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路狂飙 老刘说内蒙

说到凉城，凉城真是个神奇的地方，Ta的神奇不光是鸿茅药酒，不光是岱海天池，不光是“十四冬”的滑雪场，也不光是五世达赖正式受封之地，更是因为Ta在史前时代标记着中华文明，凉城出土的“三足袋鬲”、“火种罐”，都是中华文明源头脉络上划时代的标志。

 

当然，凉城在我国考古学上，还有好多独特之处。鸿茅药酒配置技艺——“八步古法”，于2014年列入“第四批国家非遗名录”，非常有趣的是，虽然相隔数千年，但其八步六十九道工序及其折射出来的文化内涵，有不少都能从凉城本地化的史前文明中，找到一些影子。

 在我们惊叹于凉城史前文明伟大的同时，我们还应着重感谢内蒙古考古专家田广金、郭素新伉俪，以及日本考古专家秋山进午先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结合环境考古学方法，对“环岱海古人类文化遗址群”进行了发掘和研究，全景式还原了岱海地区数千年尺度的文明变迁。

 

— 01·三足袋鬲·中华文明的象征器物 —

 2013年，首都博物馆为纪念北京城建城3058周年，曾举办过一次文物展，其名便叫“鼎天鬲地”，谐音“顶天立地”。其后，北京每年都有各种类型的“鼎天鬲地”主题活动，甚至还有不少针对中小学生的研学项目。说到这里问题来了，“鬲”究竟何种讲究，竟然和“鼎”并立。

 

史学界甚至将中国古文化称作“鼎鬲文化”，其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从青铜器角度来说，“鼎”和“鬲”是并列存在的，但从源头上，“鬲”具有相对独立的演化谱系。更为重要的是，“鬲”为中华文明特有的器物，被专家们称作是解读中国远古文明的活化石。

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鬲”，都是陶制品，存在于4800多年前，出土地点分别是内蒙古凉城县老虎山、陕西扶风案板街和山东德州。这三家的“鬲”虽然都是同一时期，但鸿茅药酒老家凉城县的“鬲”，更有代表性，而且老虎山拥有全球范围内“唯一完整的鬲文物体系”。

 

在远古时代，“鬲（li）”是吃货们的最爱，因为这是一种陶制的炊煮器具。“斝（jia）式鬲”被认为是最早的鬲。其发展谱系是“尖底斝→圆底鬲→斝式鬲→三足袋鬲→肥袋足鬲”。凉城老虎山的“三足袋斝式鬲”的出现，改变了前一个时期完全以平底器作为炊具的历史格局。

 我们现在来看，好像这也没什么，但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发明是划时代意义的，因为涉及到人类更为高效的能量（燃料）利用方式，特别是在北纬40度，已经属于蒙古高原的高寒地带。这种造型最大的好处，是在火堆时代，将受热面积最大限度扩充，食物更易煮熟。

 

腿长裆深的陶鬲年代都比较早，可以直接支在地上，便于填柴引火。作为炊具，鬲在我国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消失，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灶台的广泛使用，其二是铁器的出现，二者结合起来，极大改变了原有燃料和能量利用之上的缺陷，“鬲”遂成为锅釜并被其替代。

 青铜器时代，鬲，既是作为炊具又是作为礼器存在的，随着时代变迁，其礼仪、美学和工艺价值突显，而实用价值消退。“鬲”属于典型的象形字，甲骨文中就有，当作国名和用作姓时念ge，表示器物时用li。“隔、嗝、塥、膈”，都是在“鬲”（足部中空）字基础上演化出来的。

 

— 02·甗和鼎·中华饮食文化另外两极 —

 鬲（li）有其优势，也有其缺陷，一是煮食谷物熬粥的时候相对容易糊，二是清洗起来不是很方便。中国古文化既然被称作“鼎鬲文化”，有“鬲”自然有“鼎”。我国“鼎”最早的雏形，出现在距今约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当中。在源头上，“鼎”与“鬲”一样，最初的功能也是炊具。

 

乍看上去，“鼎”与“鬲”长的很像，二者都综合灶和釜的功能，实际上区别也是明显的。简单来讲，鼎三足皆空就是鬲，鬲三足皆实就是鼎。二者在甲骨文中也长的很像。《尔雅·释器》里就说“款足鼎谓之鬲”，《梦溪笔谈》也说“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

 鼎在文化中被赋予特殊含义，源于“大禹”，禹制九鼎而定天下，后逐渐演变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文化大盛，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与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成熟有关。鼎在凉城的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1957年，凉城麦胡图乡前益兴修水利时，曾出土铜鼎1件。

 



这件“三牺铜鼎”是战国时的器物，先保存于内蒙古博物院。鸿茅药酒“八步古法”中第四步便是“鼎合”，在其“非遗”传奇展示馆中，参观者还可以零距离观摩和体验“鼎合”工艺过程。凉城这片神奇土地上，“鼎天鬲地”的气韵，在“鼎合”的火焰中实现了时空穿梭。

 说到了“鼎鬲”，就不得不顺带说一下“甗（yan）”。甗属于蒸食用具，分为两部分，下半部是鬲（或者鼎）， 用于煮水，上半部是甑（就是笼屉雏形，底部有网眼），放置食物，可通蒸汽。凉城老虎山文化中的“甗”，是“鬲甑组合”，年代虽然不是最早，但也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祖先在距今约7000年的时候，便烧制了“陶甗”。中华先民，是世界上最早懂得利用蒸气、采用蒸的方法熟食的民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是在一个长方形鬲部上置三个甗，属于绝无仅有的极品，有六足，其案面上有三个灶孔，分置三甑，可以同时炊煮几种食物。

与此同时，中国人培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因此我们可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蒸熟了世界第一碗米饭”。目前国内已知最大的“陶甗”，出土于山东淄博临淄桐林遗址，现保存于山东博物馆，与凉城老虎山文化中的“斝式鬲”“陶甗”，基本上属于同一个年代。

 

鸿茅药业董事长鲍洪升，是蒙古族，成吉思汗的后裔，蒙古族中有一道重要的食物炒米。蒙古炒米是用糜子经过蒸（也有的用煮）、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牧民中有“不可一日无茶，不可一日无米”的说法。但无论是煮还是蒸，源头上都跟“鼎鬲甗”这些器具有关。

 — 03·火种罐·文明贡献不亚于钻木取火 —

 

火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和基石，火的使用，意味着人类对能量驾御，从被动跃迁到了主动，也标志着人最终脱离了猿。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掌握了钻木取火或击燧取火的方法，有了更好控制的火，制陶、青铜器等技术，才得以可能，可利用的食物也得了大大拓展。

 



人类使用火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钻木取火，另一种是保留火种，薪火相传的说法，便由此而来。保留火种最常见的方式，是“灶坑法”，其中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容易存在安全隐患，二是不便火种转移。而凉城王墓山遗址中的先民，则使用的是“火炉法”。

 凉城县王墓山出土的“火种罐”，是国内最早的“火炉法”应用实物，距今约6000年。这种取火方式有两个长处，一是方便火种转移，一是安全系数大。“火炉法”保存火种是在“灶坑法”保存火种基础上的进步，是人类用火史上的一次革命，其划时代性不亚于钻木取火。

 



研究历史，一直存在信史还是信器的争论，更靠谱的方式，是史料和实物相互佐证。王墓山同时代的火种罐，我国还有两处，分别是河南孟津寨根遗址、山西芮城东庄村遗址。国内火种罐发现最多还是凉城，仅王墓山就出土了19件，18件出自房屋居住面，仅1 件出自灰坑。

 火对人类的影响有三大方面，一是改变了食物来源和结构，二是得以制造出更多的器皿，三是改良某些药物的属性，使药材中的有效成分，更容易提取和吸收。鸿茅药酒“八步古法”的炮制、另煎、鼎合，都跟火的应用有关，而封坛、泉浸、地养、茅缩，则都需要相关器皿。

 



“岱海圣火”是凉城除了岱海天池、蛮汉山、绥蒙革命老区和鸿茅药酒之外的，又一张标志性名片，目前每年都有相关主题的文化和旅游活动。“圣火”在内蒙古，其实还有历史内涵和民俗基础，辽代有著名的“燔柴礼”，蒙古族还有“祭火”“火祭”，汉族民俗则是“旺火”。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人类文明如此，凉城这片神奇土地上不同时期的文明，是这样，对于十世相传的鸿茅药酒，也是这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传承过程中，内涵还得到了升华，“火种罐→燔柴礼→祭敖包（旺火）→岱海圣火”，“红毛酒创生→绥远知名特产→国家级非遗”。

 发现火种罐的王墓山遗址，分坡下、坡中、坡上三个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遗址，他们分属不同年代。在坡下、坡上，都发现了窖穴，特别是坡上发现的窖穴较多，其上口略呈长方形，底略呈椭圆形的袋状，还有相应的台阶。鸿茅药酒八步古法的“地养”，在此亦能找到影子。

 

— 04·毛庆沟遗址·见证民族和平共处 —

 凉城地处内蒙古中南部，海拔2305－1158m之间，年降水量400mm左右，在气候条件上正好属于宜耕宜牧的地区。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争夺和交汇共融的地带。近3000年来，凉城上演的不光是战争，两大文明和平共处也是主流。

 

我们这么说，主要是来自于考古证据。位于凉城县永兴镇的“毛庆沟—饮牛沟”墓地，就提供了很好的证明。由于类型相同，这里与周边的崞县窑子墓地、和林县店子乡墓地，被联合命名为“毛庆沟文化”，其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反映的就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平等生活。

 

毛庆沟墓地，绝大多数属于游牧民族北狄的东西向墓坑，只有10多个属于中原民族南北向葬坑。更令人称奇的是，在墓地较狭小的范围内，两种不同类型的墓集中分布，排列均匀，并无相互叠压打破现象，墓地是两种不同葬俗的人共同使用的，且埋藏时间亦在同一时期。

 

饮牛沟则是匈奴人和华夏人共同使用的墓地。虽然年代要比毛庆沟稍微晚一些，但其特征却是惊人相似的。“毛庆沟—饮牛沟”墓地，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杂居错处，共同劳动和生活，使得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交流及融合的事实。

 凉城地域环境和气候特征，所蕴藏的农耕与草原文明交流、融合及和平共处的特质，历史上一再被重复和验证。乾隆四年（1739年），这种内生的特质再次结出硕果，那就是鸿茅药酒。鸿茅药酒诞生，跟察哈尔蒙古驻军、旅蒙商驼队和走西口移民，都有很深的渊源。

 

还需特别提到的是，毛庆沟和饮牛沟相距仅2公里，毛庆沟向西5公里处便是石匣子沟。有一条从土默特平原到杀虎口狭长的“古参合道”途径这里，是草原民族进军南下的主要通道之一，也叫“参合陉”“飞狐道”“苍鹤陉”，清代咸丰年间起是杀虎口通往归化城的官道。

 甚至就连杀虎口，都一度叫作“参合口”。正是由于地形条件和地理交通上的原因，在长达3000年的历史上，石匣子沟及“参合陉”沿线，在和平时期农耕和游牧民族交错杂居、交流共融的特征更加明显。翻开“凉城县文物古迹分布地图”，这种特征显得更加清晰直观。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朔古抚今，要深度理解鸿茅药酒为何会产生在凉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而且还能十世相传，历经磨难仍能继续前行，我们需要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考古实物、当地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具体时空节点上的格局，来予以综合考量。

 — 05·绥远铜器·历史深处的文化底蕴 —

 绥远铜器就是“绥远式青铜器”，我们现在的考古学上叫作“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十九世纪末开始，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故而得名。

 绥远式青铜器，自发现以来，备受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等国的专家和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江上波夫在其《蒙古高原行纪》中，都描述了他在归化城古玩店、凉城县香火地教堂店铺中所看到的“绥远式青铜器”，并将其买下的经历，其中都不乏珍品。

 凉城县出土的“绥远式青铜器”，主要是在“毛庆沟—饮牛沟”，另外在永兴镇忻州窑、蛮汉镇崞县窑杨厂沟、天成乡小双古城，都有发现。这些青铜器在雕刻工艺上，有圆雕、浮雕和透雕三种形式。其中动物纹饰比较浓郁的，主要体现在带扣和各种饰牌所组成的腰带饰之上。

 这些“绥远式青铜器”，除了动物图案和造型夸张独特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多属于实用器具，更为贴近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实用器、装饰品、车马器三大类。同时期中原农耕民族青铜文化更多是以礼器著称，巴蜀少数民族青铜器则更多属于神器。

 偏爱夸张的草原特色动物图案造型，在游牧民族当中属于常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内蒙古博物院的镇院之宝、鼎鼎大名的“鹰顶匈奴王冠”。半球体冠饰上浮雕四只狼和四只盘角羊组成的咬斗图案，冠顶上立一展翅欲飞的雄鹰，整个冠饰构成了雄鹰俯视狼羊咬斗的画面。

 让我们再来说一下曾经到过凉城的江上波夫，他的成名之作，便是《内蒙古·长城地带》，这部作品成书于1935年，主要讲述的是内蒙古地区的出土文物，共分三大部分，即内蒙古细石器文化—内蒙古锡林郭勒新石器时代遗迹，绥远青铜器，中国北疆绳席纹土器遗迹。

 

作为诞生于内蒙古中南部的药酒品牌，鸿茅同样受到草原文化影响。其中一大证据就是其67味药中含有茜草。茜草，药用部分为根，可治寒湿风痹、补中，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始撰的《二十一卷本蒙文辞典》中叫作“红毛药”，据考证，这也是鸿茅药酒得名来源。

 与此同时，鸿茅药酒所含的肉苁蓉，也是草原文化的一大特色。肉苁蓉，红毛酒古方旧物中写作“大芸”，有“沙漠人参”之称，主产于新疆和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属于很经典的药材。肉苁蓉入药由来已久，历史上是西域各国进贡朝廷的珍品，具有很强的民族和地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