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华勇

民国时期的灌县河西地区，袍哥、土匪、兵痞、赌棍、烟民、乡绅、开明之士各色人等鱼龙混杂。但是，偌大一片河西地区，却在一个叫做周仕宝的人手里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创办教育、根治赌博、捣毁烟馆、收拾娼妓、打击土匪……新中国成立后，周仕宝积极参与征粮工作、清霸剿匪、大义灭亲，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成为河西地区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

1933年夏天，23岁的周仕宝从国立四川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回到故乡。

周家在距岷江渡不远的八角乡周家高坎，合族而居，高墙大院相连。周家田产上千亩，收租时节，家中老小、长年短工都要外出收租。周仕宝生母生育四个儿女，生下周仕宝，离开人世。继母来到周家，陆续添了一儿三女。周仕宝大哥周勉之黄埔军校毕业后在成都任国民党保安团长。周家除了吃、穿比农户好些外，劳作与一般农户无异。周家在河西重镇石羊场购置了三间大铺面，开办酱园坊。

周仕宝回乡后，看到了家乡的现实：交通闭塞、社会混乱、官府苛敛民财，袍哥支撑权势，棒客横行乡野，民不聊生。于是他想，农村的落后，源于教育落后，穷人根本就没有受到教育。于是，周仕宝向父亲表白：他不想去成都上大学了，想搞“教育救国”。23岁了，不该再由父母供养。父亲怒骂周仕宝：“我指望你像你大哥一样出人头地，哪想你整天与憨头憨脑的穷人日白！”周仕宝顶了嘴：“救国救民不能死读书。”办学？谈何容易，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富家子弟读私塾，进县城、省城读书，穷人无力读书。办“官”学，靠国民党政府又无能为力。只有走创办私立学校之路，但经费、校舍、师资从何而来？周仕宝开始游说族中长辈：希望将八角乡场街口上的周家宗祠改为小学校。族中哗然，那不是砸了祖宗牌位，让祖宗无处安身吗？周仕宝的愿望得到开明人士的首肯，族中辈份最高的周老太爷终于发话：“宗祠年久失修，又遭水淹，如不住人必速朽。仕宝办学，族中要支持。宗祠大殿不能动，两边厢房可做教舍。”周老太爷发话，谁还敢阻拦。启动资金没有，周仕宝又说服父亲，平常吝啬的父亲大方地给了300块银元，作为学校启动资金。周仕宝遂以父亲之号，命名新办小学为“私立国炯小学”。国炯小学新式的学堂教法，低廉的收费，一时在八角乡传播开来。穷人家纷纷将子女送来上学，学生达到两百人。地方开明绅士纷纷捐钱捐物，支持周仕宝办学。国民党灌县政府、县教育局派人巡查后，给予周仕宝高度评价，鼓励办学。八角乡公所将岷江洪灾中死绝户田产、开荒无主田产划归国炯小学校产，周仕宝办学有了一定稳定的经济来源。周仕宝组建了以他为首的理事会，理料办学事宜，接纳捐赠钱物、田产，笔笔记录在案。周仕宝四处登门造访，聘请知识渊博，为人正派的地方学者任教；广播新学之利，抨击私塾之弊，那些请了私塾先生的大户人家，纷纷辞退塾师，将子弟送到周仕宝的新式学堂。周仕宝发现徐渡、顺江穷苦人家苦力活重，孩子也是劳动力，要他们上学，不缴学费也不来。周仕宝心急如焚，召开理事会，慷慨陈词：中华民族一蹶不振在于贫苦人民没有受到教育，我辈当竭力为之。理事会决定在徐渡、沿江举办夜校，招收贫家子女上学。夜校属于义学，不收学费，周士宝提供书籍、灯油。学生白天谋生，晚上到校上课，国炯小学教师轮流义务执教。周仕宝的义举深得贫苦人家称赞，他们的孩子也可以上学了，不再害“睁眼瞎”。穷人们纷纷出力，破败的庙子打扫一新，夜间，破衣滥衫的贫苦孩子在老师带领下，识字、读书。周仕宝忙于办学，娶妻的事一直耽搁。在父亲的操办下，周仕宝与崇庆县梓橦余姓大粮户的千金小姐互换了“八字帖”，成家后不久，五弟也紧跟着娶妻成家，周国炯决定分家，周仕宝只要了一个天井院房，80亩水田。国炯小学、义学夜校规模越办越大，要正常运转，经费吃紧，师资缺乏。周仕宝将自己80亩水田的租入也悉数用于办学。他不得不到国民党灌县政府、灌县教育局寻求帮助，游走于地方官绅、大粮户，请求支持。妻子余秉清挺着大肚子给学生上课，成了不领薪水的义务教师。周仕宝看到一批批农家学子小学毕业后，无钱进入县、省中学，又联络一些地方进步人士，于1939年将徐渡乡马祖寺改造，创办临江中学。国民党灌县政府赏识周仕宝，任命他为灌县临江中学校长，领取政府薪水。临江中学，国炯小学，沿江、徐渡义学都变为公办民助，办学经费、教师薪水有了保障。

1940年春，国民党灌县党部吸收周仕宝为国民党员，灌县政府委任他为石羊区督学，分管石羊区七个乡的教育。从此，他奔走于石、柳、安、青、徐、八、顺的乡场、田野、河滩，为教育事业奉献热血。周仕宝对中、小学师资采用一年一聘，优留劣汰，对施教有方的优秀教师尊为师长、挚友，大大调动了教师敬业积极性。后来，周仕宝任国民党石羊区指导员，每到一乡都要首先检查学校。1942年，他在临江中学校内，开设简易师范班，后来，临江师范毕业生遍及灌县各地。1946年，周仕宝将自己在石羊场的住宅清理出一半，创办“石羊建新幼稚园”。妻子余秉清任园长，幼稚园收费低廉，补充经费来源于八角乡下80亩水田的租入。 乱世重典 1942年，国民党灌县政府撤销三区区署，委派周仕宝任三区指导员，行使区署行政权。上任后，周仕宝重新组建警察大队，挑选贫苦出生，精灵单纯子弟为队丁。周勉之派来教官，指导军事训练。临江中学派出教员，教习队丁文化。岷江河畔训练场时而杀声阵阵，时而书声琅琅。头包旧布帕、身着补丁长衫的放牛娃端起毛瑟步枪，百米开外，想打左眼不会打右眼，队丁们也掌握了美式冲锋枪射击要领，手雷、手榴弹的精准投掷。区警队成立了机枪队，不仅有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也有两挺。石羊书院人山人海，旗帜招展。七个乡的乡长、乡团防队长、保长们在院门口缴了枪械，陆续入场。会上，周仕宝慷慨训话，话锋一转：今见三区之匪、扒、赌、毒、嫖日趋严重，致民不聊生，怨恨已久。今积毒成痈，肿涨不堪，本署奉县府之令排毒除脓，还十万石羊百姓以清平世界。周仕宝撤换了部分乡长，乡团防队长全部撤换，从区警队选派优秀人员担任各乡团防队长。通匪官僚、袍哥、地痞被剜出三区片基层政权。各乡各保张贴出绥靖布告。

石羊场赌博之风盛行，袍哥估吃钱财押赌、土匪抢得财物后参赌、官员警察贪污后入赌。石羊区警队、各乡团防队，浩浩荡荡抓赌，没收赌具、赌资，处罚金。石羊场逢场天茶楼酒肆，人满为患，也成了扒手的活动场所。周仕宝惩治扒手最坚决。各乡捕获的惯扒被警队押着集中游街，之后，押上石羊场活猪市土台子。周围人山人海，火炉被鼓得呼呼冒火焰，铁钳烧得通红。惯扒的手被按在砧桩上，队丁举起寒光四射的大刀，嗖的一刀下去，剁下惯扒两根指头，旋即，通红的火钳捂在惯扒断指伤口，滋滋青烟腾起，惯扒们发出凄厉的惨叫。石羊场上有烟土行和吸毒场馆。周仕宝派人捣毁烟馆，队丁们舞着枪托、皮鞭，打得吸毒人叽哇乱叫，血流满面，纷纷跳出烟馆。父亲周国炯赶紧跑来，替生意人求情：“都是一个街上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要把人都得罪完了。”周仕宝严词拒绝。几个从石羊区过境贩运邪片的团伙被警队截获，周仕宝率人将为首的4名毒贩枪杀于岷江河坝，震慑温江毒贩，不敢再走石羊区。吸、贩、运烟土的人对周仕宝恨之入骨，周仕宝搅“黄”了他们的生意。视石羊为畏途，市面上一时见不到鸦片。

某年秋，收割完水稻的田野里，石羊召开公开处决土匪的万人大会。三区缉获的五、六十个土匪，五花大绑，游街后，押至石羊场东边的田野里，那里搭起了临时主席台。主席台上满是国民党灌县政府官员、县警察局官员。匪徒跪在台下，四周是黑压压的围观群众。周仕宝主持大会，12名罪大恶极的土匪被处以极刑——砍头示众。队丁将待砍头的6个匪徒拖至行刑处，嚓、嚓、嚓，人头落地。石羊场血雨腥风，上场牌坊挂了6个匪徒的头，下场牌坊挂了6个匪徒的头。陆陆续续处决了土匪、通匪四、五十人，石羊区片内的匪患基本清剿。周仕宝从实践“教育救国”的一介书生转变到权倾一方的官员，开始追求“公平正义”、“为民作主”，石羊区七乡十万民众对周仕宝的拥戴超过一切官员。但石羊区并非世外桃源，西山、南山匪徒不时入境骚扰。周仕宝建立了联防设卡守夜制度，亲自率队与悍匪作战，拉锯战一直持续到解放。

1947年10月，中兴乡袍哥土匪宋道仁结伙抢劫，危害乡里，民众苦不堪言。四区百姓成群结队到三区署哀求周仕宝，周仕宝拍案而起！派区警队抓捕宋道仁。那夜，月光惨淡，警员潜伏在宋宅四周，宋道仁抢劫归来，醉熏熏的，哼叽着川戏，匪徒们抬着箱笼，挑着担子，横吊枪支。石羊警员一扑而上，捕获宋道仁，将众匪、财物押回石羊区署。第二日，中兴场袍哥大匪首宋中泰派人持重金担保宋道仁。县府也有人打来电话：不要牛头伸到马槽里去了。周仕宝沉默良久，爽快地答应了宋中泰，叫区署秘书收下保金。周仕宝憎恨土匪之心不移，耳语区警队副一番。获得释放的宋道仁一伙急急往中兴场赶，至石羊上场口三叉路口时，竹林、土墙后突然枪声大作。宋道仁一伙当场被全部击毙。1947年12月29日深夜，警队长报：黄光辉率匪抢劫青龙场张平波家。周仕宝提枪就走，率区警队三十余队丁跑步15里，进入出事地点张家院子。大匪徒聚众抢劫，明火执仗，将粮户家洗劫一空，揽的揽、抬的抬、拉的拉。除了财物，他们不放过人，稍有反抗的，他们剜眼砍脚，折磨至死，还轮奸女人。大土匪扫荡过后，大户人家就剩下灶头、磨子等带不走的东西，小户人家，土匪抢不到东西，觉得晦气，便纵火烧房。张平波是青龙场大粮户，土匪已将财物收拢，正抬出来，传出女人被折磨的哭叫声。周仕宝借着微白的天光观察地势，非常不利于剿匪。土匪在高处，有竹木、院墙、土堆作掩护，警队只能伏在低矮的田野里，唯一可掩体的是几条稍高一点的田坎。周仕宝兵分三路夹击匪徒，举枪打翻一个抬东西的土匪，警队密集的子弹一齐射过去，分队长冬老三高喊，“周仕宝来了！缴枪不杀！”匪徒占据有利地势，直到东方发白，仍负隅顽抗。警方弹药所剩无几，周仕宝召集警员，节约枪弹。匪知警队弹药吃紧，乘势反扑，十多名悍匪手持短枪，匍匐而来，高呼“活捉周仕宝！”情况危急中，周仕宝派一警员火速返石羊场组织民团前来接应，又向田坎下的队丁们说：“战死沙场，给大棺材一副，5石大米抚慰家属。我战死，抬回八角场掩埋。”分队长冬老三端起轻机枪，突然跃起，昂首挺胸向呼嚎着冲过来的匪徒扫射，击毙3人，伤多人。余匪见势不妙，反身向院内溃逃。周仕宝举起勃郎宁枪率队冲击，警员们齐声呐喊，冲进院子，有的匪徒扔枪投降，有的匪徒钻猪圈，有的匪徒从后门逃出，黄光辉等跳进冬水田，侥幸逃脱。战斗结束，天已大亮，清点战场。毙匪11人，伤8人，降5人。好险，周仕宝无一颗子弹，冬老三也没有子弹，许多警员仅有一两颗子弹。此战警队无伤亡。1948年，川康绥靖总署主任邓锡候传令嘉奖周仕宝。同年，国民党温江专员冯军一委任周仕宝为崇、灌联防大队长。

1949年10月，共和国成立，大西南部分地区仍盘踞着国民党部队。12月21日，国民党中将彭斌率“内二警”部队溃退到石羊区乡村。24日，彭斌在石羊场通电起义。25日，石羊场两千多名社会各界人士走上街头，自发集会，庆祝解放。周仕宝表示拥护和接受共产党领导，各界群众敲锣打鼓、扭秧歌，欢庆翻身解放。1950年1月1日，“内二警”部队离开石羊场，到纳溪休整。7日，中共灌县县委派李孟跃率解放军指战员进驻石羊。在石羊人民的欢呼声中，周仕宝率区署公务人员，区警队，石、柳、安、青、徐、八、顺乡长，团防队长列队恭迎。周仕宝移交石羊区行政权，区署秘书将石羊区署公章，区署、乡、保人员名单，警察大队队员名单，一切武器弹药、档案、文件、用具的造册清单交付解放军。马灯将区署会议室照得雪亮。周仕宝向李孟跃等介绍石羊区的区划、人口、田地，风土人情。周仕宝说：“我向往国富民强，曾教育救国，追求公平正义，与共产党主张比起来，肤浅，幼稚。现在，政权已交，我决心跟你们走！”李孟跃递杯水给他说：“仕宝，你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共产党对旧军政人员的政策是‘接收、改造、利用’，只要放下枪，不与人民政权作对，既往不究，你拥护共产党，要拿出实际行动。”解放初期的灌县，解放军部队粮食短缺，接收的国民党行政人员、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官兵都要分配粮食，军需民食非常紧张。1950年2月1日，灌县军事代表张广钦、人民政府郭平县长作了征粮部署。李孟跃立即查封了石羊仓库所有粮食，军车陆续将粮食运往灌县，解决燃眉之急。冬末至春收时段，是川西贫苦人家缺粮的日子，称为“春荒”，大户人家囤积粮食，哄抬粮价，贷粮给缺粮户，乘人之危牟取高利。周仕宝随征粮工作队、解放军小分队下乡征粮，地主、富农慑于周仕宝过去的势力，开仓缴粮。也有“拿言语”的说，国民党反动派都“日塌”了，周仕宝还那么提劲嗦？哪个听他的。甚至说，解放军和国民党周仕宝是一路的，又催粮派款啰。元定桥黄家大粮户怎么也不给解放军开门，周仕宝听说后，亲自上门，黄老爷一看是周仕宝“带队”，打开了漆黑院门，开仓交粮，民工们赶紧收黄谷。解放军战士给黄老爷宣讲政策，黄老爷说：“我不懂你们的‘政策’，我就认官府周仕宝。”1950年1月23日、24日，大匪首王贯山、刘元科和特务严守山、周迅予召集号称川西十三个县的暴乱总指挥会议，组织“反共救国军”。2月10日，灌县聚源张志达、陈子君，土桥师雨膏，崇义唐兴开等人，在郫县花园场接受匪总指挥夏斗枢、特务徐子昌的暴乱部署。灌县设有三个暴乱指挥所，石羊场设第三指挥所，周勉之任主任，周金门任参谋长，下辖周仕远、魏镇久、赵恒庆三个纵队司令。周勉之原任国民党保安团团长，在人民解放军隆隆炮声中，率团起义，接受整编。整编后，周勉之被遣送回乡，昔日威风八面的国军上校成了一介村夫。强大的失落感，加之夏斗枢、徐子昌等人的拉拢，周勉之反水了，他被任命为石羊区反共救国总指挥。10日，周勉之在石羊场召开河西叛乱动员会，觉得四弟周仕宝在地方上威信实在高，如果四弟出山，反共力量必将大大增强，哪知和周仕远一道相劝周仕宝无果，周勉之愤愤然道：“如不参与反共救国，断绝弟兄情份！”周仕宝毫不示弱：“人各有志！”说罢，拔出勃郎宁，对空“啪、啪、啪”放三枪，周勉之、周仕远扫兴而去。腥风血雨的“二五”叛乱中，周仕宝坚定地站在新生的人民政权一边，不顾自身安危，保护征粮队、工作队和解放军，立下了有目共睹的功劳。那天周仕宝送走全部解放军指战员、征粮工作队后，立即集中区署所有公务人员、区警队队员武装保卫石羊区署。他大义凛然训话：“各位同仁，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国民党蒋介石仓皇逃往弹丸之地台湾小岛。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将军已通电起义。全县、全省、全国人民都拥护共产党，历史所向，大势所趋。石羊区署神圣不可侵犯，各位同仁必誓死保卫之。”区署内布置了保卫点位，门口设两挺仿捷克式轻机枪、两挺马克沁重机枪，每班10人，白天黑夜轮流防守。院内，设流动观察哨，哨兵配美制汤普森冲锋枪。其余警员，以30人为一队，荷枪实弹，上街巡逻，给人民群众以安全感。周仕宝稳住了石羊乡场局面。夜晚，街上传来了枪声，周勉之率人在石羊区开始叛乱。一些乡保人员、豪绅恶霸、地痞流氓在周勉之等人的欺骗、诱使、威胁下参与了叛乱，胁迫不明真相的农民参与暴乱。周仕宝多年执政石羊区政权，威信高，势力大，区署政权仍掌握在周仕宝手中，他传令各乡保、乡团防，严令各安其职，不得参与任何暴乱。2月25日，人民解放军独八师从灌县挥师南下，沿途击溃叛匪。周仕宝立即派出石羊区警队一百多人杀出区署，配合从灌县南下剿匪的解放军部队。经过激烈的追剿，石羊区周勉之、周仕远等率石羊、柳街、安龙叛匪及大兴乡的匪徒一部被逼至二江桥一线。匪徒在周勉之等指挥下，利用农家院落、土墙、土坎、桥涵、河渠负隅顽抗，解放军、武装队英勇杀敌。匪徒防线破溃，周勉之等见大势已去，自知罪孽深重，举枪自尽。周仕远等丢掉枪支，佯装农民，全部被收捕。上午10时，平叛战斗胜利结束，解放军押解叛匪回石羊。人民政府审判后，周仕远等罪大恶极者被执行枪决。 参加革命 “二五暴乱”平定之后，石羊区建立过渡政府，解放军石羊军事代表小组行使职权，各乡派驻解放军，成立治安委员会行使乡级政权。随着剿匪斗争的深入，一批恶霸地主、作威作福的袍哥土匪陆续被揪出来，审判、镇压。有人提出周仕宝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石羊区的最高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迫劳苦大众，理应受到审判。春寒料峭，周仕宝彷徨不安。妻子余秉清在照料几个孩子，孩子们仿佛知道家里危机四伏，均默默吃饭，大一点的孩子懂事地背起弟妹出去了。门外，传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指望你一辈子当个教书老师，平平静静过日子，你偏不肯，说什么要为民作主……”余秉清开始数落周仕宝，周仕宝的头低得不能再低。“要不，你带上大的两个娃儿逃吧，小的全部由我带，共产党杀我，也不至于杀小娃娃。”周仕宝落了泪。余秉清说：“听说，大嫂在成都上交了所有房产，租了两间民房，几个娃儿挤在两间烂房子里。五弟媳啥子都没要，带上三个娃儿流落到甘肃去了。”周仕宝这才知道家族中的变故，也知道了亲戚中大部分是大粮户，划为地主，有的也被镇压了。第二天，区署会议室内，周仕宝向李孟跃深深鞠了一躬，“今天，我是来交待的、坦白过去的罪过，争取宽大处理。”周仕宝从中山服内衣袋里掏出了一块红布，摊在桌子上，揭开来，里面是地契、手枪。“这是我的80亩地，这是八角场乡下的房证，这是石羊场街房的房契，都是剥削来的，妻儿老少都搬出来了。这把勃朗宁，是反动县长孙实先授予我的，是统治人民的反动工具，上交政府。”周仕宝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我脱离过去的阶级，投入革命队伍，这是我争取宽大处理的申请。”李孟跃神情凝重地说：“仕宝，你的问题，我将向县委县政府专门报告。你的枪，你的申请，我们收下，你的房、田、产，由你拥有。现在的中心工作是‘剿匪、征粮、增加生产’，暂不能没收你的田产。灌县还没有像老解放区那样开展土地改革，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上交了枪支、申请，周仕宝如释重负。每天一早，仍旧往区署跑。工作就是整理一些文书，军代表小组也如同往常一样待他，进进出出的解放军战士、工作人员，各乡各保来办事的人仍把他看成原区署遗老人物。周仕宝争着去提水，扫地，门房很是不安，“周指导，咋、咋能这样？”“不，不，就叫周仕宝，是普通工作人员，哈哈，新中国了，人人平等。”周仕宝很开心。李孟跃一见周仕宝就很高兴，“仕宝同志，坐，坐。这是你的调令，县政府任命你为灌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另外，你还要到县委报到，县上正在筹办灌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你是筹办会成员。”原来，中共灌县县委召开了“周仕宝问题”专题会议，争论很激烈。这是处理国民党地方基层官僚从未有过的事。会议最后决定信任和使用周仕宝。周仕宝真不敢相信共产党会这样信任他，任用他。1950年3月，周仕宝上任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在3月19日召开的灌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周仕宝等三名委员被推选为驻会委员。9月20日至28日，召开灌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周仕宝当选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会后，灌县随即开展“减租、退压、清匪、反霸”四大运动。周仕宝找到仍在石羊工作的李孟跃，“现在，政府应该接收我的田产了吧。”二人哈哈大笑，“那当然，那当然。”李孟跃说。后来，周仕宝一家住离堆公园内的政协家属房，两三间平房，当然比不得原来的周氏大宅，但周仕宝很知足。孩子们与平常人家的孩子没有两样，一样地上学。放学后，还要在旁边的岷江岸边捞水柴。解放后，余秉清分配到蒲阳小学担任人民教师，夫妻聚少离多。离堆公园旁即为灌县有名的廊桥——南桥，桥廊两边、桥头桥尾，摊贩云集，桥头下有个剃头摊，剃头匠姓杨。周仕宝常到杨师傅摊上剃头刮面，一来二去，成了熟人。得知杨师傅夫妻二人已到中年，膝下无儿无女，周仕宝想将四子过继给杨师傅。余秉清从乡下小学回家，得知了周仕宝的想法，怔了半天，哪个孩子不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她没好气地说：“都给别人好了。”说着，说着就掉了泪。周仕宝说：“我也舍不得，我看老四，已五岁了，各方面都像我，活泼又好动。我不想他今后也像我一样，人生曲折。抱给杨师傅养，隔不了多远，有啥子事都晓得。”周仕宝父亲也跟随他到城里生活，亲戚朋友又多，周仕宝夫妻二人的工资要照顾十多个人的生活，开销大，上月望下月，捉襟见肘。余秉清终于同意了。按照民间抱养规矩，老四周士熙拜别生身父母，跟随养父母到了新家，新家位于灌县奎光塔下，周士熙改名杨福明。

从此，杨福明没有了六、七个兄弟姊妹在一起的热闹。后来，去看望过四弟的大哥周士成回来说：“四弟住单间房，吃得好，长胖了。”直至1957年，周仕宝一直任灌县政协驻会委员。党对周仕宝的信任，使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周仕宝也积极工作，严格以革命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谁料风云突变，1957年5月，“反右”开始，人人自危。灌县政协79名委员中有2人划为反革命分子，9人划为“右派分子”，周仕宝、余定夫、贾佑璋、徐天麟等政协领导、驻会委员被划为“右派”，判刑的判刑、下放的下放、进学习班的进学习班。无情揭发、残酷斗争，突然间袭来，许多人受不了，有人上吊，有人跳河。周仕宝被下放到虹口乡劳动改造。尔后，周仕宝又被下放到位于玉堂镇卧牛山的“五七”干校放牛。回到政协后，“右派”的大帽子一直戴着，周仕宝仅是政协工作人员。学习、批斗、再学习、再批斗，持续近十年。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政协组织遭到空前破坏，诬蔑政协是“牛鬼蛇神”的场所，政协驻会委员是寄生虫。灌县政协机关受到冲击，人员调离，办公用房用具被挤占挪用。“文革”一开始，周仕宝不想介入纷争，与留守政协的其它同志一道到鲤鱼沱栽树。1968年，灌县商业局、服务公司在灌口镇竹林寺办农场，一些人下山闹“革命”，空出好些地。县政协与商业局协商，让驻会的一些老人上山劳动。周仕宝为了远离文攻武斗积极争取上山，与政协的兰子瞻、刘绰然、罗辉铭一起住在了山上。他们挖地、松土、下种、施肥、管理、收获，完全是农民了。一干就是8年，周仕宝过着孤寂的生活。逢年过节，周仕宝才得以与妻儿团聚，走访亲友，为了不连累其它亲戚，他不主动拜访谁。1969年，操心、劳苦一生的余秉清撒手先他而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县政协恢复了工作，组织上摘掉了周仕宝的“右派”帽子，恢复名誉。周仕宝焕发青春，作为政协老领导、驻会委员的他有使不完的劲，调研形成提案，整理、撰写文史材料，忙得不亦乐乎。1992年9月，在灌县玉带桥街政协宿舍，患肝硬化的周仕宝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