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台庵,我的褓姆
文/雷涛
故乡的村名就叫做烧香台，亦称之为烧台雷家。新中国成立之前，武功县东南乡被称为“土匪窝子”，结伙打劫，杀人越货之事屡见不鲜。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2年，我的邻村的几个莽汉仍以秦岭游击队的名义招兵买马，企图与新生的人民政权抗衡。事情败漏后，几个匪首被五花大绑，处决于烧台庵的台地之下。听老人们讲，在临刑前几分钟，其中一个匪首还企图挣脱绑绳，并破口大骂共产党和新政权，声言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还要完成他的复仇事业。可见其性格的生硬和思想的反动愚昧。
年幼时我弄不清这烧台庵的来历。上小学后，才知道烧台庵就是老人挂在嘴上的“庵庙”，烧台庵小学是解放后武功县仅有的几所完小之一，周围13村的孩子都就读和启蒙于此。那时，我就认定，烧台庵是天底下最美好的去处。不是么，出了村头北上，一条端直的坡路会把你带上一个“山门”，这便是校门。校门前是衔接坡路的几十个台阶，台阶两旁耸立着两排古柏，参天敞空，威武壮观。进入“山门”，直面的建筑物叫玉皇阁，紧后边是望仙宫大殿，阁与殿的两边冬青成行，连着长有奇花异草的绿草地，再往后就是排列有序的教室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整个庵庙中那纵横交错长得粗大繁茂的柏树群。据村上老人讲，从空中俯瞰，柏树正是一个大写的“雷”字。无论是盛夏还是隆冬，学校的院落都是覆盖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既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又使人平添几分幽静、空寂与阴冷森严的情调。那些年，每年农历二月二日这天，校门前的坡上都过庙会，又叫“老婆婆会”。中午放学后，我们这些学生就去赶会。说是赶会，实际上是钻在人群中戏耍打闹。看到坡两边摆着的卖豆腐脑、凉粉和“洋糖”（即水果糖）的小摊儿，眼就馋，嘴里就流涎水。虽然没钱，但多看几眼也很惬意。常常会和同学们一起高唱“戴花要戴大红花”和“社会主义好”的歌子，直到各自踏进自己的家门。
“是在庙会上逛了吧，这么晚才放学？”早已做好了饭的母亲一见我进门放书包，总要这样问我。
“就是的！”我诚恳地对母亲说实话。
“庙会上人多不？有卖吃喝的没有？”母亲以探寻的口吻又问（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庙会上是不准卖小吃之类的，说那是搞资本主义！）。
“人多的很，都有100多人！丫丫脚老婆都在坡上坐着呢。卖吃卖喝的也有几家呢！有凉粉，还有麻糖（即麻花）”我向母亲描绘着。
母亲扑哧一笑：“卖就让他卖去，妈给你和你弟妹们今儿也做一顿好饭吃，就当过会呢！”母亲做的是“涎水面”，这是我们最爱吃的饭。
不知从哪年起，庙会不再有了。不久我们小学六年级同学便成立了红小兵组织。学校还组织我们红小兵中队的成员到咸阳和西安进行串联。在咸阳，我们参观了西藏民族学院办的阶级教育展览馆，从农奴主用人头做碗和用人皮做鼓的展览中，我初次了解到了奴隶制度下藏族人民的一些历史。同时，我明白了庙会原来也属于“四旧之列”，也是革命的对象。一方面为没有了庙会而遗憾，一方面又为自己提高了觉悟，认识到了庙会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一套而暗自庆贺。
在父亲的严厉管束下，我从小学三年级起就记日记，写周记。为了让我把日记、周记写好，父亲给我购买了《抗日英雄赵一曼》《刘胡兰的故事》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连环画和小说让我读，后来还不知从村上谁家借了一本《水浒传》要我也翻着看。父亲是一名乡镇干部（那时叫人民公社），是念了中学的人。而且，他对文学的钟爱，对地方戏曲如秦腔、眉户、弦板腔一类也很懂行。不但能吹奏一些乐器，还能吼几句“乱弹”。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写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做到子承父业。因此，每个周末他一回家就要检查我的作业和日记、周记。如果没有完成，不是痛骂一阵，就是一顿痛打。记得他骂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娃不好好学习，将来肯定是卢世宽”。姓卢的是那里人，干什么的，我压根不知道，只想一定是个坏人或不成器的人吧！不然，父亲何以对他恨之入骨呢？！
也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加上打骂的压力,我的写日记、周记的水平不断长进。有一次，我以周记的形式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里边有这么几句话：“爸，你走后的当天晚上，老鼠就在咱家楼上大喊大叫。我婆一听不对，当即让我上楼观看。我从梯子上飞快登楼探视，老鼠给麦囤上边大便了一层，令人十分气愤……。”父亲回来后一改怒容，以从未有过的欢颜对我说：“你写文章有了长进，应该继续努力才对。”
在老师组织的我们红小兵中队外出串联返回后，一个严酷的事实使我感到十分苦恼。这便是我们的老校长张景德被批斗。批斗之余，给他的任务就是端上梯子去用红漆去涂抹学校古建筑栋梁上所有的绘画。张校长不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么，我的日记、周记不就是张校长多次在全校师生周末总结会上作为范文来向同学们读的么，不就是他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鼓励我要做一名三好学生，将来为祖国建设增砖添瓦么！怎么一夜之间他也成了坏人。照那时的规矩，某一个人一旦被定为反革命或坏分子，别人就不能接触，连话都不能问了。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又时不时降大雪。当凌冽的西北风卷着雪片刮来时，学校里的柏树群就会发出刺耳的鸣叫声，大殿四角的“铁马”也会像被人仍进雪堆的孩童一般苦苦哀嚎。我们即便穿着棉窝窝上学，脚也会被冻肿。许多同学的手都被冻得裂了血口子。可是，就是这个当儿，我看见张校长仍然站在梯子上，艰难地用刷子往檩条上刷红漆。有一天的下午，我在课间休息时飞也似的跑到了张校长的梯子下边，仰着头喊了一声：“张校长，你下来歇一会儿再刷吧！”张校长听到下边有人喊话，好不容易转动了僵硬的脖子往下瞧。一看是我，发青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然后用沙哑的含糊不清的话厉声对我说：“雷全芳，你，你不…好好上课，乱跑什么！”不等我再回话，他就企图转身。可是一时却转不过去。于是，他又冲我批评道：“以后不许你与我讲话。”看到张校长那副又瘦又发青的脸，看到他的刷子又挥动起来，栋梁上的精美的壁画淹没在红色的漆泥之中，我伤心地流了眼泪。上课铃声骤然传来，好像是闷雷一般盖顶而过。坐在教室里，我无心听老师讲课，脑子闪现的仍然是张校长的神情，仍然是大殿栋梁上的那些壁画……
上了高中后，村上有位精通天文地理的“七先生”。有一次他考问我：“你现在读高中，旧社会已是咱村上的秀才了，七爷问你？咱的庵庙为啥叫烧香台？”
“大概是……”我心里发怵，又不想胡说一通，所以支吾起来。
“咋能如此含混！小伙子，听七爷讲给你听。”七爷干咳了一声，向我传授他的知识：咱们居住的这块地方在远古时期，还是渭河的冲击层呢。后来，随着气候变化，河水变小，滩地出现。仰韶文化时期，也就是西安半坡先民的那个生活期，距今已有6600年到7000年吧，咱烧香台这块地方就有母系氏族社会存在了。烧香台原是一个祭坛，是先民们聚众烧香进钱，祈求五谷丰登的地方，就像西安和北京现在的那个天坛、地坛一样。正式大兴土木是在唐初。你知道吧，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抢班夺权，逼父李渊让位之后，即认老子李耳为祖，把道教尊为国教。于是，全国上下，纷纷修建奉供老子的庵庙，烧香台由此初见规模，并更名为烧台庵。仅此算来，这名称也有一千多年了。
“听说原先这儿还有一条小河流过？”我好像想起了什么，急忙向七爷讨教。
“对。传说这条河叫胭脂河，是渭河的一个支流。河水由西边的香湾村，永（丰）台村南东流，由烧香台下转而向南。就在这个转弯处形成了一个大水潭。当年的“仰韶”人恐怕饮用的就是这胭脂河的水。唉，扯远了。不过，我还要告诉你，兴平县桑庄有个叫“桥上”的地方，就是因在胭脂河上架桥而得名的。你没有听说过咱们村南边，渭河北岸的那些地名么，‘七个玉渊，八个马坊，二十四个烂坎子，七十二个雨淋房，还有数不清的桥上。’”
“胭脂河是何时断流的？”听着七爷以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口吻的讲述，我不由得向他发问。
“以我之见，大概就在汉唐时期。老百姓中有一传说。老子常由周至县的楼观台涉过渭水复来烧香台讲学，有一次他坐在河边洗脚，靴子就放其侧。不料河水突然暴涨，老子慌忙起身后撤。等静下神来时，靴子早被河水冲走。老子一气之下，用脚将河水向南猛蹬，即刻，胭脂河并入渭水了。从此，这河不复存在。断流是事实，老子蹬河水之说不可信，亦不可考。”七爷一板一眼，时时表现出史学家严谨的治学之风。
在我的眼里，七爷是由旧时代过来的真正的秀才，是村上最大的知识分子，理应受人敬重。可是，村上人却很少有人理会他。他早年丧偶，大儿子廷芳远走天津做了公家人，二儿子廷骊事农。按说他的身体尚好，也可下地干活。可他老是惦记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圣言，不肯轻易委屈自己。无论是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之中，还是在“五黄六月，绣女下床”的夏收季节，村人都鲜见他的身影。知情者猜得对，他蜗居在家，不是庭前信步，就是卧床读书，读什么，天知道！
然而，从此七爷成了我的课外老师，也成了我的朋友。我曾在心里指责过他轻蔑体力劳动，不事农耕的孤傲性情，同时我又十分敬佩他，因为他的广泛的学识和见识，滋润了我的求知欲，我从他那儿受到的是另一种无人取代的社会教育。在我就读西北大学的头年秋天，我曾带着重礼返乡看望过七爷一次。谁知到了春节前夕，他老人家却作古了。
也就在这个春节，我以惆怅的心情和对故土的热恋真情，一次又一次迈进我的母校烧台庵，寻觅我儿时的文化生命之根，体验烧香台文化给我的滋养所在。令我大失所望和揪心的是，整个庵庙已破败不堪，昔日茂盛的柏树群已遭砍伐，所剩无几。玉皇阁、望仙宫大殿顶部的瓦砾已经严重脱落，所有的立柱千疮百孔岌岌可危。院落中的荒草过膝，在寒风中一个劲的摆动，似乎在向我诉说着昨天和前天所发生的一切。麻雀不时地从椽头下边的窝里飞出飞进，这些虫豕们为垒窝而衔来的枯草偶然在空中飘动，引来我无限的悲怆。“山门”也被一道严严的砖墙封死了。唯有那棵远近闻名的紫藤树被人用砖砌成的花墙呵护着。耳听村上高音喇叭中播放的高亢激昂的秦腔唱段，目睹眼前这传播过文明而且继续传递文明的古代建筑物，我感慨万千,几乎不能自已!
后来我才晓得，“文化大革命”后期，上边要求村村办小学，烧台庵小学便失却了中心小学的地位。隔壁的薛固中学（也是我的母校）以办校办工厂为由，推倒了烧台庵的东围墙，在庵庙的后院里盖起了食堂和机械加工厂。而前院的古建筑群也就象被弃之荒野的婴儿一般，从此命运由天，任凭风吹雨打，任凭时光流逝，再无人问津了！只是一些信男信女偷偷地请人带了工具上去，先把紫藤树护住了。
我能为我的褓姆烧香台做些什么呢？我一边自责、自问，一边向大殿的前院走去。对，我手里握有相机，我应该把她的真实面目拍摄下来，这是弥足珍贵的资料。一张、两张、三张，快门不停地响动，我的心灵随着快门的有节奏的响动而震颤，又渐渐平复。
在玉皇阁的东侧墙角，我看见了一通石碑。这可能已是庵庙中仅存的记载着这里的文化史的可考之物了。我几乎是扑上去抚摸它的。虽然碑子倒在角落，但少有破损。碑文仍然清晰，只是个别字迹已无法确认。我用自己的衣袖拂去碑上边的尘埃，一字一字读了下去：
重修望仙宫碑记
望仙宫者为老君之行宫实武邑之胜地也平望终南山色映其户牖俯临渭水瀑声通乎楼台幽间□□不可具状宫内殿宇磐磐囷囷创始不复记忆惟老君台传闻紫气之后为关中说经之所自五代迄於元明增修補葺亦云屡矣然皆有旧迹之可嗣也迨至我朝兵燹顿作栋梁尽成灰烬阴雨频滋丹鹱仍□□涂泥数十年中目不堪睹每岁仲春时值圣会社长拜谒触目惊心以为神也者可敬不可亵也今乃日暴露渍风雨不除岂可听其如斯哉於是鸠工饬材复建三清殿七星殿三官殿玉皇阁以及文昌宫药王宫雷神殿库官殿老君台山门尽重修饰此非殚极土木以图夸耀惟思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况邑志云显义里义学在烧香台之所在即义学之所在也圣神之安固赖此以妥侑人才之起尤赖此以培植也宫之所关不綦重哉规模依旧业系重修栋宇更新事同开创此所以十阅寒暑功始告竣勒请诸贞珉永昭弗朽云
邑后学生员雷际泰董沐撰文并书
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孟冬之月上浣
乡约会长雷方赵福成
父亲还曾讲述过：当年日本飞机轰炸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时，先在烧香台上空盘旋过，因为烧香台从空中俯瞰时与杨凌的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的地形很象。圣地免遭日寇亵渎，也成为当地父老乡亲的口传历史文献。
我企盼着有一天，政府会把烧香台列为文物保护点，成为旅游开发的新景点，以开发促使进一步保护。我企盼那个坡路两边人声鼎沸的二月二庙会再度兴旺起来，而庙会所注入的必定是时代的新文化内涵，所展示的必定是故乡人民新的已进入小康社会的新生活风貌。然而，我更企盼的是，烧台庵这位文化褓姆养育出更多的莘莘学子成为栋梁之才，为国家也为故土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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