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的刘玉堂
也 果
第一次见到刘玉堂是在二零零六年夏天。一行人来临沂采风，见面之后在走廊合影。光线偏暗，闪光灯把人的脸照得发亮。当时，刘玉堂穿了一件淡红色的短袖衬衣，头发垂在额前，人很精神。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临沂大学更名，我向他约稿。十二月六日，收到他发来的文章，“总有一些好事值得庆贺”。言辞朴实、真切。他说：“沂蒙山有了自己的综合性大学：临沂大学！作为沂蒙山人，真地是从心里高兴，由衷地想表示一下祝贺与期望。”二零一一年春，再次在临沂见到他，获赠《乡村温柔》。与一年前邮件所言“女士”不一样，书中称呼“小妹”。二零一二年夏，在沂山，一群人站在刘玉堂的周围。远远地，他喊我过去。
我径直走了过去。在途中，除了发亮的面孔、淡红色的短袖衬衣、赠书留言，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一些事物就这么被时间不经意地串起。事后，小心翼翼地提起来时，发出深切而难忘的声响。在我的印象里，刘玉堂还呆在二零一四年。我记得二零一四年的刘玉堂。
那年九月，刘玉堂带着一路人马由济南往枣庄山亭。我从临沂独往，赴山亭行。第一次去临近的地方，满眼都是山。波浪般的山头，微妙起伏的地势。出行者乔装成一株潜行的草。济南往枣庄，乘高铁，极快。只有坐在大巴车上，才能一路握紧山亭的脉搏，倾听山谷回音。刘玉堂还是原来的模样。与初次见面相较看不出变化。每个人都在用一生塑造自我，成为世上的一处风景。听说此行人员是刘玉堂点将。活动之初，他非常认真地给山亭方面强调。作家采风也不是要马上写出文章，需要沉淀、孕育。所以要给他们时间。不要看这次没有作品，但是肯定会进入他们的视野，在合适的时机呈现。我的“山亭行”最后成文是三年后，入“齐鲁三叠”。
采风活动让人记住的是当地的风土人情，从此，对待某地饱含深意，也让同行的人变得彼此亲切。多年以后，还能在不经意间念及那场行迹。那年，刘玉堂穿一件中式短衫，气定神闲，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个人像树一样的生长，根植，拥有无形的力量，成为一群人的旗帜。在炊事班，我们一起坐在长凳上，手捧粗瓷碗，任凭时光倒流。在石桥上，一排人列队可以与桥一样长，眼里装满了那个正午的阳光。那一刻，我们融入世间万物，被途经的村庄和山川记起。在台儿庄古城，我们坐在戏台前，目光一致，投向远处的云烟。下午的光线从身后袭来，散发持久的温度。逝去的戏中故事复又萦绕，人间冷暖、离散聚合尽在其间。坐下来的时候，刘玉堂习惯双手抱膝，身体略微后仰，眼神笃定。影像在事后显现的魅力，一遍遍冲击着愈来愈坚实的记忆。
我曾经当面对他讲，他的名字起得真好。他说就是父母起的。济宁也有玉堂哦。他听了，咧了嘴笑，也不怪。在山东，一些名字是耀眼的。刘玉堂，王兆山，赵德发，苗长水。作为临沂人，我的骄傲变得有来历。作家与地域的关系如血脉和源泉，提供着文学生命的不绝动力。没有什么比自身拥有的特征更具优势、令人信服。刘玉堂与沂蒙俨然成了一组别致的景象，血肉相连，须臾不能分离。刘玉堂一经出现，身后就站着他的沂蒙山。在部队当了十四年海军的刘玉堂，还是沂蒙山人。他的口音里浇灌着的依旧是沂河的水。对沂蒙的亲近自然渗透到骨子里。最让刘玉堂耿耿于怀的是，沂源怎么能从临沂划出去。水是生命之源。自古以来，人类的栖息地便依水而居。区划自然以流域为依据，同一地区的风俗习惯宛如亲缘，割不断。临沂的命名里流淌着的就是那条大河。怎么可以把源头划出去了？！刘玉堂在众人面前表示，他就是沂蒙山人。在心里，他还是属于临沂。
刘玉堂说话带着十足的底气。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才拥有这样的风范。在任何场合下，真实成了一面镜子，让不同的人显形。刘玉堂喜爱抽烟。抽烟的姿态已然定型。他与手中所持的任何一支烟，高度默契，仿佛那是伸展的手掌自如的一部分，或者是奔向灵感的秘密小径。在升腾的烟雾中，他的思路辽远而澄澈。黑色的头发，丛林般浓密，自然地垂在额前。从来没有怀疑那种黑应该是染过的。印象中的刘玉堂就是这个样子。思路敏捷，意气风发，随时会吐露一段让人铭记的炽热的言语。有的时候，也会唱。记得有一回，刘玉堂来了兴致，在席间起身唱起小曲。滋味醇厚，有腔有调。那重重叠叠的唱词，被他一字一句的衔在口里，又悠然自得地吐出。着实令人慨叹。直到听闻别人也提及此事，才知道刘玉堂的小曲已经成为多少人难忘的记忆。刘玉堂自称“城里的乡下人”。这个以“乡下人”自居的作家，以独特的眼光看待各式各样的“城”。
刘玉堂对自己的书的评价——“是想让它书如其人，质朴、大方，同时又不乏情趣与可爱”。一个如此评价自己的人，无疑是真诚的。一个真诚的作家，一个有趣的人，他不会老。我们还会一行人挤成一排拍照，他就站在我们中间。他继续写着有口音的小说。把生活写成小说，把小说还给生活。属于他的这样的生活还在继续。我知道，刘玉堂住在济南，继续做“城里的乡下人”，也会去老家沂源县鲁村镇龙子峪村看看。他的面色红润，头发浓密，幽默风趣，有兴致的时候还会唱一段小曲。
2019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