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在中国社会流传极广，影响至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者的曲解和利用，《孝经》中许多有价值的的内涵被冲淡或掩盖了，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重新认识。
《孝经》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在中国社会流传极广，影响至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者的曲解和利用，《孝经》中许多有价值的的内涵被冲淡或掩盖了，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重新认识。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观点，《孝经》一书的作者是曾子，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中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同样出自班固之手的《白虎通义》一书，其《五经》篇也说：“孔子……已作《春秋》，复作《孝经》何?”可见，班固认为《孝经》一书为孔子所作。
但纵观《孝经》全书，其内容均以孔子与曾子的对话形式展开的，并且多数段落开头冠以“子日”、“曾子日”的字样，如《开宗明义章》中的“子日:‘先王有至德要道……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日:‘参不敏，何足以知之?'”等。如果《孝经》一书为孔子或曾子所作，他们是不可能在书中尊称自己为“子”或“曾子”的。因此，司马迁与班固就《孝经》作者之说不能成立。
北宋司马光曾在《古文孝经指解序》中说：“圣人言则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学经》。”此话虽未指明《孝经》的确切作者名称，但从中可见，早在宋代，就已经有学者不再相信司马迁、班固二人的说法了。
近年来，学术界不少专家从思想主旨、成书年代、内容传承等多方面对《孝经》一书的作者进行了考证，基本认定该书为子思所作。理由有三：
第一，子思曾为曾子的弟子，因此在思想观点上应与曾子有师承关系，《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其中有四篇是论孝道的，而且其内容与《孝经》相表里。
第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载有《子思》二十三篇，为子思所撰。虽然此书久已亡失，但《礼记》一书中的《中庸》、《表记》、《访记》、《缁衣》四篇文章皆取自《子思》一书，且这四篇文章无论从语言特色和论述风格上皆与《孝经》极为相似。
第三，《孝经》一书撰成后，即有魏文候为之作注。魏文候名斯，为战国初年魏国国君，《史记•魏世家》中说他在位38年(即公元前445一前408年)，该书从撰成到传至魏文侯之手需要时目，而魏文候为其作注亦需要时日，因此，《孝经》作者应该与其同为一个时代的人或比其稍早。而子思的生卒年代为公元前483年至公元前402年，正与此相符。
可见，无论从时间上、传授上，还是从思想上，子思都应该是《孝经》的作者。本书亦采取此观点，将《孝经》的内容放在“子思”一节中讲述。
《孝经》共分18章，是儒家十三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该书以曾子和孔子谈话的形式，对孝的本质、内涵、作用、推行等问题作了深刻详细的阐述。依其内容，18章大致可分为4部分。
自《开宗明义章》至《庶人章》为第一部分，共6章，对孝加以概括性的论述，并分别对不同地位的人需要行不同形式孝进行阐述，这是全篇的宗旨所在，因而作用十分重要。自《三才章》至《五刑章》为第二部分，共5章，主要讲述孝与治国的关系，并强调孝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其中的《纪孝行章》则专论孝子应做之事，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孝的解说。自《广要道章》至《广扬名章》为第三部分，共3章，是对《开宗明义章》中提到的“要道”、“至德”、“扬名”的引申和发挥。因此，这一部分可视为《开宗明文章》的继续，自《谏争章》至《丧亲章》为第四部分，共4章。这部分各章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紧密，而是分别以不同的题目，对前三部分内容进行发挥和补充，其中《丧亲章》可视为全篇的总结。
《孝经》虽不満2000字，但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成为中国历史上言孝之书的典范，《孝经》的主要思想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从个人的角度讲，“孝”是德行的根本，从国家的角度讲，“孝”是为政的根本。
首先，从个人的角度讲，“孝”是德行的根本。
对于生活在家庭中的个人来说，“孝”主要体现在事亲上，也就是对父母的孝敬和奉养上。在《纪孝行章》中有:“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优，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就是说：平时起居要尊敬父母，生话上要赡养父母使其快乐，生病时应该照料父母的身体，父母去世了要有哀痛之心，祭祀父母的时候要严肃、恭敬。
总之，要以恭谨爱敬之心奉养健在的父母，要以哀戚诚敬之心祭奠亡故的父母，这才是作为儿女应尽的孝道。同时，要想尽到这种孝道，就必须具备以下修养和品行：
一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开宗明义章》)就是说身体是父母给的，不能损伤，这是尽孝的前提。
二是要立身行道、光宗耀祖。用自己身体力行的良好作为来扬名天下，以使光耀父母的门楣，这是孝的最好表现，也是“孝”的终极目标。
三是要尊重父母以外的长辈。
四是要与世人不骄、不乱.不争。这样才可以避免祸乱，不致父母操心生气。只有具备了以上4种修养和品德，才能够很好地侍奉父母，为父母增光，并使其快乐，最终尽到白己应尽的孝道，如果不能做到以上四点，那就是不孝，不孝的人是为天.地、人所不屑的。
其次，从国家的角度讲，“孝”也是为政的根本。人不仅生活在狭小的家庭之中，而且生活在广阔的社会当中，并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因此，《孝经》对不同地位的人应尽的孝道也进行了不同的论述，天子之孝是不仅要对自己的亲人恪尽孝道，还要推而广之，以“孝”治天下，“士”阶层的孝是可以用《士章》中所说的“忠顺不失，以事其上”来概括，庶人之孝只需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庶人章》)就可以了，意思是：要按照四季时令的规律进行生产劳作，并“谨身节用”以便孝敬父母，这是庶人之孝，《孝经》中的这种表达，体现了儒家把生活中的“孝”推而广之，上升到国家社会中的道德。即“以孝治国”的理念，这正是《孝经》所极力提倡的。
通观《孝经》，谈以孝治国的地方很多，而且特别重视天子对待“孝”的态度，除《天子章》外，《孝经》还在多处列举先王、明王、圣人的例子。以便使天子重视孝道。如在《开宗明义章》中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这里所谓的“至德要道”就是孝道。
由此看来，《孝经》从个人角度讲的“孝”是为“以孝治国”服务的，也就是说《孝经》的基本逻辑思路是政治大于伦理，伦理为政治服务的。《孝经》对儒家孝道作了总括式的概述，为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孝经》中，所提倡的“孝道”成为后世人们精神层面上的追求，中华民族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可以说是一个宗教情感比较淡漠的民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就是因为我们是以自己的宗法家族的孝道精神作为精神寄托的，并不需要寻找一个神明上帝去皈依，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下》)一个家族只要人丁兴旺，朝气蓬勃，后继有人，那么个人在这个家族中的义务就算是尽到了。也可以说在某种层面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映孝道的文学作品、民间故事比比皆是。
《孝经》所宣扬的孝道精神，反映在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和年岁节令中，也可谓不可胜数，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孝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