了充分准备，多位都讲一整天，其他作家至少讲半天。特别是老作家们都讲到：作家要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讲古代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讲司马迁和鲁迅，并围绕着中外作家如何写好短篇小说这一课题，从生活、思想立意到艺术技巧，充分阐述与探讨。但与会者并不多，每个地区最多两位，承德只我一人，总共不到20位。研讨中，大家围绕着如何提高短篇小说创作，强调作家要勇于揭示生活真实。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干部作风问题，很自然地讨论起歌颂与暴露的界限把握。这时，澄清兄高声坦言：我是歌德派！我要永远歌颂！我这个苦孩子出身，是党和毛主席培养我拿起笔，我心里的人物多是好干部，揭露、抨击生活中的问题，也要靠好干部，立足点还是歌颂，这有啥矛盾呢？关键在立足点！他的发言理所当然地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那是一次激发创作激情、探讨短篇小说艺术的会议。边听报告边座谈，竟开了25天，并且提出：与会者每人必交一篇短篇小说。因为《河北文学》5月和11月要出版两期短篇小说专号，每人必写一至两篇，并限期交稿。我的记忆中，澄清兄那次会议收获巨大，不仅小说专号有他的作品，那一年也是他的创作大丰收年。他于1963年9月出版的第一部短篇集《社迷》收入的15篇作品中，有12篇写于那次会后的9个月中；其中有3个月发表了两篇小说。著名的《黑掌柜》就是那次会后的8月发表在《大公报》上。这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社迷传》，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公社的人们》等，他的新作品井喷似的涌现。那年的短篇小说会后，澄清兄文学创作达到了新高，无论数量与质量。
会上会下20多天的交谈，相互的情感加深，更加关心文友们的新收获。那时《人民日报》逐期登载省级以上文学月刊的作品目录，澄清兄的新作屡见不鲜。
再次与澄清兄相见，已是1964年的春天。那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省文艺创作会议，500多人集聚保定饭店。我报到后即打听沧州地区作者的房号，自然是想和澄清兄等好友见面。只可惜，见面后的第二天，就接到我父病亡的加急电报，不得不离会。
转年8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与澄清兄相会，纯属偶然。当时，我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给《人民文学》杂志社改稿。那天下午，忽然接到浩然兄的电话，约我到当时京城有些名气的餐饮老字号“灶温”聚餐，并故作神秘地说：都是你的老朋友，来了你就知道。我如约而至，果然异常惊喜。除年余没见面的澄清兄外，还有内蒙古的张长弓、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诸有莹。几位老朋友相聚，兴然握手言欢。席间，大家都真心赞扬澄清兄近年创作大丰收，他也毫不隐晦地谈自己的创作计划。我暗赞郭兄的豪爽，在出版社编辑面前也敢坦露真言。尽情笑谈中，不觉已到深夜10点多，因诸有莹的驻地较远，欢聚才依依不舍地离散。
初冬再次见面，已是远远的相望了。那是1965年11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规模最大的“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与会者超千人。只河北省（当时包括天津市）的代表就有60多位。那时澄清兄已是山东省代表，他在大会主席台上发言，我在会下倾听。记得他讲党组织怎样使一个穷孩子拿起笔写作；讲他怎样和群众打成一片，深入生活；又怎样以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提炼创作素材，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这也是那次会议的主调，当时已在全国掀起“学毛著”高潮。因为会议代表众多，河北与山东不属一个大区，没住同一饭店，我们都遵从会议的严规，没能见面，只在电话上互叙“灶温”欢聚后的别情。
我们离京时，北京街边的垂柳已枯叶霜黄地飘飞。
转年掀起的“文革”风暴，我俩的命运又何其相似。都被冠以“周扬的孝子贤孙”接受批判。再次见面，是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小间宿舍里。大概是1975年四五月间吧，具体时间说不准了。我去北京改稿，从浩然那里得知，澄清兄在人文社修改长篇小说《大刀记》。我真高兴！1965年一别，不觉相隔10年，渴望尽快见到他现今的模样。敲门走进那一床一小桌的房间，惊怔片刻，他那稍显苍老的脸儿太瘦了！可他依然兴致勃发，握手依然那么有力，连说：10年，10年啊！咱们怎能不见老？当他递给我纸烟时，我摆手并掏出烟斗。他眼睛一亮，抬手就把那烟斗抢了过去，说了声“我喜欢！”就不给我了。那是紫檀木色的“老鸹眼”根疙瘩挖成的天然烟斗形状，是燕山老峪一位朋友送我的，已经用了5年，日久已摸得光亮如玉，真有点难舍；但看老郭那爱不释手的样子，就说：你真喜欢就留作纪念吧！他拱手道谢。不知这个“念想”他留存了多久？
那天，他兴奋地讲起，“文革”后期，他怎样艰辛地完成三卷本巨著，以及眼下修改中的困惑。他的难处我十分理解，我当时为纪念毛主席根治海河题词发表10周年，也“遵命”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擒龙图》，拘于时代背景，也多有难言之隐。
临别时，我送他一本随身带的《擒龙图》，并签名留念。时隔半年，他也将亲笔签名的三卷本巨著《大刀记》寄给我。当时，在我的藏书中，这是一部极受欢迎、朋友们借阅最多的大作。我知道，这是澄清兄苦洒心血的结晶，真为他高兴。之后，有关他的传闻时喜时忧。直至1989年初秋的一天，郭兄的亲侄子郭洪 来石家庄，才得知其艰辛握笔一辈子，已泪别他喜欢的文学大道。
澄清兄，我想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