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筑碑
文/杨必芽
描写民国十八年陕西旱灾饥馑的《绝秦书》主要关注周家寨周家三代人的成长生活，通过对大型灾难场面的描写和历史宏大叙事，展现了动乱年代的秦地周原上的一群既顽强又脆弱的生命，人物形象塑造鲜活，真实生动。大灾之下既有着社会的大动荡，又是人性的大乱，周家的人，与之相联系的人，周家的故事，作者在书中以旱灾饥荒考验下的思想斗争、人性暴露和思考，隐含对中国社会和阶层遗存问题的批判，更叙写着人性之温情美，以文字筑碑。
中国传统社会乡绅人物的杰出代表周克文的身上无疑展露出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价值。然而现实是，“在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的视野中，乡土农耕文明当然是落后的，它是文明进化的上一个环节，过去的环节，它不但落后，而且颟顸；它不但黑暗，而且凶恶。而作为乡土文明符号的乡绅，则是颟顸、猥琐、阴险、落后、愚昧、凶恶、反动的符号。（方维保《现代文学想象中的传统乡绅形象》）”。尽管乡绅阶层一度为新知识分子们所污名化的现象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所改善，现代文学对于乡绅负面形象的一般看法始终还是受到了旧时代的影响。张浩文笔下的周克文的形象，虽然存在对部分旧道德和思想的固守的情况，但这必然是时代在他身上烙下的磨不掉的印子，其人格散发出的崇高和伟大的光辉无疑是最主要方面。周克文是中过秀才的读书人，能够将儒家的修身立世立德的思想贯彻施行而不全生搬死守，知晓变通。他能将儿子培养成才，支持改造乡村和办夜校，扫除文盲，放弃巨利不种大烟，教化乡民和土匪，立意深远，这一系列的举动都可见周克文对于发展村寨的尽心尽力。大灾当前，又碰上苛政猛于虎，天灾人祸都把人往死路上逼。温饱问题不能解决时，人的行为往往会屈从于本能，杀人食子的骇人听闻之事频发。作为族长的周克文，面对大旱灾情肆虐，在纠结过后义无反顾地决定倾全家钱粮办粥棚救命救灾。即便是为此失去了两个儿子也不曾随意卸下肩上的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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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皖南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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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老式烘茶机
周栓成作为周克文的一个对头，是自私善妒、溺爱儿子，满身铜臭的反面教材，但他也保留着为人父的慈爱，临死还想着把棺材摆到上房里给儿子镇宅守家。这份灾难里的独特珍贵的温情同样让人动容。周克文和周栓成会让人联想到《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和鹿子霖，但是显然周克文身上的人性崇高的光辉比夹带着小心思的白嘉轩展现得更纯粹，鹿子霖更是比周栓成作恶更甚。
周克文对长子的教育无疑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周立德在乱世背景下所做的一切体现的是他对家庭对社会强烈的责任观念的身体力行。相对太平的时候，他是帮助打理家事、维护寨子里治安的得力能手，经历事变，自悔拦不住土匪，家里辛苦积累的劳动果实被夺，妻子小产，周立德更是引咎投军，刻苦训练，不在乎一步登青云，而是选择扎扎实实地依靠建立的军功升迁。周立德是富有同情心的，是有自己的担当和原则的，不负他的名字里有着的内修德性、外济万民的美好祝愿，鄙弃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国民政府赈灾不力的怠政，毅然决然与之脱离，改弦易帜，加入人民的军队共产党。周立德的纯良正直的性情里包含着济人救世、救民于倒悬的温馨动人的精神价值。二弟周立功这一中国二十世纪前期知识分子的形象既有着接受过高等教育，致力于家乡发展，兴办实业，大胆揭露政府黑幕，宣传自由思想的进步性，又让人无法忽略他所表现出的懦弱虚荣的一面，他从来不是能够做到“为民众利益不惜牺牲性命的顶天立地的汉子”，积极的英雄的举措多半只是为了争取准岳父的好感和个人的虚名，碰上事了就只能“膝盖一软，差一点从凳子上溜到地面”。“中国知识分子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都以一种高姿态出现，但是结局却不尽如人意……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性与时代合流，就会以某种悲剧命运站在历史大潮中”。而周立功理所应当地忽略引娃的全部付出，对她始终保持着精神优越的冷酷的态度很是让人唏嘘。引娃卑微的炽热的爱碰上周立功的残酷和冷漠，即便是掏心窝子的付出和用生命献祭爱情的自虐也到底没有挣得几分真情，只有遗憾。她生来被遗弃，得不到养父周栓成的父爱，被当成长工对待，因为“引娃”而被卖，无辜做了寡妇，她为周立功着迷的爱情，直接、笨拙、热情而招致怨恨，不得善终。她真诚善待一切于她有恩之人，“散发着人性的光芒和惊心动魄的美”，然而不得完满。
作为家族小说叙事模式的文本往往取材于具有庞大血脉资源的家族，家族中的人物则会被作者有意加上社会角色性质，成为具象化的代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由人构成的家族单元的叙事也成为了社会、历史的叙述和反映。大写乡绅救荒，为人性闪耀光辉筑立丰碑；痛心逢乱闹事，人人相食的可怜可怕；揭露人性贪婪自私，将丑恶面貌钉上耻辱柱……《绝秦书》不仅仅是写一场生存绝境，也写命运的残酷诡异，写社会阶层的痼疾，写自秦以来集权政治制度的弊病，揭露一段暴虐的历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