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删除的地址和电话
张期鹏
在我的通讯录中，保存着这样一些人的地址和电话：吕剑、高莽、李心田、任孚先、朱德发、邱勋、刘玉堂。最近几年，他们都已相继离去，但这些地址和电话，我还会时常翻到。一翻到它们，往事就会浪潮一样滚滚而来，涌起，退下；退下，又涌起。这是一些用文字温暖世界的人，我的文学前辈。
新年第一天，当我在家中伫立，与窗外那株落尽叶子但又孕育着新芽苞的玉兰树静静相对时，我想到了他们。冷风吹着，阳光在枝杈和芽苞上跳跃。这是窗外最早迎接春天的一株树，初春便一树繁华，洁白，幽香。盛夏，又是一地绿荫，直到深秋。
2011年12月28日，也是这样一个季节，我在北京玉桃园银龄老年公寓初访著名诗人、《诗刊》创始人之一吕剑先生时，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寒风中的阳光和希冀。先生是莱芜人，我的同乡前辈。那一年，92岁的老人已经言语困难、行动不便，只能坐在轮椅上由人看护了。但他一听“莱芜”就两眼闪亮，一把抓住我的手，在手背上连亲了好几口。完全是孩子般的眼神，下意识的举动。他大概觉得，我的手上带来了故乡的泥土气息。
此后几年，我们交往甚多。他为莱芜文联《凤鸣》杂志题词，为我编撰的《吴伯箫书影录》题写书名；他把写莱芜的诗篇集成《我的童少年时代》出版，他欣然接受莱芜电视台采访。越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越牵挂自己的家乡。2015年1月2日，先生离开了我们。直到今天，他的温暖还留在我的手背上，留在故乡的山水之中。
我与著名翻译家、学者、画家高莽先生的交往，源于书。2014年，我的散文随笔集《做个真正的读书人》将要出版，好友自牧说请高莽先生题写书名。我以为自牧兄不过说说而已，因为实在有点高不可攀。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了高老的题签，还有一幅隶书斗方。一个让我高山仰止的翻译大家，就这样走进了我的读书生活。
2016年6月28日，我到北京农光里拜访他时，正值夏季。农光里院中那一架紫藤是多么茂盛。90岁的高莽先生幽默风趣，笑语朗朗。他与夫人都出生于1926年，属虎，书房也就命名为“老虎洞”。其实，他的家就是一个大书房，客厅里是书橱，卧室里是书橱，餐厅里也是书橱；桌子上、茶几上、沙发扶手上，甚至卫生间里，到处都堆着书、摆着书。这是一个以书为生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勤于翻译、写作和画画。是他，第一个把保尔·柯察金译介到中国，第一个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俄罗斯墓园文化；从普希金到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他所译介的俄罗斯、前苏联作家作品难以数计。他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友谊与和平”勋章获得者。
这位《世界文学》前主编，更用画笔为中国和世界众多文化名人留下了生动的面影。有趣的是，由于他的翻译作品多署笔名乌兰汗，绘画多署本名高莽，有人竟产生了为何让一个画家当《世界文学》主编的疑问。的确，他的画名很盛。在我与他交往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为我画了两幅肖像画，并为我们创办的垂杨书院题词，还为书院创作了一幅鲁迅像。2017年3月，我到北京取回鲁迅像时，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此后病情加重，10月6日深夜离开了我们。这幅画，是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幅水墨画。北京八宝山殡仪馆，我与他的众多文友、学生在连绵阴雨中与他告别。悲痛之余我感觉，先生可以放心地到天堂著书立说了。因为他在人间的功业已经完成，他所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足以长久地温暖大地和天空，温暖读者的心田。
曾经每年这个时候，吕老和高老都会收到我的新年贺卡，我也会收到他们的温暖祝福。天堂没有地址，我们好几年没有相互问候和交流了。我知道他们在那里一切都好，因为两位老太太也已赶去陪伴他们了；更因为天堂就是一座图书馆，他们可以在那里安静地读书、写书，不会再受到这样那样的“运动”干扰。他们自由了。那曾经的玉桃园和农光里，也在我心里成了一个象征。或者，更像一个人间与天堂之间的驿站、邮局。我可以通过那个电话、地址，随时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面影。
吕剑先生和高莽先生，离济南稍微远了一点，我要给他们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李心田先生、任孚先先生、朱德发先生、邱勋先生、刘玉堂先生都在济南，在英雄山路、在岔路街、在山师、在历山名郡、在八里洼，不远，还是去拜访一下好。我要去告诉他们，新年第一天，很冷，但阳光很好；更重要的是，窗外的玉兰正在含苞，很快就会开放。天上人间，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也都会好好的。
2020年1月1日于济南垂杨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