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都说内蒙古中南部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与融合地带，特别是年降水量在400mm左右的大青山以南到长城一线，更是这种情况。这个地带传统上宜耕宜牧，大致相当于今乌兰察布和呼和浩特地区，也就是清代的察哈尔右翼四旗和土默川。
抛开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不谈，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从赵武灵王开始，就断断续续出现过成规模的农耕经济，而最近一次连续的农业经济，大约出现在明末清初，一直到鸿茅药酒诞生的乾隆四年（1739年），这片土地上的农业经济、商业配套，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清代前期，内蒙古中南部农业文明演化过程中，某些细节到底是什么样，好多朋友都比较好奇。本文综合内蒙古地方史文学巨匠刘映元老先生相关著作、乌兰察布地方文史研究权威武耀老师的《清朝前中期察哈尔右翼地区垦殖史》，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对此问题暂作管窥。
— 壹·阿拉坦汗和板升时代的农业经济 —
内蒙古中南部最近一次连续农业经济出现的时间，是在阿拉坦汗（呼市大召前有其塑像）时期。阿拉坦汗为了解决土默特部对农业文明相关物产的生产生活所需，做了两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一是“隆庆和议”与明朝建立封贡边贸关系；二是修建“库库和屯”，招募汉民发展农业。
这相当于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寻求解决方案。嘉靖八年（1529年）开始，阿拉坦汗就在土默川一带建造数量众多的“板升”。板升是蒙古语对“百姓”音译，后逐渐演化成了房子、村庄之义。赤峰市巴林右旗政府所在地“大板”，就是由同样含义的“大板升”演化而来的。
在与明朝的对抗期间，阿拉坦汗对有较高工农生产能力的汉族百姓很感兴趣，将因各种原因而来的汉族百姓，安置在土默川一带。嘉靖三十年（1551年），阿拉坦汗在已经星罗棋布的小板升中间，建在了“大板升”，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甚至认为“大板升”就是归化城的前身。
土默川的“板升”分布，并非没有规律，有着较为清晰的“产业规划”痕迹。阿拉坦汗时代的这些板升，大致分为“农业板升”和“工业板升”。知识分子和工匠，安置在了归化城西边的毕克齐、察素齐和城东的南北两个陶卜齐、苏木沁以及包头东边的沙尔沁等板升。
这些“工业板升”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抄书坊、纸坊、烧砖窑和制造弓箭等武器的工匠与驾驶舟楫的船夫居住地点，这从其蒙语地名的含义上就能反映出来。如，“毕克齐”，先生、文书；“察素齐”，造纸房子。农民则被安排在“农业板申”中。都快五百年了，呼市带“板”的地名，依然非常多。
从阿拉坦汗时代，到清军入关前，察哈尔右翼地区也有农业点（板升）出现，只是分布上比较零星。今天乌兰察布兴和县的“张皋古镇”，就是那个时期开始兴起的，此外还有凉城县的麦胡图，当地一位姓郭的家谱记载，他家祖上在明万历年间由山西崞县迁来凉城一带的。
当时今乌兰察布和呼和浩特靠近长城的几个县，山区和坡梁上分布着一些汉人耕种的“插花”（碎片式散点分布）农田和板升。就凉城而言，这些零星的“板升”，很有可能就分布在北山一带。鸿茅药酒酒源地厂汉营，地处凉城县南山的“马头山—营盘梁”，正好处于明军“烧荒”重点区域。
隆庆五年（1571年）发生了蒙汉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丰镇得胜堡外晾马台，所举行的“俺答封贡”事件。“隆庆和议”之后，长城沿线从东到西开了70多个口子，作为马市贸易点，为此关卡名都发生了变化，开放贸易点的改成“口”（市口的意思），没有开放的依旧叫作“堡”。
明朝出于军事需要，每逢秋冬，防军都要出塞“烧荒”, 通常是向外延伸100-200里，这种类似于坚壁清野的政策，从洪武永乐放弃边外州县，将汉民内迁开始，蓟辽一带持续到清军入关，宣大边外持续到万历九年（1581年）。今乌兰察布，烧荒范围一直延伸到岱海、黄旗海南岸。
基于以上状况，鸿茅药酒酒源地厂汉营所在的“马头山-营盘梁”一带，由于距离长城太近，整个明代农业经济没机会产生，而只有在靠近宁鲁口的地方，“隆庆和议”后设有马市，时至今日还有“马市楼”的地名。乌兰察布能找到始于万历年间的农业点，大致都得距边过百里。
— 贰·康乾年间西口外农业模式的演化 —
除了始于阿拉坦汗“板升模式”外，清初到口外发展的汉人（包括回族，下同），其演变也很有趣味。清顺治年间到康熙前期，出口外发展的汉人，主要是来做生意的，特别是大同和杀虎口一带来的，此外还有些回民，往口里贩卖牛羊，结果导致归化城讲的都是大同话。
康熙西征之前，归化城驻扎着“绿营兵”“八旗兵”，另外归化城属于朝贡贸易和外藩觐见的重要节点，“通事行”比较繁荣发达，驻军及相关商业配套先于农业经济发展，此时“绿营兵”的老营还在大同和左右二卫，“通事行”的总柜都还在杀虎口的新旧两堡。
根据归化城先农坛的石碑记载，民人（内地汉人）开始出口外种地，始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但康熙二十二年下达过“禁留令”，“凡内地民人出口到蒙古地区贸易耕种，必须春出秋回，不得携家带口，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不得盖房久留”，而且还有一定的印票限额。
康熙结束西征回京后，于1697年闰三月廿七日，传出谕旨：“有百姓愿出口种田者，准其出口同种，勿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或蒙古欺压汉民之处，即行停止”。自此相当于从1694年—1697年，规模化的垦种开始启动，引用神农坛的话，“后渐云集，遂成繁华之乡”。
鸿茅药酒所在的凉城地区，紧邻归化城一带，而且察哈尔八旗与土默特二旗都是总管旗，康熙年间的土地及移民政策，在这两个地方基本相同，“土默特—归化城”的一些情况，可以援引来描述凉城地区所发生的状况。最初的方式，属于“两（三）方”的“地伙计模式”。
起初都是私垦，按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分股。土地是当地蒙族人的，资本“支垫”方有的是拥有土地的蒙族人，有的是做“庄户买卖”的地商，劳动力则是从关南、口里来的“受苦人”。“地伙计模式”就是“伴种”，蒙古人若支垫牛犋（甚至籽种），收获物“二八分成”，不支垫的“一九分”。
这种“伴种”生产关系不太稳定，随时都有被解除关系的可能，但适合前期的尝试。不同年代“伴种”的分成模式不同，康乾时期是“二八分”，光绪时期是“三七分”（地商与佃户之间），民国时期是“四六分”（非大规模，属邻里间一年算一年的包地）。伴种有好多弊端。
康乾年间的“伴种”，最大问题就是劳动积极性不高，“受苦人”种地粗糙，种植面积大、漫撒籽、广种薄收。走口外的汉族农民春来秋往，“跑青”“雁行”，也不建设房屋，靠“崖打窑”或“窝棚”来凑乎，所收获的粮食大多运回原籍，也有在租种地窖藏或卖给地商字号的。
在这种“伴种”模式下，拥有土地的蒙民，其收益也不太理想，而且缺乏稳定性。基于以上情况，双方都有改变生产关系的意愿，于是便出现了“活约”买地租赁的形式。一般都以十五年为限期，买主一次拿出一笔为数相当于当时地值的银子买下一片或几片地，相当于买断十五年的使用权。钱不付息，地不收租，期满钱到回赎，逾期不赎，土地支配权自然失去。
汉人为稳定地权，往往以大价租赁，使蒙古地主到期回赎不得，别人也不好撬走。自从这个形式普及以后，汉人便逐渐迁户在蒙地安坟、立庙，扎落下来。尽管如此，汉人还有顾虑，不敢花大力气在土地上投资，于是又产生了种新生产关系，那就是沿用二百多年的“永租”。
— 叁·永租关系下口外农业的快速发展 —
鸿茅药酒之所以诞生于乾隆四年（1739年），成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融合的硕果，并得以十世相传、惠泽后人，跟康熙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1694—1697年）朝廷政策松动有很大关系，而且乾隆初年，正好是西口外农业生产关系，从“活约”向“永租”过渡的关键期。
乾隆初年的「刘家窑旗地案」，透露好多关键信息。一、康熙五十三四（1714－1715年），凉城刘家窑乡一带，已经以“活约”，设立村窑，开垦地亩。二、“活约”无论是长租还是买断，都存在问题，需要更稳的关系。三、当时凉城境内的农业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开垦都是一片一片进行，小范围连续，大范围不连续。
刘家窑14村的“永租权”，是在乾隆皇帝的干预下，得以确定，这些汉民，按新的标准向察哈尔镶蓝旗交租，同时援引“丰川卫”的解决办法，汉民先将租子缴到宁朔卫衙门，再由其转交给镶蓝旗。据《乾隆朝实录》，乾隆四年，朝廷将“刘家窑解决方案”，作为定型模式，推广到察哈尔八旗全境。
鸿茅药酒的产生，需要当地必要且稳定的政治、行政、社会、商业、土地生产关系所组成的“综合生态”，需要人财物产供销和以及价值链、产业链的配套。而所有这些条件，基本上都是从康熙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1694—1697年）到乾隆初年，这四十多年时间内奠定好的。
“永租”属于“死约”关系，但在法律关系上，土地的所有权依旧属于蒙民或蒙旗。“死约”并不是“绝卖”，蒙地主人每年还可收微薄的蒙租或地盘钱；如果永租者转卖他人，必须在所立的约上经原占蒙古(即原来写永租的蒙人)划押盖章才能生效，这种程序叫做“过约”。
而“过约”是很难得的机会，原占蒙古从中可得到一笔收入，有时讨价还价到很难协商的程度，所以有“土地好买过约难”的说法。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清朝有不许买卖蒙地的律条。这种变相的买卖，逐渐形成了习惯法，一直持续到民国四年（1915年）的“乙卯换照”。
由于察哈尔八旗和土默特二旗，都属于“总管旗”，性质上是“内属蒙古”，与设“世袭札萨克”的外藩蒙古不同，因此其土地性质上都是清朝国有的，因此朝廷有权进行赏赐、支配和划拨。清代前期，内属的土默特和察哈尔，当兵没有粮饷而是给地，部分工程款也以地结算。
在这种情况下，受朝廷的赏赐，察哈尔和土默特蒙民手中，便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土地，如“蒙丁地/户口地”“马厂地”“香火地”“台站地”，以及为修建绥远城而向工人支付的“代买米地”。而在察哈尔八旗区域内，还有好多清宗室、皇亲国戚和官员获得赏赐的“庄田”，以及助马口外曹碾的“皇庄旗地（庄头地）”。
这些土地，除了用作牧场之外，基本上都以不同的形式开垦着，到了王吉天发明鸿茅药酒的乾隆四年（1739年），官方意义上的放垦“升科”（征收赋税）虽然还没大面积进行，但凉城境内的农业经济以及耕作精度，已经到了较高水平。但当时汉族农民的身份，是当地没有户口的寄民。
凉城境内的土地大面积放垦升科，主要发生在乾隆、光绪年间。与此同时，乾隆年间“永租”关系在国家背书层面的确立，实际上相当于从“生产关系”层面解放了“生产力”。受这些因素影响，较“地伙计”“活约”时期，农田的耕作技术、精耕细作程度以及适应当地农业技术的探索，都获得了很大进步。
— 肆·康乾时代官方放垦中的若干细节 —
康熙八年（1669年），是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康熙正式废除了“圈地令”。并提出了无地旗人“应否以古北等口边外空地拨给耕种”的问题。第二年，正式确定将古北口、张家口外等处的土地拨与宗室、官员和兵丁作为庄田。而正式开垦，始于康熙十年(1671年)。
但这时垦种的主体，是宗室、官员和兵丁，康熙皇帝还“多方遣人教之树艺（种植，栽培，即农业生产技术），命给之牛、种”，这个阶段，也有部分内地民人到边外租种，但有一定的印票限额，数量不是很大，为此康熙二十二年下达过著名的“禁留令”，要求“春出秋回”。
为了更为有效解决“右卫八旗驻防”和康熙西征，以及后续持续对准噶尔部用兵所带来的粮饷压力问题，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针对内地民人出边垦殖的政策有所松动。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对察哈尔右翼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放垦，在察哈尔八旗共设立官庄132所。
据《乾隆朝实录》《晋政辑要》《归绥道志》，其后察哈尔右翼放垦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太仆寺右翼牧场空闲废地”，发生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这次放地中，丰镇厅18779倾32亩1分，宁远厅2776倾38亩，这些都是可耕地，以需征银为准，村基场圃扣除在外。
清代前期官方放垦的土地，有“大粮地”和“小粮地”之说，“大粮地”是为了征军米所开垦的土地，“大粮地”的来源有四，招民开荒地、出价收买的私人土地、官地丈放为民地者和原有私人的升科地。“小粮地”，是由察哈尔牧厂开垦收租的土地，也有说是为补充军粮的“代买米地”。
官方放地加上民间蒙旗私垦，规模巨大，因此朝廷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开始在察哈尔八旗的民人垦殖地设官。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设立张家口厅，开始管理察哈尔左翼镶黄旗和右翼正黄旗东半旗。雍正三年，目前凉城所在的察哈尔右翼四旗，都归张家口厅管理。
到了雍正十二年（1734年），察哈尔右翼四旗空闲官地尽辟。这一年，距离王吉天在察哈尔镶蓝旗的厂汉营发明鸿茅药酒，其实只有五年。雍正十二年，是凉城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朝廷在凉城境内设宁朔卫、怀远所，隶朔平府管辖，是年还添设“大朔理事通判”，管理现在的凉城和丰镇地区，负责协调由垦殖产生的蒙汉事务。
察哈尔右翼和土默特地区的放垦及设立卫所厅等管制，最初都是为了跟右卫（绥远城）八旗驻防以及针对长达近八十年之久的对准噶尔部用兵配套。“大粮地”的名字，就能说明好多问题。雍正十三年，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请放垦的土默特大粮地，就有40500顷，征粮以备军。
据成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归绥道志》所载的“宁远厅田赋考”，雍正乾隆年间放垦升科的各片土地，赋税基本都要解押到“绥远城将军衙门”，只有太仆寺牧厂地的税赋，解往“察哈尔都统衙门”，军事用途非常明显。而光绪年间放垦升科的，解“归绥道衙门”。
绥远城八旗官兵的所用粮食，早在驻防初即多来自于周边各民治机构，由各协理通判负责征收，绥远城厅同知负责督催，而且多为本色（也就是按照米布实物发放俸禄，以银子折算发放叫作折色）。那个时候，就连鸿茅药酒发明人王吉天，也是在厂汉营给察哈尔屯兵卫的驻军酿酒，事情不同，但当时大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军需配套为先。
— 伍·农作物种植及对我们今天的影响 —
康乾年间凉城所在察哈尔右翼地区，农作物主要有粮豆类（谷子、黍、糜子、莜麦、小麦、荞麦、玉米、高粱、豌豆、扁豆、蚕豆），油料等经济作物（胡麻、菜籽、大麻），蔬菜瓜果（土豆、倭瓜、长白菜、蔓菁、芥菜）。在拓荒过程中，不同作物所扮演的功能，有所不同。
黍子特别是小日期黍子，以及糜子，在清代前期的垦殖史上，属于开荒先锋作物，开荒当年和第二年，种植糜子。蒙古族同胞非常喜欢的炒米，传统上都是由黍子加工而成的，如今的炒米，则大多是用的是黍子。当今，糜（黍）子又被叫做“蒙稷”，用作枕头、床垫填充物。
莜麦，也就是“裸燕麦”，在当时的察哈尔右翼属于主粮。清朝前中期时品种有大莜麦和小莜麦两种，根据季节和用途不同，又可分为夏莜麦、二不秋莜麦、秋莜麦和专供饲喂牲畜的青莜麦4种。据道光十年(1830年)沈涛著《瑟榭丛谈》载:“油麦形似小麦而弱....油一作莜，关北宣、大、宁、朔诸郡，民间皆以为常善（膳）。”
荞麦，又名乌麦花麦、三角麦、荞子。境内种植的为普通荞麦，分为大棱荞麦和小棱荞麦两种，是重要的救灾补种作物。这在基本靠天吃饭，年降水量300-400mm，且降水量集中在七八月份，清代的“凉城—呼和浩特”地区来说，其实非常重要。其他小日期作物也是这样。
胡麻，也叫亚麻，播种时节在立夏与小满之间，收获在处暑、白露间。胡麻子宜榨油，色味较麻油远胜，是“察哈尔右翼—土默特”地区人民最喜欢的食用油，可入药。察哈尔右翼地区是胡麻的主要产区之一，今乌兰察布、武川、土右旗、包头、固阳的胡麻，品质特别好。
土豆，大约是在乾隆年间开始在本地区种植，由于非常适合这一带的自然气候和土壤条件，因此在父老们的意识当中，慢慢变成粮食。本地区的土豆被叫做“山药”，因切片后形状及味道与长山药接近，故名，据道光十年的《大同县志》，土豆在清代前期也叫“回回山药”。
此外还有高粱和玉米，虽然康乾时期的种植面积不是太大，品质却不错，王吉天时代的鸿茅药酒，基酒就源于凉城本地所产的高粱和玉米。从康乾年间发展到现在，乌兰察布（察哈尔右翼）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燕麦之都”“中国薯都”，莜麦、土豆，已经成为地标特产。
也许您已经发现，为何当时的这些作物，都是高寒旱地作物？这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时在察哈尔右翼地区，无论私垦还是放垦升科的，大多数都是浅山丘陵的山地、旱地，而滩地康乾时期更多是牧场，直到光绪年间，才陆续放垦。与此同时，蒙古族牧民对打井特别慎重，认为水井会伤害大地。
这在几个史料中都可以得到佐证。一是《口北三厅志》载，雍正二年(1724年),“自张家口至镶蓝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二是《绥远通志稿》中关于凉城放地升科的记录，“上则地”放垦主要集中在光绪年间。三是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中关于岱根塔拉牧场的记载。
从那个时代开始，今天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的好多地方名吃、特产，就已被奠定了基础。除了其配制技艺名列国家级非遗的鸿茅药酒之外，列入“内蒙古味道”中丰镇月饼、卓资熏鸡、黄米炸糕、莜面全席、乌兰察布三宝，其食材文化底蕴，都源于康乾时代该区域的农耕文明。
— 陆·明末清初本地区农业经济的反复 —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成书于康熙年间）中描述，明后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又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子，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坡溪洞之险，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疑。”
其实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万历九年（1581年）明军停止宣大边外的“烧荒”之后，文中所说的“威宁海子”，就是今天乌兰察布察右前旗的黄旗海。照其四至所指，今天的凉城县全境都包含在内，就连鸿茅药酒酒源地厂汉营所在的“马头山-营盘梁”，都有板升和农业经济。
这些板升中出现了被明朝称作“汉夷”的民族移民，其实也就是“汉裔蒙古人”。到了皇太极对“归化城土默特”编定户口时，并没有提到汉人，更没有设置管理汉人的行政机构，其背后原因就是板升汉人，风俗习惯等逐渐接近蒙古，许多汉人后来有了蒙古名字。
本地区较为繁荣的农耕文明，一直持续到天聪六年(1632年)。这年，皇太极和蒙古诸部联军出征林丹汗，林丹汗欲拒敌，然诸部解体，遂派人至归化城“强驱归化城富民牲畜，渡河西奔”。后金军队至归化城地区，由于担心孤军深入遭遇不测，于是烧绝板升，只留寺庙，不留村庄，转掠宣大一带回师沈阳。
凉城地区一直抵达长城的本轮农耕文明和村落聚居，持续了51年，最终毁于战火。林丹汗败亡之后，归化城周边的“农耕—板升”文明，缓慢恢复，而宣大边外的情况，变得比较复杂。1635年，皇太极建立蒙古八旗军，内设八个察哈尔札兰，分驻宣大边外，宣大分别驻有左右翼四个营。鸿茅药酒酒源地厂汉营（察哈尔营）的名字来源，便与之有关。
从1635年到康熙八年（1669年），宣大边外的今凉城西部一带，有土默特不格勒斯部、巴岳特部、打喇特部和兀慎部蒙古族驻牧。同时宣大边外靠近长城，还有察哈尔左翼四营、右翼四营，在边外享有“自耕代饷”的“蒙丁地”，由于蒙丁服兵役，因此大多用的是被流放充军犯人身份的“披甲奴”耕种。
“蒙丁地”的正式确立，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当时的制度是“弁兵无俸饷，马皆自备，均给田有差。每兵一名，种地一顷，官弁递增。”察哈尔札兰，康熙十四年（1675年）与被废后的察哈尔札萨克旗混编成“察哈尔八旗”。察哈尔八旗官兵，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因西征噶尔丹有功，才拥有俸粮。
而土默特地区，皇太极征讨林丹汗之时，驻跸归化城，将“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其后的崇德元年（1636年），因所谓的“俄木布叛乱事件”，土默特部被编为左右两旗，成为总管制的内属蒙古。
顺治七年的“蒙丁地”政策，对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同样适用。顺治十二年(1655年)题准：“各边口内旷土，听兵垦种”，但又声明“口内民人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这条禁令的颁布揭开了清代对蒙地的封禁的序幕。而在与土默特相邻的察哈尔八旗，这种状态持续到康熙九年（1670年）将土地赏赐给宗室、官员和兵丁作为庄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清军入关前后，一直到康熙八年，后来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土地，相当比例是以“无主地”的形式收归国有，变成了所谓的“官地”“公地”，而康熙八年之后赏赐给宗室、官员的土地，根据后来放地情况的信息显示，更多是作为“牧厂”存在的，而宗室则不少就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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