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王方晨《老实街》中的道德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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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晨《老实街》中的道德书写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期）

张艳庭

内容提要：作为一部诞生于加速社会中的城市题材长篇小说，《老实街》聚焦于一个传统基层街区，书写了它独特的空间、历史、文化与道德。小说一方面书写了现代性的交换价值对传统道德的侵蚀，另一方面又呈现了传统道德的问题和解决现代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无能为力。这种辩证的书写，揭示了传统道德与现代性之间复杂的矛盾，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超越立场，呈现出了一种建设性的思考：真正的道德并不是一种地点本质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建立在差异基础之上的主体间性的积极的建构。

关键词：王方晨..《老实街》..道德书写...主体间性

一 “名”与道德空间的建构

从社会学概念来说，小说《老实街》中的老实街属于社区。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曾在《社区与社会》一书，将社区与社会进行了区分。滕尼斯认为，“社区和社会是两种不同的人类群体。社区是一种建立在亲密的、不分你我的私人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而社会则是一种建立在目的、利益、契约及以此为条件的人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共同体。”1此后，虽然不同社会理论对社区有不同的概括，但其共同点是“社区是人们对其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区域社会”2。

老实街上的居民即是一种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与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其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老实街也是一种呵护场所。“当人们之间充满情感的关系，通过重复和相互熟悉而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找到停泊地的时候，它们就变得富有意义了。”3

这种呵护场所带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老实街上的居民千方百计想要保住老实街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老实街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还是一种道德空间。老实街的名称，使它拥有一种强烈的道德意味。《文化研究导论》一书指出：“名字涉及的是对于地点的特定意义并且是在地点中一直持续的东西。”4

与其说这种命名是一种民间地理学，不如说是一种传统地理学。老实街这个名称中，有儒家道德思想的痕迹，而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尤其是齐鲁故地民间社会中的一种主导思想。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名”对人的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语言不仅是人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实质。在小说中，老实街居民的道德敏感度和对传统道德的信奉，都可以看到这种外在之名的影响。因此，可以说“老实街”这个名称是建构这个道德空间的首要因素。

老实街第二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也即“名”，就是“涤心泉”。它在老实街道德空间的建构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物质形态角度来说，水是人类生存中最重要的物质之一。泉水使居民与自然和大地产生了联系，共饮一眼泉又使居民间产生了重要的联系。

而在传统文化中，水也拥有着重要的价值象征。中国人自古就有饮水思源的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老实街居民对历史传统的重视。在儒家的比附传统中，山是仁的象征，而水是智的象征。老子则认为“上善若水”5，将水的品格拔高为至善。而老实街这眼泉水的名称又与道德品质有深入的联系。“涤心”，即是对心灵的清洗。心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同时具有身体器官、情感、意识甚至道德理性的能指作用，而它的道德色彩也很突出：“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人的‘良知’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者皆为心。因此，朱熹说：‘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这四种‘心’，又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德’之所本。”6

心的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语义色彩，使涤心泉兼有情感抚慰和道德省察的双重意义。这种双重意义为近现代市民阶层文化的诞生和发展保留了敞开的空间：一方面有伦理道德的省察，另一方面又有自然人欲的肯定。后者正符合资本主义的自然人性论。于是涤心泉的形而上含义就既与传统伦理相接续，又包容近现代市民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涤心泉成为老实街重要的文化象征，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道德血缘，促使了老实街居民共同体的产生。小说中就写到过涤心泉在老实街居民心中的位置：“你知道涤心泉在我们老实街居民心目中的位置。我们吃它，用它……它的神魄连系着我们老实街每一户人家。”7

由此来看，老实街的道德传统是一种建构的产物。命名即是一种重要的建构手段。而老实街上的居民对这种建构并没有足够的意识，把老实街作为自己身份、道德观念等的表征和实质，体现的是一种地点本质主义思想。而在当代文化研究看来，地点本质主义是一种教条。“这种教条把一些固定的特性或‘本质’作为普遍的东西归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把任何文化的分类编组加以模式化的基本原则，都是在用本质主义的方式进行运作。”8

这种本质主义思维是一种传统思维方式，而现代社会，更强调差异。差异正是身份多样性的基础，而身份多样性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时具有呵护场所和道德空间的特点，是老实街这个空间的独特之处，也是引发小说中人物矛盾情感的原因。作为一种呵护场所，它引发了居民们的留恋，造成了小说拆迁叙事中的哀婉情调；而作为一种道德空间，它引发居民们既遵从又反叛的态度，造成了小说日常生活叙事中的反讽语调。

二乡土社会的阴影

老实街虽然是处于城市之中，但并非与乡土社会没有关联。费孝通在《乡土社会》开篇即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9因此，费孝通所谓的“乡土社会”并非必然存在于乡村空间中，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基层的一种体系，其所写的也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一般特征。老实街有着悠久的历史，《老实街》中的人物正属于传统社会基层。所以虽然老实街身在城市之中，却仍然具有乡土社会的特点。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10费孝通这里说的政治指的是“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11。老实街没有政治，只有教化。老实街并没有乡土社会中的长老统治，也没有居民共同的自治平台来进行协商管理。虽然有张树这样的行政机关人员，但他与老实街的关系更多是一种居住关系，而不是一种政治关系。老实街上的教化是一种传统道德教化，包括一套传统道德的“名”系统、相关礼俗和口传身教。在这个层面上，它有前现代的特征，即具有一种乡土社会的特征。乡土社会就是一种礼俗社会，与现代城市的法理社会不同。小说中曾提到老实街的居民“任何有违忠厚老实之原则的闪念，都会让我们神经悚惧，脊梁骨发冷”12。这种情感就是一种敬畏感，中国传统的礼正是靠这种个人的敬畏感来施行的。它既不同于法律的强制维护，也不同于一般道德的耻感底线。因此在老实街，忠厚老实已经成为一种“礼”。老实街虽身处城市中，是法理社会的一部分，但其内部却是一种礼俗社会。

但老实街的礼俗并不能完全应付城市的现代变化。正如费孝通指出：“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付的。”13

因此，老实街的文化是不稳定的。这是它与乡土社会中稳定文化的不同之处。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深刻地影响着它，拆迁就是影响最大的。但在拆迁之前，现代城市文化就对这里的传统文化不断碰撞、侵蚀。这种碰撞改变了许多人物的命运，小耳朵最后用剪刀剪掉自己的耳朵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另一方面，它与乡土社会不同的是，乡土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血缘，其基本社群是“小家族”14。而对于老实街来说，居民之间更多是一种地缘关系。费孝通指出：“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15

严格说来，信奉传统道德的老实街并没有达到契约社会的程度。因为契约需要个体的自由选择和同意，如果其中有强制的部分就是法律。但传统道德不需要个体的自由选择和同意。于是就会出现道德绑架，甚至碾压个体的情况。如老实街的人为了保全穆氏兄弟的名节，而将前来认亲的后人骗走。这一看似道德之举，事实上造成了一种个体的悲剧。即使非婚生，也同样是骨肉至亲，却无法团聚，使孤独了一辈子的穆氏兄弟最后又孤独地死去。老实街成全了他们一种清高的道德神话，却也铸造了神话背后的个体悲剧。

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老实街就是传统乡土社会与现代城市社会的一个中间地带。其城市街区外表之下，有着浓重的乡土社会的阴影。

三传统道德与现代性的矛盾

因为老实街身处两种社会的中间地带或模糊区域，小说一方面呈现了现代性的交换价值对传统道德好的方面的侵蚀；另一方面，又呈现了传统道德无法有效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关系问题。这种辩证的书写，呈现出了传统道德与现代性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矛盾。

1．交换价值对传统道德的侵蚀

在老实街濒临拆迁之际，老实街居民的道德也随之开始裂解。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契机，让早已开始的裂解显露出来。由于小耳朵的耳朵具有一定的特异功能，在得知有人地下掘宝后，不光邻居桂小林，甚至父亲也让他为自己听宝。他们的做法，一方面是把小耳朵当成了苗家大院北墙下挖坑洞一案的主谋或参与者，另一方面是把小耳朵当成了一种工具。两者都构成了对小耳朵人格尊严的侵犯。也可以说，这是都市中金钱关系对道德伦理甚至家庭亲情的侵犯。这正是城市货币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城市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路易斯·沃斯认为：“城市中逐步滋生的以服务和物品的交换为基础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作为社群基础的个人关系。”16

小耳朵自己剪掉了耳朵，又对外说是儿子无意中剪的，正是为了保全自己的一点尊严，保全一份纯洁的亲情，同时也是为了保全老实街的道德声誉。这构成了对老实街道德名实分离的反讽，也构成了小耳朵的人生悲剧：在这个看似具有德性的空间里，他具有的奇异特长，却使他听到了世界的魑魅魍魉，毁掉了他对生活和人生最单纯美好的想象。

朱小葵同样是这样一种悲剧。现代城市发展，地皮成为最具金钱价值的东西，而地皮上承载附着的街区、建筑、文化，从金钱角度来衡量，都成为低价值和无价值之物。而朱小葵替弱者发声，保护传统街区的行为就成为这种金钱逻辑的逆反者，于是成为牺牲对象。朱小葵之死有诸多方面的作用力，但现代都市中的金钱逻辑是首当其冲者。

小说中，老实街拆迁后要建造商场的规划也是金钱关系代替道德关系的一种隐喻。在现代都市中，以金钱关系为代表的交换价值，已经成为都市价值系统中最重要的价值。交换价值使其他价值都变得中介化，道德价值也不可避免。当道德价值也被中介化之后，人的主体性也随之被解构。而建立在金钱关系基础上的交换价值，虽然看似建立了一种平等的关系，但这种平等是以拉低道德标准为代价的。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指出：货币同一化社会的过程，倾向于以道德的下限为自己的标准。诸多的城市病，以及城市中的道德问题，都与此有重要关系。

2．道德传统与现代市民社会的矛盾

在老实街这样的基层社区，市民社会并不彰显甚至是缺失的。老实街上的居民不敢为自己权利声张，不敢对抗黑社会，同样不敢与公共权力进行有效互动和协商，就是市民社会不发达或缺失的表现。现代市民社会更加注重个体自由，注重契约的诚信精神，这同样是传统道德所缺失的。在《大马士革剃刀》一章中，左门鼻为了道德的面子，却失却了为人诚信的里子。而这正是中国乡土社会名实分离状况的体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结构体系。作为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也具有超稳定的性质。但社会变迁是无可避免的，它必然造成的是名实距离的增加。而所谓的面子，就成了“表面的无违”17。左门鼻在赠送剃刀的行为中所争的就是一种道德的面子，却反映出内里的虚伪。而这都是传统道德的规训所造成的。在老实街上，忠厚老实就是一种“礼”。正是这种对表面之礼的维护，造成了对现代市民社会中更重要的“诚信”准则的压抑。于是“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

此外，小说还暴露了传统道德许多方面的问题。由于中国传统道德是一种他律化的道德，容易造成他人不在场时的不自觉。如《大马士革剃刀》中的剃猫事件就是一种私底下完成的不道德活动；同时他律化道德也容易造成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老实街上谁有什么事，马上就被别人知道，说明了私人状态的不发达。传统道德还有和为贵的倾向：老实街上的人面对黑社会的侵犯，不敢言说和反抗；小邰要出头，老实街上的人还进行规劝，最后小邰只能说自己不是老实街人。

通过这两个方面的书写，小说既暴露了交换价值等现代价值对传统道德的侵蚀，也暴露了传统道德的一些问题，暴露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无力与无效。这种双向度的揭露与批判，反映了作者对传统道德与现代性矛盾的深入思考，以及一种超越性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

四故事的并置结构与主体间性

老实街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一个个个体或家庭的联系之中的，这种个体或家庭有相对清晰的边界划分。没有人能够统摄和代表老实街上的其他人。这是一种王方晨《老实街》中的道德书写主体间性的社会结构。因此，对老实街的书写和呈现，用人物并置式的书写，最能体现老实街的社会结构。

同时这种书写方式，还体现了作者对文学叙事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考，以及对道德本身的思考。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认为：“个体化是我们物种独有的活动之一。个体化是实践，而不是特定的条件，它是我们在共享的生活环境中为自己成功塑造唯一身份时所做的事情。”19只有对每个个体的深入书写，才能真正塑造出不同的个体，塑造出他们唯一的身份。而平等这种价值，也只有在不同个体之间才能产生。

因此，小说并未采用时间的线性结构，而是使用了一种空间的并置结构，即每一个主题人物构成一个章节。虽然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他们在小说中还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道德传统的叛逆者，以鹅为代表；大时代中的悲剧性小人物，以小耳朵、小葵、小邰、锁匠等为代表；传统道德中的颓败者与牺牲者：左门鼻、穆氏兄弟等；全球化时代的多重身份者：老花头。同时还有那些现代行业的成功者：高杰、张树。高杰是实用主义的代表，张树是工具理性的代表。在这些主体之中，作者又对鹅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书写。

与其他人物的单章书写相较，主要书写鹅的章节有两章，分别为第3章和第10章。在整个小说的叙事空间中，构成了一种对称结构。因为鹅这个人物是老实街最独特的人物：既具有德性，又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而这两章分别呈现了鹅的两个方面，在内容方面也构成了独特的对称，成为《老实街》的空间叙事最出彩的部分。

鹅首先得到了老实街的包容。她非婚生下了石头，并没有在老实街居民那里成为道德批判的对象，而是被老实街居民用“践石而生”的神话来进行解释和遮掩。与其说这是老实街自由的体现，毋宁说这是老实街人宽容善意的体现。鹅在这种宽容之中成长，也对老实街居民抱有感怀之情。她让石头向老实街上许多人叫爹，以一己之力去阻止拆迁，就是这种感怀之情的体现。后者也是她德性的体现。

但另一方面，鹅又是道德或礼教传统的叛逆者。第10章《竹器店》最后写鹅成长为一个雌雄莫辨之人：“既然雌雄同体，那一个人就足够。”20中国乡土文化传统是以男女有别来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性别的认识论，或者说这是一种权力规训过的认识论。其意在提供一种普遍模式，化解两性情感中的激情成分，维持乡土社会和家庭的稳定。这一中国基层社会的伦理，作为一种饱含权力色彩的性别话语，构成了对于女性的性别压抑。而现代社会，个体的平等与自由逐渐成为共识，男女之间的情感逐渐转向了求同。在这种求同之中，就饱含着对性别权力话语的僭越。

鹅最后的“雌雄同体”，就是对这种性别权力话语的僭越。她对爱情的标准其实很简单。面对有权有势的追求者，她追求的却是“你青春，我年少”式的爱情，而不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即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来确定自己的婚配对象。即使不再青春之后，鹅也未随意婚嫁。这也是对传统的反叛。因为传统对人的定义中，“只有在他（她）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能够用自己组成的‘人伦’关系去‘定义’自己后，才算是‘成人’。因此，一个孤零零的‘个人’总是给人还未‘完成’的感觉”21。鹅对自己爱情观的坚持、对人性欲望的自然主义态度、对自然个性的坚守，使其爆发出一种人性的光彩。她并不是老实街上道德色彩最强的人物，却是个性色彩最强的人物。而个性，就是差异，是现代性道德构建的基础。

如果从时间叙事的角度来看，鹅的两章故事是一种重复，小说对她的叙事频率超过了其他人物，显示出这个人物的重要性；而从空间叙事角度，她的两章使小说并置式的空间叙述，具有了一种对称的意味。对称是一种空间美学，在中国传统古典空间中尤其重要，也为现代所继承。《老实街》中的这种空间对称，是小说叙事上的最大特色，构成一种空间叙事美学：一是这种对称，营造了更为复杂的人性；二是打破了主题人物均质化的并置，使小说的主题人物并置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层次；三是这种写法构成了对老实街作为传统乡土空间和现代城市空间两种空间并置的隐喻。正是老实街上的现代性空间为鹅的独特个性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又是老实街的乡土性空间使鹅最后做下了远离老实街居民的决定。老实街消失的意义，在鹅的身上有着最明显的体现：她既充满留恋，又深知这样一种道德空间必定会在现代城市发展中消失的悲剧性。

与本文之前提到的地点本质主义观念不同，《文化研究导论》认为，地方的意义，是“被‘主体间’地创造的——在地方的人们（主体）之间”。22尤其是居住空间，能够构成这种居住空间的是不同的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个性，也王方晨《老实街》中的道德书写都有自己的主体性，而空间使他们构成了一种主体间性的结构。这部小说塑造的诸多人物，对他们的深入书写，也是在确立一个个差异的主体，由他们来共同构成这个地方的意义和这部小说的意义。而真正的道德，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有差异的主体间性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