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版的《果园城记》

——论王方晨《老实街》

（原载《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贺仲明   蔡杨淇

师陀的《果园城记》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作品通过叙述离乡人马叔敖回到故乡果园城的所见所闻，以多个人物故事为中心构建一座城的风情样貌和人文现实，表现了师陀对乡土中国的关怀与思考。时间跨过半个多世纪，当年的果园城已不复存在，但文学传统仍然在延续。王方晨的《老实街》就是这一传统的承继者之一。它的结构方式与《果园城记》相似，其叙述以不同人物互相交叉又独立成章，集中于一城一街和小人物的书写，注重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和传统文化的提炼，表达作者的现实关怀。如同《果园城记》中的“果园城”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一样，王方晨的“老实街”也不仅是一条街、一座城的人文招牌，还具有独特的时代文化内涵。

一

“老实人”是中国包括世界传统民间故事的重要人物类型，他们往往具有不懂变通、愿意吃亏的性格特征。虽然在这些故事里，老实人往往会最终获得幸福，但有时候也会因为太过老实而显得无用，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王方晨的《老实街》既继承了传统老实人的形象内涵展示，更重新思考了其复杂因素，结合地方人文精神与现实生活变迁，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生活的多方面问题。在作品中，“老实”不单单是个体的性格，更表现为一种文化品格，即以执著的方式坚守着传统道德文化。相比单纯以标志性建筑命名，或者是以地理方位命名的街巷，老实街带有强烈的精神倾向和明确的道德寓意。结合作品内容看，它至少具有这样几方面的内涵特征：

首先，老实街的“老实”蕴含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道德准则。老实街人深知“自古礼字当先”，这种“礼”的表现为弘扬道义，有清晰的是非观念和道德要求，言行举止都需要考虑礼的规范。因此，他们非常看重老实街的声誉，更愿意去维护老实街集体的道德文化，传承和保护老实街的道德信仰。“非要我们说出为什么，我们也只能告诉你，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老实街人。老实街居民向为济南第一老实，绝非妄也。若无百年老街的这点道德自信，其不白担了‘济南第一’的盛名？”[①]可以说，如传统大家族中的家训家规对个人施予的压力一般，老实是老实街人的道德要求与立世之本。反过来，老实的品格也给予了老实街人自尊与自信，使他们能够自觉坚守这种道德信仰。

其次，“老实”也包括着诚实守信、宽以待人的基本道德品格，它特别体现在邻里关系上。老实街各家大院往往住着好几户人家，所以邻里之间的相处之道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小说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老实街邻里之间互相了解的程度很深，彼此热络熟悉又互相尊重，不轻易闹别扭，有时甚至如自家人般相待彼此。虽然作品展示的多是生活琐事，但是其意义却是以小见大。老实街是老济南的心脏，也代表着现代社会中已经严重退化的传统人文精神与道德信仰。这显然是《老实街》深层的文化寓意。

当然，在外来者、新时代与新的文化背景下，老实街所坚守的道德文化并非没有受到冲击。事实上，作品充分展示了其依旧老实样貌下的许多品质变异，其中既有虚伪与背叛的一面，也有懦弱与走向边缘的一面。这些改变对老实街原有的道德光环形成了一定的解构，却也形成了《老实街》在思想上的复杂丰富性与内在张力：老实街既有对传统品格的坚守一面，又展现了人性的幽暗和复杂，对传统文化构成了坚守与批判的双重态度。

比如，白无敌为了阻止私生子斯先生成功寻亲，竟撒谎老实街没有姓穆的人家。这种行为当然与老实街的传统内涵构成了尖锐的冲突，是对老实街人自建的道德堡垒的无情解构。同样，左门鼻与陈玉伋的道德“较量”，也让读者惊叹老实人竟有如此的私心和手段。虐猫事件表面上看不是老实街人的行为，实际上却是老实的外壳遮掩了精明、残忍且虚伪的那一面人性。此外，作品还展示了老实街懦弱和无奈的一面。面对小流氓闯进老实街晃悠威胁，老实街人明显是怯懦的，他们只敢远远观察而不敢驱赶。甚至小流氓们在他们日常饮用的涤心泉里洗澡，他们也只是敢怒不敢言。人性充满着弱点，老实人也并非完美，《老实街》对人物和生活的多层面展示，非常符合人的真实性格。作品中的绝大多数老实街人，就像中国无处不在的老实人一样，在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影响下，于现实艰难中谨慎前行，左顾右盼。所以，王方晨称老实街本来就在维持一种“微妙的道德生态平衡”。[②]“微妙”与“平衡”，意味着不刻意塑造道德的绝对理想化，并在最普通的生活和小人物身上去观察和考验道德。王方晨拿着具有人文关怀的放大镜去寻找邻里生活中有意义的细节，不仅贴近生活，而且能够透过生活思索复杂人性与文化的关系。

在作品中，老实街道德内涵展示的丰富与复杂，来源于王方晨站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传统道德的清醒认识。作者认识到，老实街的道德堡垒不是坚不可摧的，这座“堡垒”还有很多的裂缝，经受着时代、文化、人性的多重影响和考验。但老实街人坚守的道德立场依然成立，因为其根基来自源远流长的传统道德文化。只是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老实的道德内涵不得不产生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王方晨在创作中也在为老实街与老实街人寻找位置：“在写作中，我给自己的人物找位置，也是在给我所要书写的乡村、城市找位置。这是一个用文字营构的世界，要见得到天，也要见得到地。小说里有句话：‘这样的一幕，幽暗，质朴，却似乎透出一种悠长的光芒，可以照彻老实街的往昔、今生和来世。’我们所描述的对象，不仅要有空间的位置，社会关系之中的位置，应该还有时间的位置。阴阳割昏晓。在作品中，时空的表现之外，甚至还能找得到阴阳。”（《老实街》后记）这就是王方晨于现世的立场给予老实街的定位，将老实街立于济南城心脏这样的高度。在各种考验与变迁之中，老实依然是老实街道德信仰中最核心的一环，残酷的现实和复杂的人性也不能彻底摧毁老实街的道德品格，反而丰富了其内涵，具有更广泛的时空意义。

道德与人性的复杂，或者说是怪圈，不仅是《果园城记》的疑惑，也是王方晨创作中一直关注的方面。王方晨延续了《果园城记》的小人物视角和对时代特征的观照，延续了自身创作的特点，在《老实街》中提出新的问题，即老实的品格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敏感、淡漠，人的精神焦虑浮躁，城乡矛盾问题突出的背景下，王方晨在知识分子立场上重新发掘与思考老实的道德现状。显然，《老实街》要打捞的正是历史与社会流变中，代表现代人品格的那些沉海珍珠，并以自己独特的人文视角观察老实人和他们生存的环境，洞察那深埋已久的人心。

二

选择一街一城作为探讨现实生活的切入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所青睐的。从《果园城记》《三家巷》到《繁花》，都是如此。《老实街》关注的也是济南城里的一条老街，它细致地展现了老街的老建筑、人情世道和民间生活，既具有独特的济南风情、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文精神，也表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

老实街就像果园城，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而是王方晨虚构出来的精神符号，代表了一批济南老街巷的人文精神。《老实街》里的编竹匠、锁匠、剪纸艺人和剃头匠，都是中国传统民间手艺人，还有专吃黄蘑鸡的媒人老花头和活了103岁的芈芝圃老先生等等，都是老实街上具有独特文化意义的人物形象。芈老先生就像老实街的“定海神针”，像传统大家族的“家长”一样照看邻里，得到老实街人的认可与敬仰。“老人”和老手艺代表着老实街和济南历史文化的传承，它们身上的历史厚重感也更能支撑起济南的精气神。但随着老实街的拆迁，老街巷和老手艺人受到现实社会变迁和拆迁的威胁。这些宝贵文化资源逐渐失去有历史积淀的载体，面临失传的危机。与飞速发展的科技进程和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相比，一条老街或者一位老艺人是微不足道的，被拆迁的街道更是数之不尽，最后的命运即被遗忘。王方晨对此的态度不仅仅是缅怀，还有反思，提醒读者关注现实生活中人文精神的式微与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

小说中，拆迁的存在对老街生活的介入感贯穿全文，就像《果园城记》的回乡情绪一样，成为小说重要的叙述观照和情感矛盾。开篇第一句“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如今都已风流云散”[③]，就提醒读者《老实街》所叙述的一切都是过去式，老实街的居民早已散落四方。这种感情基调与小说的叙述方式构筑了作品强烈的感情色彩。那些将要被拆掉的老街老房，是居民们祖祖辈辈住过的地方，深藏着他们个人成长的重要记忆。尽管如此，老实街人的反抗却完全是徒劳的。老实街人曾试图通过编竹匠的女儿鹅去说服做国际贸易的高杰，企望通过鹅与他的交情能使老实街幸免于难。但是，高杰是一个熟人，也是一个商人，人情无法阻挡老实街的拆迁。无论是人的情感还是记忆，都无法以市值来估价，反过来，也无法和经济效益形成比较。老实街的文化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形势相比，却没办法去求得任何幸免。所以，老实街即使是老济南的心脏也无法被保存下来。它绝不是个案，这是一种社会趋势：“近十年来，济南城消亡的老街巷、老建筑，多了去。从老火车站、八卦楼算起，哪不是政府一句话？”[④]这种无奈的表达在小说中非常克制，作者以非宣泄式的情感方式和生动的故事进行叙述，捕捉到商业经济潮流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以及人在这种现实压迫下的无力感。王方晨也清楚地认识到，随着老街巷、老建筑的消亡，老的道德传统与文化也在消亡，这是谁也无法拯救的现实。所以，他没有去构建一个反转命运的结果，而是试图在这种无奈之中寻找值得珍视的东西，将其价值进行展示和珍重。

在拆迁之前，老实街人过着每天去涤心泉汲水、串门聊天的生活。生活像泉水常涌常新，一拨拨居民也许迁走又入住，但是老实街的核心精神不会轻易消失。而拆迁一旦介入，老实街人的生活将会改变，拆掉那些房子，就等于拆散了邻里，拆散了他们的凝聚力。当老屋被拆毁、人被拆散之后，精神没有了具体的载体，就难以继续传承下去。

“我们难以阻止自己的遗忘，才过去十几年，老实街的一切就仿佛都已散入云烟。”人类都害怕遗忘历史，遗忘自己民族的根源。当老街巷、老建筑被拆除，当过去的生活与坚守的道德传统被遗忘，意味着它们的样貌或者其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无法再复制，尤其是其文化精神。面对这样一条代表“济南的心脏”和“人间道德的楷范”的老街被拆迁，老实街人在感到愤愤不平之外，也害怕自己会慢慢遗忘了一切。一想到离开老实街，离开涤心泉，“我们就不由心慌意乱，无处抓挠，像丢了魂。”[⑤]老实街人没有了集体的力量，没有了心灵的依靠，就没有了过去生活的文化底气。所以，拆迁改变的不仅是城市的地理格局，也是历史和人心的格局。

直到今天，人潮仍在不断涌入城市，过去的城市建设已经无法承载人口的大量迁入以及随之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一时的摧毁重建是很快可以看到效果，但是不断地拆迁重建能给我们留下多少精神资源？这种少数派的声音起码可以给予拆迁工作者与社会更多的反思。同时，拆迁的现实情况非常复杂，无法对其进行简单的否定和肯定。所以王方晨并没有直接对拆迁给予强烈的批评和控诉，而是从老实街的历史与人文价值来暗示对拆迁的态度，并以现实关怀的立场来讲述老实街的这场拆迁。

三

不仅是文学，在现实生活中，老实街也是当代版的果园城。或者说，过去的“果园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人口迁移和拆迁变成了今天的“老实街”。当代社会再经拆迁，未来的济南乃至世界也一定会继续蜕变，也许成为“北京折叠”，也许更加荒诞。而以文学探寻现实世界，王方晨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追求。王方晨将老济南民间社会的情态滴水不漏地表现出来，充分展现其创作中成熟的艺术技巧与人心的运筹。小说的叙述方式和风格，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情节逻辑，就是我们探寻老实街和王方晨创作世界的途径。

《老实街》有着独特的叙述风格。一是生活语言和民间口头语言的生动性表现，描写简洁，像诵读一样充满酝酿和舒缓的节奏。《老实街》每一处都可见济南当地的语言资源和生活精神资源，哪怕简单的词汇如“仨瓜俩枣”，也能体现地方生活情态和民间智慧。二是情感表达非常个人化，含蓄不露。与《果园城记》的“我”经常出现一样，《老实街》的叙述者也是“我们老实街”中的一员，其叙述过程中的观点与情感几乎代表了老实街人的观点和情感。所以，这位老实街人不仅知晓老实街及周边街巷的人情世故和邻里之间的大小事宜，他（她）更是一位老济南，知晓济南的历史人文与风土民情。身居故事时间与空间的中心，这位老实街人的叙述就有了说服力。另外，小说中的情节叙述与情感表达都运用了留白的艺术方法。关于虐猫案与陈玉伋的关系，以及陈玉伋为何死去，王方晨把判断交给读者；又如小葵的故意失踪与爆炸案中死亡的神秘女司机，也制造了联系但不点破；寻亲的斯先生与近在咫尺的穆大相遇却没有相认，父子关系也尚不明朗；小耳朵老婆近于全盲，儿子也得了自闭症，这家人却过得很幸福……好故事就是不说透，让读者的理解与想象也参与了故事的完成。生活也是说不透，《老实街》所写的仨瓜俩枣的生活，有王方晨自己的理解，又不脱离现实生活的逻辑。王方晨与老实街人都选择那种不随意评判的态度进行叙述，给予小说中对人性与现实更多的可能性理解。

在这种不随意评判的表现上，最突出的故事是关于编竹匠的女儿鹅。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在身份上的刻画比较突出，而女性形象在情感上的刻画更为动人。鹅的情感在青春年少与中年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从对青春的自信到对自身的不自信，鹅喜欢的男性与喜欢她的男性也随之变化。在未婚先孕生下小石头后，她从不透露小石头生父，并且在几段情感中，她都主动尝试接受，直到不再青春和年少，最终也孑然一身。这样一位女性超越了以往的“破鞋”形象，她的情感经历成为她人生最精妙的一笔。老实街的鹅不是红颜祸水，因为她是老实街的人，老实街人认为她是践石而生，以神话的不可解来解释她的怀孕。这自然只是王方晨在文本中的理想化处理，表达了老实街人宁愿编造神话来保护她这样一种爱，也是他给予鹅这个人物形象更多的延展。鹅是女孩、女儿也是母亲，小葵却更贴近一位女英雄的形象。从小聪明伶俐的小葵，长大后成为了电视台有名的民生节目主播，成为社会上为别人伸张正义的一份子。她放弃了爱情，牺牲了自己，为了保护老实街不被拆迁，最后自甘堕落为一个高官的秘密情妇。英雄与情妇集于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身上，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故事，是一场“弃的烟火”。从此小葵就是老实街的幽灵，在死亡之后她游荡在泉边，死也是老实街的鬼。这是王方晨书写的两位现代女性，一位孑然一身另一位惨烈牺牲，人间悲叹的声音在这里掷地有声。

和《果园城记》传统叙述方式相比，《老实街》采用了一些现代叙事手法，提升了小说艺术审美的寓意，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艺术张力由此体现。小说中一些描述性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性，如描写鹅发现自己的儿子被老校长抓住，以一句“老实街上暮云翻滚，发出烧焦的气味”就能形容这位母亲护儿心切的焦灼心情。并且，王方晨不满足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书写。《果园城记》的水鬼阿嚏只是一个传说，《老实街》民间社会中的神鬼因素却成为小说中的现实。这是《老实街》在现实主义书写上的一个异质点。即使这不是整部小说感情的着眼点，王方晨仍在小说可逸出的地方给予更多艺术手法的表现：

“我们亲眼看到石头并没能冲破芈老大的阻碍。他尖叫了起来。与此同时，好像有个黑黢黢的大家伙，扑通一声从半空掉到当街，在青石板上摔了个半死。它呲牙咧嘴地挣扎着撑一下胳膊肘，试图爬起来哩。我们还确信听到了纸扎店里的纸张所发出的簌簌声，它们好长一阵都没有消失。

“纸扎店外面，已经热闹起来，好像那些纸人呀，纸马呀，也都跟着站到街上来了。傍晚的空气里，还浮动着一些白色纸花的影子，不时地碰触到我们的面孔，竟然凉丝丝的。”

“谁能做到穿墙破壁？且莫答。反正一想那情景，我们身上就森然地起了层鸡皮疙瘩。再不能说他是气体，或者他有特异功能，他只能是一个鬼魂！他走进王家大院里去，邰靖棻抬头看见他，招呼他一声，他既没答话，也在父亲面前没有避让，就那样轻轻穿过父亲的身体，走进他家屋门内，连他父亲都不相信他刚刚从街上回来。他的房间悄无声息，就像空无一人。”

第二章这两处叙述具有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的神秘色彩。在这些段落中，王方晨基本停留在描写和叙述，并没有给予过多的情感评价。上引第一段是一种逸出，石头被芈老大抓住后，“大家伙”的出现和纸扎店的“狂欢”处理，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我们”也能碰触到白色纸花，和纸扎店的这场“狂欢”产生了联系，整个空间处在一种灵异的感觉中。上引第二段是小邰在失恋以后行尸走肉般的状态，他成为一个鬼魂，表现出其精神上的打击和偏离生活正常轨道的样子。他与恋人小葵的分开，有一部分原因是其父亲造成的。此时他非要从父亲身上穿过，将此事前因后果与两人关系连接起来。这一段现代叙事的技巧性就能够与故事自然地连接起来。在这些场景中，不仅能够表现出文学的艺术性，也透露出现实生活中的无常感和对神鬼的敬仰。对此，老实街人丝毫不觉得是愚昧：“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没听过嘛，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们信了，又咋着吧。”[⑥]所以，穆家兄弟被张树随口称为“阿基米德”的那一天，小说中花了不少笔墨去描写那些奇异之事；不知什么缘故，芈老先生的二儿媳和张小三的妻子忽然发疯，醒来却不知发生什么事。老常的照片洗成了一团乌黑，作者却要如此叙述：“那团黑就像我们的心沉在了深不见底的渊薮。”为什么成为深不见底的渊薮？且莫答。如果说人间的意味里还有一种独味，那就是用科学和理智解释不了的另一世界。王方晨的小说中把握到了这种意味，这也是他能力和野心的一种展示。

四

师陀写果园城不是简单地为了勾画一座城，那是他在战乱不断苦闷心境下的精神出口，更是为了探寻离乡人重返故乡的情感态度。《果园城记》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离乡人该怎么重新去认识和理解故乡？离乡人与故乡的关系是新的融合还是与过去的疏远？这是中国传统乡土小说的一个母题，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人生现实。《老实街》从现代城市的立场去思考，怎么重新认识我们城市中传统文化的精神领地和个人的历史记忆？怎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去理解每个个体与“我城”的关系？显然，王方晨提出的是“我们城”的新关系。作为济南的居民，作为“我们城”的一员，如何去思考“我们城”的过去、现状与未来？马叔敖们离乡又回乡，故乡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故乡对于离乡人来说却不再熟悉。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实街被拆毁后，在老实街长大的居民从此可能再无故乡可回，精神上也与记忆中的故乡越加疏远。广义上讲，这里的“乡”就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确立的“家”和所接受的乡土文化。对于老实街人来说，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只是一个地理环境，老实街才是“我们城”记忆中最具乡土意味的地方。这个地方非常注重道德信仰、人文情怀和人伦关系，它还没有沾染上过多浮躁的、焦虑的和冷漠的城市精神病，那里还留有他们的精神信仰和心灵依靠的一片净土。

但是，《老实街》所描写的济南已经是记忆中的老济南。人们在各种拆迁与重建后，对其最初的记忆也逐渐变得模糊。当代乡土精神在城市中已无太多容身之地，所以，老实街的拆迁也包含在这座城市乡土精神的拆迁进程之中。唯一还能够与济南的精神契合的，就是作为老实街人的道德品格。老实街人有很高的道德认同感，他们一直在努力建立道德自信，哪怕城市越来越繁华，人心越来越溃散，他们也在自己的世界里建造越来越高的道德堡垒。尽管秉承着仨瓜俩枣的生活态度并不大气，尽管人性的欲望也难以压抑，但老实街仍在人性与道德的模糊界限之间徘徊和挣扎。王方晨也坦言“自己是写了真的人。他们并不是道德的泥胎木塑，他们是有血肉的活生生的人，自然也拥有人类共同的欲望，那种欲望好像地下奔腾的大水，总有机会喷薄而出，道德只能约束，而不能消灭。”[⑦]《老实街》令读者感到具有真实与开阔的艺术性，正在于在作品中能够看到传统道德在现世的发展与转折，以及人性光辉背后的恶念和虚伪，看到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及其所带来的丰富的艺术世界。对此王方晨都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

师陀在《果园城记·新版后记》的序言中坦言自己在少年时期住过几年这样的小城，“后来每一回想，留下的印象总是好的方面少，坏的方面多。”[⑧]老实街和果园城一样，都不是现实生活的理想高地，反而是王方晨构建的一面现实的镜子，这面镜子透射出的反思比温暖多。《老实街》里无论是道德堡垒的构建还是传统文化的重生，最后都被自身本文给解构了，表明了作者在创作中不以绝对理想的立场去思考和建构现实生活。王方晨希望《老实街》不仅是济南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光辉的，还是幽微的。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希望更有当下时代的印记。文学能反映多少现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怎么去反映现实，王方晨的《老实街》和济南的关联有多深广，全在于他怎么去写。在王方晨的各种访谈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成熟。他不打算在小说中创造一个仿真的济南，他期望于借济南的地域与精神，去传递他对现实生活的看法。

尽管《老实街》在多处地方都表现出生活的无常和人文精神的失落，但是它依然坚守现实关怀的立场，没有表现对现实生活或者人心的失控。老实街人尽管压抑着自己的欲望，也在努力坚守属于自己所居属的自留地，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这也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真实状态。王方晨尝试将人性的复杂与道德信仰相结合，揭露虚伪的同时也有对道德的肯定和对生活的怜悯。有许多的不幸降落在老实街，也有许多的意外没有放过老实的人们，但是，他们还得继续以另外的方式生活下去。《老实街》的结局就有一种充满无常又怀有希望的寓意。在原题《大宴》的最后一章中，一众居民的无比期望吃一顿高级美味的散伙饭，最后无人落实，希望落空。锁匠卢大头准备多时的锁也没能送出去，最后还一个人在河边落了水，无比狼狈。他在落水之前“在泉边出了一会儿神，竟又想到这个夜晚，这个时辰，断乎每个老实街居民，都在跟家人围坐一起，安享一罐朴素的合锦菜。”[⑨]虽然拆迁让居民们各自离散，但是大家至少可以家庭团聚，像过去一样享用邻居唐二海家的合锦菜，邻里之情以另外的方式在延续。分离前最后团聚的愿望破灭了，但是卢大头还想起了合锦菜，那也是散伙饭的一种方式。老实的卢大头也就“了去了一桩大心事”，“一步步离开了最终发现自己无比卑微的幸许之地。”[⑩]他将选择回家品尝那份合锦菜，和其他老实街人一样。王方晨借大宴分散了最后拆迁境况的复杂与精神上的摧毁感，给予老实街人最后的希望，在拆迁事件以外寻找往后生活的意义。这种与现实和解的态度是开放的，更表现作者内心的一种通透和平和。

一些评论家认为王方晨的《老实街》是他创作的一次“转型”，相比王方晨过去的“乡野小说”，《老实街》的整体格局显得更为平和、冷静；相比王方晨其他以都市为背景的小说，《老实街》又更加集中表现一座城的文化品格，更注重表现世俗风俗与人情。王方晨在小说集《北京鸡叫》读书会上坦承：“我的都市不求追随现实的都市，它追随的是我自己。我的都市又在向老实街系列转换，不如说是向我们传统的文化风俗的转换，济南的老实街恰巧是我认为最适合的文化载体。”而在处理现实问题上，王方晨在创作观念与实践上也有所改变，他在《老实街》中对拆迁问题着墨不多，但对拆迁批判的情感却很浓郁。这也是《老实街》的写作策略，对于拆迁点到即止，对传统文化和难以言明的人性探讨更深。

[①]王方晨，《大马士革剃刀》，《天涯》，2014年4期。

[②]张晓峰、王方晨：《我看这世界，眼角总含着一颗清冷的泪滴》，《朔方》，2017年12期。

[③]王方晨，《大马士革剃刀》，《天涯》，2014年4期。

[④]王方晨，《大马士革剃刀》，《天涯》，2014年4期。

[⑤]王方晨，《花事了》，《收获》，2017年第4期。

[⑥]王方晨，《弃的烟火》，《山花》，2017年第8期。

[⑦]王方晨、李冰：《人心幽暗深不可测，但我将竭尽一生，取火照亮》，《莽原》2018年第2期。

[⑧]师陀：《果园城记·新版后记》，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⑨]王方晨，《大宴》，《芙蓉》，2017年第6期。

[⑩]王方晨，《大宴》，《芙蓉》，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