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一双小脚丈量出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追忆“开国劳模”李田英
李兴正
一个纯粹的烈火淬炼过的共产党员“啥来头”？一位真正的万千磨折过的劳动模范“什么样”？随着越来越“近距离”地接触到她，萦绕在记者心头的思绪也越来越纷纭。
春风缱绻的淄河两岸，满目绿柳凝烟，处处百鸟争喧。
3月23日，在广饶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宋海勇陪同下，记者走进古城广饶一个幽静的小区，与“开国劳模”李田英的女儿孙建英一起，拂去记忆的尘封，重新翻开了李田英那激情燃烧和理想沸腾的岁月。
登上观礼台的“小脚女人”
195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首都70万群众参加了空前规模的庆祝建国10周年大游行。阅兵式之前，在天安门观礼台西6台上，来自山东广饶县、缠着一双小脚的“全国一等劳动模范”李田英，一时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当摄影记者们向她拥上前去，想要拍一拍她的那双小脚时，她难掩羞怯、双脚无措，觉得这双小脚是“封建时代的东西”，便忙不迭把挽起的裤脚放下来，遮住了那双小脚。此时，邓颖超向她走过去轻声对她说：“你这双小脚担负了更多的辛劳，做了大贡献，怕什么？让记者们拍就是了。”等跟前儿清静下来后，李田英含着热泪望着声势浩大的阅兵队伍，情不自禁地对和她并排站在一起的全国劳模时传祥说:“看咱这大炮！要是咱国家早这么强大，他八国联军还敢侵略咱吗？就是十国联军咱也不怕！……你是掏大粪的，俺是扛大锄的。咱这样的老百姓也能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国庆阅兵，国家给咱多么大的荣誉啊！”
其实，早在1949年秋，李田英就作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带头人，当选为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同年12月，还当选为全国妇代会代表并赴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妇代会；1950年2月，她被中共渤海行署评为“全国一等劳动模范”，同年9月25日，又作为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赴京……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女社长，她前后12次到北京参加全国性代表大会。其中，分别参加了第一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一、二、三次中国妇女代表大会，两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风云际会的巨大幸福和一浪高过一浪的奋斗激情，鼓舞着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忘我拼搏，带领农民生产自救、互助合作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大道，在盐碱滩涂上拓荒7000多亩地、把15000亩荒碱地改造成良田，成为艰苦奋斗和劳动创造的一面光辉旗帜。
含泪怒放的“苦菜花”
“因为年轻时给公家干活不要命伤了腿，俺娘没法干工作后就常拐着腿上台给学生们作报告，开口准是这段话：‘一肚子全是苦水啊。’”淡入孙建英那凄迷视线中的，是昏暗的天际下一个个伛偻的身影，“不光俺娘、俺家是苦命人，那年月老百姓都苦，都会念叨这话：‘进了东北皂，走了些荒凉道，换了些风沙暴，吃的是猪狗食，喝的是驴马尿。’”
1921年农历腊月20，李田英出生在黑龙江三棵树屯一个贫苦交加的渔民家庭。家里吃喝嚼用全靠其父给渔霸打渔的那双手。本就赚不了几个铜板，又添了这张吃饭的嘴，母亲狠狠心想把李田英送人。好在她出生那天父亲手气好，打的鱼比往常都多。父亲便认定这丫头是个能给全家带来好运的“福星”，这才留下了苦命的李田英。在她最初的记忆中，就是她拽着父母衣襟跌跌撞撞在关东四处逃荒要饭的场景。她8岁那年举家返回原籍山东省广饶县三柳村后，全家还是在广饶、沾化一带乞讨要饭，主食就是草籽儿。1938年8月，广饶当地还发生大海潮。一时间，三柳村51户人家就有49户流离失所，更有5人饿死、两户人家卖儿鬻女。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乡里乡亲，天天仰着苦脸盼着老天爷给“下凡”个大救星。
1937年，16岁的李田英跟三柳村的进步青年孙锡魁结婚后，经他开导，感觉眼前亮了、跟着共产党活有盼头干有奔头了。从此，她的心就被一种伟大的力量所牢牢地占据，她冥冥中自己也觉得，她这朵饱含泪水的“苦菜花”应当怒放出一种奇异的光彩。翌年，当地成立抗日自卫团，孙锡魁成了团员；缠着一双小脚的李田英也做了地下交通员。193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李田英刚出生不久的大女儿正发着高烧，她听说有一封很重要的急件要送给设在南常村的地下党组织，就赶紧乔装打扮，趁夜色降临，撇下女儿就跑了出去。可是，等她完成任务一头撞进家门时，她的满嘴燎泡的大女儿早已在无望中永远闭上了双眼。
1944年冬，三柳村成立了党支部，孙锡魁任指导员，李田英则在丈夫帮助下勇敢挑起了妇救会会长的重担，跟丈夫一起不惧蒋军土匪暗杀的恐吓，领导村民减租减息、反奸、除霸、防特，组织党员和进步青年挖“抗日沟”、割敌人的电线，不分昼夜忘我地投入革命工作。1945年1月，为扩大人民武装与日寇进行最后决战，抗日前线急需增兵。中共广北县委根据渤海区党委的指示，立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拥参”运动。时任三柳村党支部书记的孙锡魁参加广北县委动员会回来后，对李田英露出了依依惜别的眼神。李田英知道丈夫是共产党员、村支部书记，对党的号召必须带头响应；她当然也明白，丈夫参军上前线，这一去也许就是永别；她还清楚丈夫一走，不仅全家老少的生活重担都落在自己肩上，而且，三柳村的工作也没了主心骨。然而，在全村动员会上，孙锡魁传达完上级指示后，李田英噙着泪水头一个站起来对乡亲们大声说道：“咱都有老少，都愿一家子团圆，可要是都待在家里不去打鬼子，咱就没有安生的国家、安生的家。这么着，俺支持孙锡魁参军！”在他们夫妇的带头下，适龄青年纷纷写决心书、请求书，要求参军上前线。结果，三柳村全村51户人家就有22个青年参了军，13个青壮年则参加了支前队伍。在广北县委的组织领导和三柳村的积极带动下，其它村的青壮年也纷纷写挑战书、应战书，涌现出父母送子、妻送郎、未婚妻送未婚夫参军的热潮，三天时间里就有3145人报名参军，成就了 山东抗战史上“三天三千广北大参军”的佳话。——可是，青壮年几乎都开赴前线了，一村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怎么办、庄稼地怎么办？送走了参军的丈夫，独自站在村头的李田英低头掉了泪。
她把一切都献给了党
“1947年，李田英拖着7个多月的孕身，领着农民步行到40公里外的寿光县拉地瓜秧苗，一天两夜没合眼，累晕在道上。”熟知李田英事迹的宋海勇告诉记者，“1954年9月，她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会，则是抱着出生才16天的二闺女去的。没白没黑地带领大伙生产，她的力量源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带着翻身不忘本的激情、铁心跟党走的意志和当家作主人的理想，把一切都献给了党的事业。”
青壮年劳力都去支前打仗后，三柳村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好在令他们庆幸的是，李田英早在1940年那段时间就彰显出非凡的领导力和别样的风采。那时，处于抗日解放区里的三柳村农民虽然已分得了土地，但因多年的海潮侵袭和地主的剥削、兵匪的抢掠，乍有了自己土地的贫苦农民在高兴之余却面临着缺农具、少耕畜和缺种子等各种各样的困难。李田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先跟丈夫孙锡魁商量后，又找到村里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商量解决的办法。最后，在李田英张罗下，他们决定把分散耕种的各家各户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进行生产自救。当时，这种互助组是松散的、季节性的，村民们自愿结合，三五人一伙、七八人一组，有牲畜的出牲畜，有农具的出农具，有劳力的出劳力；每年从春季晒盐开始组合，到秋后收获庄稼后就自行结束。他们给这种组织编了个顺口溜：春组织，秋垮台，过了年，再重来。其分配方式也极为简单：各家投入的牲畜、农具均不计报酬，按投入劳动力的多少进行分配，还形象地把这种分配形式叫做“一个鱼一个头”。互助组从晒盐发展到农业。加入互助组的群众对自己的这种组织很满意。他们高兴地说：“你有耙子，我有耧，互助生产不用愁”。李田英组织的这种互助组，就是后来1951年9月9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草案）》中所指出的最初级的形式——季节性临时互助组。根据史料记载，全国其它较早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成立于1943年，据此，李田英的互助组就是我国最早的农业生产互助组。那时，群众都从简单的互助合作中尝到了甜头，所以，到1942年，他们开始成立的长期互助组迅速得到扩大。1943年，三柳村全村共组建了7个互助组，入组44户，占该村总户数的80%。农业和盐业的丰收，使群众的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其主食已从过去的草种籽过度到了粮食。参与到长期互助组的群众总结说：“一块砖头难垒墙，一根木头难盖房，个人单干困难多，组织起来有力量。”长期互助合作的成果向人们展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时任广北县委书记张力群在全县会议上对三柳村成立长期互助组进行生产自救的做法大加赞扬，并将三柳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经验向全县介绍推广。
到了送走青壮年、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这一刻，李田英拽开那双小脚风风火火地又把村民们招呼起来，“不能光靠男人养活，妇女也能顶大台！”（大台，方言“顶梁柱”）她首先组织了9名抗日军属和思想进步的妇女到闫家沟晒盐、打盐坨、挖夹沟、扛盐筐。百十斤重的盐筐压在李田英的肩上；那双小脚在又滑又窄的盐池埂子上负重挪动，稍有闪失便会摔倒，但她狠命咬紧牙关，半天就扛了49趟！在她的带领下，短短几个月，晒盐的妇女就增加到了37名。接着，她又在往年临时性生产自救互助组基础上，建立了形同初级社的互助合作组织——“大插伙”，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
1945年秋，三柳村正式成立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被中共山东分局命名为“李田英农业合作社”。 互惠互利的初级社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发挥。第二年，他们就收入粮食40.32万斤，随后又在孤岛等地开荒种地2000余亩，年产粮食60余万斤，送支前粮6万斤；打蒿子油7000余斤，大部分都送交了部队，还为前方提供了大量食盐。
1947年，国民党大举进攻山东。三柳村村民的生产热情和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加之中农、贫农产生矛盾，合作社步入摇摆不定的困境。有人说什么“酸枣棵子长不成树，李田英累死也白搭。”还有人编了这么一段顺口溜：“吃那三柳饭，用那命来换，半夜就起床，鸡叫就吃饭，一路是小跑，社长还赚慢。”李田英调查分析后，把合作社按劳力强弱、牲畜多少分成三个小组搞竞赛，她选了最弱的一个组当组长。这个组仅有4头牲畜，又在当年8月被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炸死两头。缺少大牲畜、男劳力不足，她就带头拉犁拉耙、摇耧播种，几个月在窝棚里吃住。他们开荒地、晒盐、捕鱼、割荆条、养羊，又买了骡马、车辆、农具等生产资料，集体经济重新得到稳定发展和壮大。
直至1951年，“李田英农业合作社”又迈进到了高级社，完全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男女同工同酬。她又联系国营广北农场帮忙，在南北河防潮坝一带开垦荒地5000多亩。1953年春，三柳村与刘庄村合并，成立了规模更大的高级社，李田英任社长兼书记。高级社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男女同工同酬原则的基础上，既给社员留有自留地种菜，又改进了生产管理。新的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这家高级社成立的当年，粮食总收成就达到了51.4万斤。1957年引黄灌溉后，她又组织1500名劳力吃睡在田间，大干两冬一春，硬把15000亩荒碱地全部改造成了良田，第二年即在新开垦的荒碱地上收粮275万斤，成为名副其实的“余粮社”。千百年来少衣短食的农民们，终于露出了笑脸。
“祖祖辈辈没有不愁吃穿的老农们这时真心露了笑脸。他们佩服李田英，更感激共产党！”孙建英双手捧着母亲当年参加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合影照，眯着双眼指着上面的李田英唏嘘慨叹，“这么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干出这样大的事业，谁能想到啊？”是啊，谁能想到，理想的哺育和坚韧的意志，能把李田英这样一个穷苦人家的小脚女人，锻造成一位任劳任怨和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磨炼成镌刻在共和国旗帜上的一代英模；谁能想到，一旦感召于党和群众的呼唤，这样一位柔弱谦卑的农家女儿，能振臂一挥应者云集而力拔山兮。——1961年农历二月初二，渤海突发海啸。彤云沉沉翻滚下，咆哮的海浪凶猛地撞击着防潮大坝。大坝一旦决口，临近的万亩麦田就将在海水淹没中绝产。“哎呀，这地方渗水啦！”不知谁凄厉地惊呼一声。正在现场带着大伙加固堤坝的李田英心头一震，赶紧循声冲过去。危急时刻，她大呼一声，“都快来啊！”就穿着棉袄棉裤带头跳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与陆续也跳入水中的300多名群众手挽手、肩并肩高喊口号，共同筑起一道缓冲海浪冲击的人墙，给岸上填土固坝的人们争取更多时间。一个小时过去了，飞云疾风里，他们在冰冷的海水中大写出劳动者的壮美；两个小时过去了，水打浪拍中，他们无所畏惧地挥洒出中国精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动力。不是吗？历史已经证明而且仍将证明，恰是异彩纷呈、代代相传的李田英式的劳动者，挺起了共和国的脊梁并不断开拓着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路！
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国10周年庆典大会上，出席国庆观礼的李田英与其同时在京参加军代表会议的丈夫孙锡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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