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对刘玉堂先生
逄春阶
2019年5月29日凌晨，我正在无棣县的一家宾馆里酣睡，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朋友的口气几乎是大喊：刘玉堂先生去世了！我说，别开玩笑。对方说，是真的。我大惊，一看表才5点半，我冷静了一会儿，6点钟，打电话给同事刘君，她低沉地说，是真的。
一下子，我懵了。
29日一天，匆匆采访，老不在状态，丢三落四。傍晚赶到利津，朋友专门设宴招待，我却没有胃口。
30日早晨5点，从利津打出租车一气赶回济南。上了车，我才告诉朋友，有急事中断采访。
下午一点半，在济南殡仪馆一号厅，我见到了玉堂先生，眼泪夺眶而出。我脑海里想着的是一起喝酒的画面，想着他发明的刘氏陪酒套路，想着主副陪交接仪式。
玉堂先生心胸开阔，他曾反复说过，文人一定不要相轻，一定要想亲，文化人在社会上相对边缘，不要相互拆台，要抱团共生，有啥过不去的？有啥不能坐到一个桌上的？年轻人邀请他聚会，他都参加。在他心里，没有这派那派，没有这过节那疙瘩，没有这处长那科长的官员身份。在他眼里，都是文化人，都在语言上费脑子，下功夫。
在酒席上，我曾有幸多次给玉堂老师当过副陪。他坐在主陪位置上，尽职尽责，一般带三个酒（偶尔也带四个、或者带出一瓶啤酒），敬酒之一，为友谊；敬酒之二，为祝福；敬酒之三，为健康。然后，他说：“小逄，来交接一下，干了！”我们主副陪，一仰脖子，一杯酒各自干了。
我获得了副陪资格，开始领酒，第一杯，为了文学……看看大家都尽兴了。他会说：“副陪啊，咱是不是该起驾了？”于是，起驾……
我心里一遍一遍地在说，玉堂老师啊，您怎么突然就走了呢？我的《雪夜泥醉》小说集还没出来啊？您2017年6月9日就给我写好了序言《不如及时一杯酒》。我这小说辜负了您的序言了。我太不及时！
我咬住嘴唇，我恨我自己的拖拉懒散习惯。
这期间，玉堂老师还问过我，小说集啥时出？我支支吾吾说，快了快了。
跟玉堂老师第一次接触，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交往已经超过20年。跟着他采风，先后去过临沂的各县区、潍坊诸城、淄博淄川区将军路街道颐泽社区等。最后一次是2018年7月22日,山东散文作家“进百镇,听乡音”采风活动在利津县汀罗镇启动。那天，玉堂老师即兴发言，谈了好多文学创作经验。
最后一次跟玉堂老师在一起，是在2018年年底的一个晚上，几个文朋诗友相聚，他主陪，我副陪。他喝了几杯啤酒。席间，他又问起了我的小说集。我说，快了快了，再等一等。
谁能想到，玉堂老师等不及了。他生气了，走了，不告而别。每念及此，我都心里不安。
我想起玉堂老师，也想起期鹏兄的忠告，不能等，不等等，再等，就等黄了。
我想我的老师……
我想听在酒桌上多次听过的玉堂老师唱的《小放牛》，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每次都期望他再唱一次。
但再也听不到了。
我还爱听他谈山东的那些老作家。有一次在垂杨书院的一个读书会上，他讲王希坚，他说，老头很可爱，有一次王希坚跟他讲了一个创作规律——文学的衬托：待要长，用刀割；待要甜，加点盐；待要囫囵，你破开它。大意是，比如一条鱼，很长，你就用刀割一截，让大家看，就能说明很长了，不用把整条鱼搬出来。你吃甜食感觉不出甜，加一点盐，就甜了，用一种味觉来增强另一种味觉。比如一块大玉石，很大，你就砸破一块，摆出来，就把囫囵的大，衬托出来了。
他接着用自己的经历继续解读王希坚的话：“上世纪的50年代中期，我大姐在我们村的农业合作社干社长，家里经常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工作队员。她来是试验和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干活的时候，就挽着裤腿儿，白嫩丰腴的小腿儿上经常沾着些泥巴，形成一种色彩上的反差，让你觉得沾上泥巴比不沾泥巴还要好看些。这就是待要甜，加点盐。大腿美，沾点泥巴。”
这样有趣的话题，再也听不到了。
我还请教过玉堂老师，怎样给孩子们搞讲座。孩子们不熟悉农村生活，讲起农村来，他们懵懵懂懂。怎么办？玉堂老师说，我也遇到过，你自己讲得绘声绘色，孩子听得一头雾水。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就提问，知道牛耕地的样子吗？他们说不知道，你就一点点深入浅出地回答，这样一互动，气氛就上来了。记得他给一个学校搞讲座，开口就是：“孩子们,我这一口的沂蒙方言,你们能听懂不,听不懂可以举手呀。”
我试着给孩子们讲，果然管用。
再遇到难题，我找谁问呢？
玉堂老师的“积累人物”思想，对我的创作启发非常之大。他说作家要重视积累。积累人物、积累生活、积累故事、积累人物细节。积累人物对小说家来说，至关重要。他说，1968年到东北当兵，想家，一开始是想家里的老房子、想胡同、想水井，想晒太阳的老汉子窝，想父亲，想姐姐、弟弟，然后是邻居，一直到全村的人，都想了一个遍。后来，他觉得匆匆过电影似的想，太快，遂改变了想人的方式，每晚只想一个人，集中精力想这个人的趣事，细节，言谈举止，相貌特征。等等。有时想着想着，就忍不住在被窝里笑起来，甚至笑出了眼泪。村里400多个人物，很鲜活地存在他的脑海里，这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积累了大量人物。我记得他说过：“小说家的使命是塑造人物，塑造活一个人物，就了不起。”我后来也跟着他学习，觉得写起小说来，就有了根，不再觉得飘了。
有一年夏天，他到诸城讲课，是应当代文学院王良瑛先生的邀请，我陪着去的。我记得他讲过小说《人印儿》的创作过程。当年，他去沂源一中上学，要徒步六十多里路，路过一个村庄，有道围墙是青砖砌的，围墙拐角的地方，墙面的砖，经过日晒雨淋，坑坑凹凹，那一个个凹里油脂嘛噶（土语，油汪汪的）。他感到奇怪。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到了下雪天，他又打那里过，见一些老汉蹲在墙旮旯里晒太阳，后脑勺就顶在青砖的坑凹上。原来油脂嘛噶的坑凹，是一个个老汉子的头油磨蹭的，一年一年，老农们就是这样打发着岁月。这一个个坑凹，给了他灵感，他写了《人印儿》。
玉堂先生干过近20年新闻，于是，他跟我们这些干新闻的人，就多了层亲近。他在部队干通讯报道12年，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还作为《人民海军》的特派记者到灾区采访。1981年，他专业回到老家沂源县广播局，干编辑部主任，一干就是7年。他说新闻工作经历，对创作帮助很大。他很佩服新华社记者南振中，南振中曾经到沂源县采访，玉堂先生陪过。他说，南振中讲过一个事情，他印象很深，就是麦收时节，南振中观察打麦场垛麦秸垛的场景，垛麦秸垛，不仅仅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有技巧，麦秸不是那么好垛的，怎么勾连，怎么铺垫，有经验的农民垛麦秸垛，简直出神入化。等垛完，看着矗在场院里的近乎完美的麦秸垛，很自豪，那感觉，就跟记者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一样。
有一次谈到新闻与文学，我说，新闻干长了，语言变得越来越干巴。他说，小逄，你要记住，文学创作毕竟不是新闻报道，二者的区别我是这样划分的，写阳光普照大地，叫新闻；写大地对阳光的折射或反射则叫文学。而文学又是人学，你还得遵循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走入人性，进入审美。
2011年2月16日晚，我跟同事于国鹏在西安采访了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陈先生请我们在西安美术学院边上的一个叫荞麦园的面馆吃了饭。席间，我问他跟山东作家谁比较熟悉，他就谈到了刘玉堂，说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写得好。回到济南，我打电话给玉堂先生，玉堂先生说，陈忠实说，要写一部死后可以当枕头的书，这句话分量很重。他还考证说，陈忠实的话，可能是受了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启发，电影有一个情节，列宁睡在瓦西里家的地板上,瓦西里给他搬来一摞书让其做枕头,他即将书分成了两类,并说哪些书可以做枕头,哪些书只能垫脚。所谓枕头书,就是需要认真拜读、仔细品味、努力思考并能流传久远的佳作。而垫脚的书,则是那些文风浮浅、思想轻浅、论述表浅的平庸之作。玉堂老师的这些话后来写进了悼念陈忠实的文章《忆忠实先生二三事》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玉堂先生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歌颂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文章，有一句话，给他强烈震撼，那句话是：“时传祥脸上永远带着想为你干点什么的表情。”
玉堂先生走了，我也记住了他脸上“永远带着想为你干点什么的表情。”
我还想起了李心田先生用打油诗对玉堂先生的评价：“土生土长土心肠，专为农人争短长；堂前虽无金玉马，书中常有人脊梁；小打小闹小情趣，大俗大雅大文章；明日提篮出村巷，野草闲花带露香。”
2019年9月22日，刘玉堂文学馆在沂源开馆，来了那么多的文朋诗友，唯独缺了玉堂先生。看着青山、看着纪念馆的房屋，我的心空落落的。耳畔回想着的，是他的爽朗的笑声。
求老伴画了一幅凌霄写意献上，我配上一首打油诗：“痴心红似火，散香天地间，我师先生意，举杯即成仙。”
玉堂先生给我小说写的序言，更多的是勉励，结尾却意味深长：
时至今日，我亦常想起《小王子》中的细节。
“你在干什么？”小王子问酒鬼。
“我在喝酒。”
“为什么要喝酒？”
“为了忘却。”
“忘却什么？”小王子动了恻隐之心。
“为了忘掉我的羞愧。”
“为什么羞愧？”小王子问。
“因为我喝酒。”
人前一杯酒，各自饮完。人后一片海，独自上岸。
希望诸君皆能品味到这本小说的醇香。
2019年12月1日济南耐烦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