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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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维民

最近读到王阳明的《瘗 (*yì, 掩埋 ) 旅文》，文章讲述了王阳明埋葬三个素不相识的路人的故事——一个去贵州赴任的吏目，他带着他的儿子和仆人，曾偶然路过王阳明的住所，但最终却惨死路旁，王阳明听闻后赶去将他们埋葬。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吾与尔犹彼也。”意思是我们、你们、他们，原本是一样的。只是有人幸，有人不幸，有人特别不幸。这件事应该发生在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前，那时他还没有悟出“心即理”的道理，这篇文章也应该是他人生低谷时所写。

文章的后半段是王阳明写的祭文，王阳明哭悼了三个素不相识的灵魂。同样是到贵州这么偏远的地方，王阳明自己也是去赴任，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而这个不幸的旅人，却不幸身亡——他为了微薄的俸禄，跋山涉水，离乡背井，最后惨死在异域客途。王阳明埋葬了这个陌生的生命，却触动了自己的心事，悲恸不已。

面对人间苦难，王阳明也曾无能为力过，备感人生的挫折与讽刺。

生命究竟是否有意义？

生命有意义吗？

当我们询问生命的意义时，我们所谓的“意义”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意义来自于“意图”，而意图来自于具备意识的意义赋予者。如何理解呢？让我们想像一个画面：有一堆落在地上还完好的苹果，有一天一个路人路经苹果树，看见了树下的这些苹果，他灵机一动把它们带回去打成果汁，接着他把果汁卖给其他人。

在这个例子中的苹果本来并没有存在的意义，却因为路人后天的改造而获得了目的性，并且被他赋予了卖钱的意义。但意义是受到人的意识所局限的，这些苹果的意义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意义，在这个故事里，它们对这个路人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个路人，这些苹果并没有任何意义。《传习录》记载：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山中的花，只有你意识到它时，这些花才和你发生关联，意识赋予了花以意义与价值。

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物”，并不是在论证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而存在，而是他对“物”的特殊思考。存在是客观的，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则是由人来赋予的。一朵存在着但不曾被意识到的花，与一朵不曾存在的花没有差别。意识是产生意义的先决条件，但就算有了意识，意义也会随着意识的变化而受到局限。

“个人生命”是否具备意义？就跟苹果被路人赋予了后天的意义一样，个人的生命当然可以有意义——但只是对于与我有关系的人的短暂意义，真正困难的是延长意义的时效性与普遍性。

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开始探问“生命是否有意义”时，其实意味着我们具备了产生意义的前提条件——意识。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我们可以赋予自己目的，一旦有了目的，我们的行为就有了方向与意义，我们就成了自己的意义赋予者与存在的见证人。想要拓展自己生命意义的时效性与普遍性，就需要被其他人意识到，我们可以选择善待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会是彼此存在的见证人与意义的赋予者。

但是想象一下，当你和爱人一起去旅行，这是你这段时间里最快乐的事，你会在旅行的过程中不断地自问我们这趟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吗？就算这趟旅行没有意义，你大概还是会选择继续享受这趟旅程。

人会转向信仰和意义的探寻，往往都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人只有在面对必须被容忍的痛苦事物时，寻找意义才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不会自问“天啊，我感情幸福的意义是什么？”或是“天啊，我工作步步高升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不必费心去寻找终极的意义，但应该将短暂的意义不断地延长、扩充。

王阳明的生命意义追求

从文章开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王阳明对于生死的感悟，事实上可以说他是从“龙场悟道”后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所有人皆可以赋予自己目的，让行为有了方向与意义，自己便见证了自己对生命所赋予的意义。所以王阳明少年时代就立志成为圣贤，此后终生矢志不渝、奋斗不已，最后的确成为了圣人。王阳明的所有教育，都是从立志开始。《示弟立志说》中有云：

“夫学，莫先于立志。夫志者，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

生命的意义是短暂的，所以人必须不断地通过实践生命，来不断扩充他自己生命意义的时效性与普遍性。

《年谱》记载：

“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

“俟命”不是惶惶等死，而是更加地积极做当下该做之事。在贵州龙场时，王阳明勇敢地面对死亡威胁的挑战——他做了一个石棺，每天对着石棺默想如何超越生死执念，同时也积极结合当地风俗开导当地人。在龙场期间，他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聚徒讲学，培植后进，弦歌不辍。王阳明在贵州不只是悟道、讲学，他与这里的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物相处，以仁德感化四方。王阳明在晚年诗作“次谦之韵”中云：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话更分明。

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浊清。

久奈世儒横臆说，竞搜物理外人情。

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

意思是人应该在生活的世界和经历中来体验和追寻人生的真谛。换言之，人生意义是人的生命在具体情境中的当下课题，不只是理性思辨的、抽象的学术性问题。梨子吃一口才知道甜不甜，鞋子穿上试一试才知道夹不夹脚。很多事情，思考太多没意义，不如去试一试。先行动起来，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前进。

超越时空的永恒

在人的一生中，生命的意义是短暂的，只能通过“立志”并“实践” 来不断扩充其时效性与普遍性。人类的本性是追求永恒的——尤其对中国人而言。但王阳明并不依靠宗教超脱生死：“吾亦自幼笃志二氏，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所以必须有另一个超越的事物来保证生命意义之永恒可能。

这个超越的事物，就是“天理”，对于人来说便是“良知”。

这就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后所提示的“心即理”，也是王阳明学说的核心之一。王阳明在其他的文献上将其表述为“天理即良知”。简言之，触及良知本质，就是达到了超越时空的“永恒”（eternity），人一旦触及永恒，所有的“短暂片段”阴影就消解了，生命意义豁然开朗，不再为死亡所焦虑了，一切的不确定性自然化解。

对于“良知”，不仅有超越性——天理，更有普遍性。因为人的良知都是相同的，“人人皆可成尧舜。”这里的良知指的不是形而上的原理原则，而是人性本来的原始淳朴。《王阳明文集》中有一篇《谕泰和杨茂》，记录的是他与一位聋哑人杨茂的笔谈，王阳明对他说：虽然他的口和耳不如人，但他的心和别人是一样的。“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个圣贤的心，口虽不能言，耳虽不能听，也是个不能言不能听的圣贤。”

当王阳明悟道之后，认为“致良知”更为简易直接，不必再弯弯绕绕在“生死问题”上，直接从“致良知”着手，不谈生死而亦可明了生死。《传习录·薛侃录》中有一段记载萧惠就生死的道理请教王阳明，王阳明告诉他认清昼夜变化也就认清生死了。其中有一段这样说：“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更有什么死、生？”

所谓“死生之道” 便是生命的意义，王阳明的回答关键就是必须掌握“天理”才能“知昼”，天理即良知，是重点之所在，是解决生命意义的钥匙。

《阳明年谱》记载：“先生召积入。久之，开目视曰：‘吾去矣！’积泣下，问：‘何遗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顷之，瞑目而逝。”

从苦难中寻得意义

法兰克·佛杜锡克在其所著的《听疼痛说话》一书中，讲述了13个故事，作者试图描述各种梦魇般疼痛的肆虐、探讨老天给予疼痛这个警示的用意。创立“意义治疗法”的弗兰克医师（Viktor E. Frankl）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否完整就在于其是否真正知道“自我意义”，知道自己之“不可取代”性。人如何获得意义呢？他提出三种途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面对苦难。

苦难是生命的扩音器，是我们内心的呻吟，所以深度理解生命的意义，受苦的经历是必须的。它提醒我们认识生命，思考生命，从而把握生命。苦难把我们还原到最原始的状态，使我们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变得“赤身裸体”。

你会发现你平时苦心追求积累并且引以为豪的知识，变得毫无用处。

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因触怒刘瑾，被谪贬至贵州龙场，王阳明不但在物质生活上困苦万分，还要担心刘瑾随时再派刺客杀他的可能性，内心的郁闷和外在的瘴疠 (*zhàng lì) 之气，内外交攻，死亡的威胁令他寝食不安。但是他不认命，他直面死亡力求寻找跨越死亡的可能。他照顾生病的下属、教化当地人，后来挂帅平宁王之乱、智克张（张忠）许（许泰）二宦之难，都是在生死危难中寻找出路。

邱吉尔曾说过：“当我们没有战胜苦难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诉说苦难的经历，当我们战胜苦难的时候，苦难就是我们为之骄傲的财富。”孟子有“生于忧患”之说，因为大痛苦始能有大解脱，大迷惑始能有大信心；大痛苦与大困惑来自对生命的真诚，来自存在真正的投入。

王阳明临终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便是他一生面对所有的苦难与挫折时，恒常不变的态度之写照，简单来说就是“择善固执”同时“Just Do It”。事实上，他为官有道，不按牌理，用兵奸诡，混迹天下，却坚守光明，在一片乌烟瘴气的大明官场，绽放人性最璀璨的一页。正如雕刻家为使雕刻更为完美，必须一点一滴琢磨，刻划的过程虽然痛苦，却让人生的层次更为完整、更加提升。

（作者是台湾真理大学教授，辅仁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真理大学行政副校长、代理校长。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19年4月刊】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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