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凡人富于活力的灵魂动影，去承载时代骤变中更为深刻、沉重的大命题，积极地去触动那些被众人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湮没，无疑是王方晨小说超乎他者的独特属性。这是直奔小说使命本体而去的创作，甚至是喷涌着犀利与酷烈的文本，试图打破某种既定的秩序与平衡，有着与社会演进的强势试比高的雄心暗积，亦决意开拓着更广远的文学图景及疆域。他的小说常常表征着时代命意与灵魂炙烤两个维度，总是能从低于主流生活水平线的艰涩中激荡出质地感的真知，总是在人们精神被物质性的一切囚禁中给予绝地逢生的希翼，在层层困境中从不吝惜灵魂奔驰的场域与畅想。他的小说，时代介入感透骨丰沛，真切地演绎着涵盖着时代的内在气质。

《福勇的大河山史》（《中国作家》2020年第1期）是一场可遇不可求的思想意识震荡的盛宴，它剥离人性所有背负与包裹，还人以自然真实，还人以赤裸与平等，还人以本真的性灵，还真知以穿透种种社会阻隔的坚利，为思想活力因子的肆意驰骋给予了近于无限的理想时空。小说化时代不可能之存在为无碍无羁的纯澈理想状态，然而它没有发生在巍峨的知识殿堂，没有发生在教学、学术研讨的任何一个环节，却发生在桑拿憋屈的空间，发生在一个貌似平庸的大学老师与装修小老板之间，延宕在坚质生活的间隙间。它的长久积聚与迟迟到来，既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更是时代的裂隙中罕有的思想密欢。这场密欢，足以击溃这世界赋予我们所有的背负与囚禁，让思想者突破种种藩篱束缚，去拥抱智慧的闪灵与绚丽的火花。甚至，这亦是文本的直面时代的寓言构建。

这确乎为一场密欢，甚至是私密的灵魂盛宴，因着排他而无关他人，只关乎有着强势逻辑的现实中思想者对历史与时代博弈的个见性洞见性认知，是真知对思想者金子般莫大的诱惑，亦是思想者对真知的膜拜与臣服，更是无疑存身之思想的安妥之所灵飞之地。对于大学老师杨家樵而言，他无疑是思想活力因子的富有者，时代固有生态的破袭者，然而他却无法突破时代赋予的坚质壁垒，无法摆脱思想拘囿之困。于是，他与众多人一样被沦为时代的困顿者与种种天网的被囚者：师大新村无疑是所谓学者虚伪的存在，银座花园无疑是他高价付出的不为人知的洞见性标识或个性标榜；他的思想智慧不能在课堂上生发共振，学生们过于浅薄嬉戏；他的观点不能与恩师分享，恩师过于严肃古板，那无疑是一种犯险与冒犯或者自取灭亡；他不能与同事交流真实的体认，因为这个世界已被虚构，不再有真诚；他亦不能与妻子沟通，生活的琐碎早已将她淹没，思想沟通必然招致生疑与理所当然的认定；时代所赋予他的只是，精心构筑的论文静静地躺在《大河山史》主编檀弘之的邮箱里，他几乎无法逾越的学术壁垒；他的思想被时代罢黜得无以存身，他只能在幽暗处甚至污秽肮脏处思考，他只是历史长河里不见身影的哀吟者，甚至“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正是这般的哀吟。不是他在追求平庸，而是理想过于式微，离他过于遥远。还好，他遇到了装修小老板赵福勇，能够给予他思想欢愉的智者，于是关于他们的欢愉必须是秘密的，甚至必须对妻子隐瞒。他买银座花园及找赵福勇装修，亦是对时代强势逻辑的悖逆与宣示，因着这种悖逆才造就时代的一丝裂隙，才有了思想的密欢。

赵福勇无疑是孔子学问观认定的大智者——放空精神，积极入世，在时代与思想间自由游弋。面对不同的人能把事情处理到中庸之境，让所直面的每一个生命都享有精神安妥。在“不等你杀我先杀”的社会普遍心理覆盖之下，作为一个非凡生命存在的赵福勇，或许不是一个拯救世界的人，却依旧是杨家樵精神上的“耶稣”。福勇认为，“思想上的高贵才是真的高贵”，这既是他的认知亦即他本身的写照。从初见的那一刻，杨家樵就在酝酿着期待着这场思想的盛宴与密欢，甚至为此长久地期盼与精心的“恶补”。福勇对于杨家樵是不变中的多变，正面看是耶稣，从背后看又是撒旦，这其实是对于历史学而言，更是一种大观：耶稣是撒旦的另一种面孔或存在。正是从与福勇的认识这一刻起，杨家樵才真正地回到了学术思想之纯粹，回到真正意义的焕发着新生命气象的历史学。或许杨家樵只是一个知者，对于时代及生活则是一个“永远”的被动者；而福勇则是一个知与行的互动者合体者，他轻盈地游刃于历史与时代之间，是对接了历史与时代的真正有学问的人。福勇能够一眼识人，洞穿一切，更能超越社会身份地位，与不同层次的人和谐相处，本身彰显着超乎常人的思想、观念通透。比如，他认为历史是双向而动的，对于更多的学者因其站位只看到了一面；他发给杨家樵关于历史见解的第一条短信所表明的一切不可信惟思想者可信等等。甚至福勇的点滴活力思想之知，促使了杨家樵之行——因相信思想者而签约，抛弃强势虚伪与虚构的所谓“正规”。可以说，历史老师杨家樵在于福勇思想激荡的过程，亦是他认知历史学与自我的过程。

杨家樵的一切行为是感性支配的，而福勇的所有行动都是基于感性的理性选择，因此前者总是在迟疑不决中行进，后者则是果断而确定。他们的思想密会与密欢，对于杨家樵来说是一种必须的期盼和长久精神的煎熬，对于福勇则是从容的安排而已。他们起初的短信交流，彼此有着完全超越了在课堂、家庭、单位等一切藩篱的孔子式纯思想的会心、共感共融，这是思想密会的前奏、序曲。杨家樵习惯于沉溺于思想交流的盛宴中，福勇则能够迅速从历史性转进现实，兼具思想精深与物质利益的双重愉悦。历史学思想交汇的愉悦几乎化解了现实中一切问题，甚至启发深化了杨家樵对时代现实的思考。相较之下，知识的殿堂之高校，却空空如也。与福勇的思想交流及签约，一切过于美好，美妙得发生好似从未发生。福勇畅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杨家樵无疑是羡慕嫉妒恨，他也曾在恩师面前如此痛陈观点，却遭到最严厉的呵斥。无疑，杨家樵与福勇之间心有灵犀，所以他心焦地期待着。然而即便是经过长久的期盼进入了思想密会密欢的桑拿室，福勇久久并未进入主题，直到人完全赤裸，甚至肉体附着的污秽被蒸汽蒸出，肉体通透轻盈之后，他才进入思想交汇。经过彼此的沉积与交汇，福勇与杨家樵对历史达成了一种共识：历史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愉悦。然而在时代之现实中，无论是恩师，耆老刘同羿，《大山河史》主编檀弘之，都是不可冒犯的铜墙铁壁，身边的有形无形的存在，都重重阻击着这种思想的愉悦。时代在演进，历史学亦在发展之中，破局是一种必须。杨家樵因着桑拿室里的这种破局而兴奋，思想愉悦抵达至境。

即便如此，杨家樵对福勇的认识依旧是浅层次的，历史学对于他依旧是历史而无关时代现实。他再次拜谒檀弘之，因着心中有与福勇这样的历史通透者比高的心理暗示，他最终未能按捺得住自己而狂陈观点，最终背叛恩师指示砸了自己论文的最后弥补机会。他无疑是忘情的，在陈述观点时他忘记世界及他人的存在，只是自己完全的确立。最终改写杨家樵职业命运的依旧是福勇，他轻盈地消解了危机，以“福至心灵”的中庸之境圆满地洞穿了铜墙铁壁。当杨家樵的论文被刊发在《大河山史》上时，他才开始并完成了对自我的反省，历史学不仅是历史，更是关乎现实的处世智慧，找到自己与他人的链接点才是最重要的。这或许就是历史学通透者，时代现实从容者福勇的历史大观，福勇的“大河山史”，映照古今钩沉并融通社会演进一切变迁的大历史观。

历史学也罢，《大河山史》也罢，杨家樵与福勇也罢，恩师、刘同羿、檀弘之等等，既是《福勇的大河山史》具象与人物之存在，更是意象、符号性承载与延宕，他们所承载所涵盖的是社会深层被湮没的现实。王方晨在呈现与揭示深刻时代现实的同时，更可贵的奉献在于，给予身处经济物质时代深渊迷宫中的人们一条划破阴暗的充满智慧的途径。小说无疑在迷宫中打了一个洞，以思想的闪电接通了历史与时代，重构并重申了处于万般变化中那些不变的古老的恒性智慧。

与其说小说是思想者的真实处境、是时代对思想的重重阻击，不如说是思想及思想者对时代阻击的畅快淋漓的智慧反击与完胜。人生在世，归根结底追求的，亦是如杨家樵与福勇历史学思想会心般的愉悦。这种追求是正当合理的，亦有实现的智慧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