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土地革命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人民，献给了革命，特别是中国的土地革命。
毛主席出身农民，他的身上散发着韶山冲的泥土香味，被人称为“土包子”。然而他鹏程远大，奇志宏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年轻时他就写过一篇如雄鸡破晓似的煌煌大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行了“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可以说，中国几千年，帝王风流，过客匆匆，唯有毛泽东最热爱农民，最同情农民，他最懂得几千年来，中国广大贫苦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本原因就是“土地问题”。他立志进行一场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推翻封建统治阶级，消灭地主富农阶级，夺回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让农民成为土地主人，建立崭新的新中国。
1, 中国土地革命的阶段划分
小可不才，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称之谓“土地革命”，分为5个阶段。
1），1924--1927 土地革命准备时期
即大革命时期或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或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土地革命”。
2），1927--1937 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
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或国内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或十年内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争，
1927年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没收地主土地或祠族庙宇土地, 分给佃农及无地农民。对小田主减租，强调贫农是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4），1945--1949 土地改革时期
即解放战争时期或国内第三次革命战争时期，或土地改革时期。建国后的土地改革政策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政策相比，最大的差别是（1）. 土地分配方法， （2）. 依靠对象，（ 3）， 对地主的政策，（4）， 对富农的政策。
5），1949年以后，土地建设时期
为了巩固“土地改革”的成果，毛泽东提出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基本方式是：（1），建立互助组 ，（2），建立 农业生产合作社，（3），建立 人民公社，（ 4），在毛泽东去世以后 建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令中国人民悲痛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没来得及看到中国农村“土地建设”的成果，于1976年就与世长辞了。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他老人家建立的。就像杜甫感叹诸葛亮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2，农业生产互助组
1949-1956 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以毛泽东为首党的党中央实行了建立农业互助组和农村合作社的方针。
这是我国解放初期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农民以户为单位的单干到志愿联合的互助组，成为以各自分得的田地及简单的生产工具联合耕种的小集体生产关系。初步解决了农民的饥饿问题，也明晰了集体所有的土地性质。互助组是土地改革以后最先在农村推广的一种初级合作形式，有利于一家一户所不能完成，或完成比较困难的组织，互助组为后来政府倡导的从初级到高级农业合作发展建立了雏形。
3，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农村合作社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由劳动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农业社只在部分地区个别存在，真正普遍建立和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农村合作社亦称土地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它建立在主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社员将土地作价入股，统一经营；耕畜与大中农机具等生产资料归社统一使用；社员参加社内劳动。初级社的总收入，在扣除当年生产费用、税金、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后，所余部分分给社员，作为社员的劳动报酬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报酬。社员劳动报酬一般高于土地报酬。劳动报酬根据按劳分配原则，采取劳动工分形式。
社员除参加社内劳动外,还可以耕种自留地和经营其他家庭副业, 社员家庭副业的生产工具、零星树木、家畜、家禽以及生活资料等归社员所有。
初级社实行民主管理，最高管理机关是社员大会。初级社虽然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仍为私有，但由于实行统一经营，并且积累了公共财产，因此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具有了半社会主义性质。它是中国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定性步骤。初级社的进一步发展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4，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简称高级社。它实现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和社员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
社员私有的土地无代价地转为集体所有；社员私有的耕畜、大中型农机具则按合理价格由社收买，成为集体财产。社员的生活资料和零星树木、家畜、家禽、小农具以及家庭副业所需要的工具等，仍属社员私有。
高级社在计划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组织社员参加社内的劳动。高级社的总收入在扣除税金、生产费、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后，剩余部分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分配。
高级社实行民主管理，最高领导机构是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它选出管理委员会管理社务，选出监察委员会监察社务。
由于高级社实现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因此它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同初级社相比，高级社能够较大规模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和采用新式农机具,为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能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渔和工副业生产，以满足社员、集体和国家的需要。
农业合作进一步释放了劳动生产力。以政府和农民出资入股分红的农村农业合作信用社(银行)自此扎根于农村集市。
5，人民公社
1）, 人民公社的建立
我估计，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对人民公社不太了解。人民公社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时代产物。至今还有华西，南街这样的村子，继承了公社的一些特征和遗产。
解放后，在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区，民间流传着一个美好前景的顺口溜: “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洋耙，洗脸盆子(高音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
嵖岈山高级合作社的社员们在一起协商，一致同意把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一个更大的农业生产组织。
1958年春，时任遂平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丙寅，把嵖岈山社员们意见向信阳地区报告，提出了合并农业合作社的想法，信阳地委决定在遂平县进行试点。
这个消息传出后，嵖岈山周围的数万村民兴高采烈，三天三夜敲锣打鼓，奔走相告。一天消灭了3000亩杂草。
1958年4月20日傍晚，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到嵖岈山宣布“嵖岈山农业大社正式成立了”，由嵖岈山附近27个合作社，9369户人家组成。不久，按照谭震林副总理的提议， “嵖岈山农业大社”正式更名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陈丙寅任公社第一任党委书记。
至此，全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在嵖岈山诞生。那时，家家户户都把锅碗瓢盆交到了公社食堂。到了吃饭的时候，男女老少围着一口大锅，吃饭不限量，吃菜保管够。吃饭不交钱，吃完抱娃走。
一当嵖岈山人民公社问世便引起毛泽东主席的关注。1958年11月13日，毛主席在遂平火车站接见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带头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特点为一大(规模大)、二公(公有化程度高)。”
从此人民公社便于雨后春笋，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借嵖岈山燃起的星星之火，不到一年时间里，人民公社便开始在全国普及。
人民公社是当今乡镇政府机关的前身，它是由若干个高级农业社联合组成的政社合一的大型农村组织。也是农牧渔业生产的农村基层政府机构。由此我国农村农业以农为主，林牧副渔为辅的生产关系逐步趋向成熟，人民公社成为国民经济的大支柱。
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生产资料实行过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过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了自留地，压缩了社员家庭副业，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我国在建国后的一次错误决定。
以后经多次调整，1962年以后，绝大多数人民公社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恢复和扩大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仍存在着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缺点。同时，农村人民公社一直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即把基层政权机构（乡人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社管理委员会）合为一体，统一管理全乡、全社的各种事务。
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之后到整个70年代，人民公社期间，中国农业一直是持续发展。尤其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予了明确肯定。
据国家统计部门资料，仅从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的时间内增长了56.7%，年均增幅达3.5%，尤其是1975年以后更出现加快的趋势。1978年就比1977年增长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9%。粮食产量在人民公社的十几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无一年滑坡，是迄今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是了不起的成就。
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当时中国从总体上告别了贫困，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邓小平在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是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 。而这种稳定、快速的发展正是在被称为“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期实现的。
无疑，在1978年后至80年代初的改革中，中国农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群众生活进一步改善。这种发展其实正是70年代农业发展的继续，完全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实现的。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旧址荣登“国保”。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我国在大跃进时期遗留下来的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人民公社旧址，是继巴黎公社之后全世界第二个人民公社，具有垄断性和典型性。2000年9月25日，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近、现代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旧址被国家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人民公社的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说到大办钢铁，作者有深刻体会。一股极左思潮席卷了武汉大学校区，老师学生首先是收破烂（废铜烂铁），甚至要求老百姓砸锅卖铁。然后，建小高楼，开始炼铁，学生都成了“炼钢工人”。不说也知道，这样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只能是一事无成。
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特别厉害。浮夸风的始作俑者是政府的各级大小官僚，与老百姓完全无关。每一级政府都是谎报虚报，层层加码。我们学生到武昌郊区农村参观，说是一亩小麦打了1070公斤，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铺天盖地的头版头条，大肆宣扬。细心人仔细观查，使人恍然大悟，假象，原来那块麦田的成熟麦子是从其他田块移动过来的，真实天大的欺瞒，匪夷所思。所以说，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大跃进，欺瞒谎报是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
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3），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指中国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
灾害原因：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关于其主要成因，被认为“人祸”即决策错误是主要原因。
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同时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减产。
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按照《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波及冀、晋、陕、甘、青、川、滇、黔、粤、桂等十个省区。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
1959年，“1-4月，冀、黑龙江严重春旱。河北省成灾62万公顷。7-9月，闽、粤60天无雨，“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20个省区，受灾3380.6万公顷，成灾1117.3万公顷。 松花江濒于干涸，江、淮出现历史同期最低水位。江苏省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37万座。湖北省塘堰干涸达80%，小河几乎全干；长江的121个水闸和161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个闸、13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71万处塘坝，半数干涸。
1960年，旱情持续扩大：“1-9月，北方特大旱灾。上半年，鲁、豫、冀、晋、内蒙、甘、陕7省区缺少雨雪，有些地区长达300-400天，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山东省与河南省大部分河道断流，济南至范县的黄河40多天断流或接近断流，800万人缺乏饮用水。夏秋季节，南方皖、苏、鄂、湘、粤、滇、川7省区受灾面积都在66.6万公顷以上，川、鄂成灾198.1万公顷。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区旱灾面积高达3812.46万公顷，为建国以来最高记录；近百年少有。
1961年，旱情持续：“1-9月，全国特大旱灾，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湖北襄阳专区8个县325条大小河流，断流312条。
已有文献对近500年特大旱灾分析后，结论指出：“1874-1879，1959-1960年的大旱，灾害等级为3级重旱，频率为100年一遇”；
4），全国大饥荒
综上所述，1959-61年, 78年, 86年, 1988-89年，灾区人均减产粮食的绝对值和减产比例是十分严重的，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威胁。
1959-1962年，以1952年以来的5年平均人均口粮和减产计算，在1959-1961连续三年每年粮食减产838万吨，幅度达15%，大约空缺了2800万人口口粮。而这个减产幅度，高于50年来同等受灾条件下的减产幅度。
《中国共产党历史》在叙述到“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
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
在三年期间，天灾加人祸，虚报越厉害的地方，损失越大。河南安徽四川受灾最重，饿死人比其他地方人多，河南信阳是重中之重。有人估计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000万人（数据偏高，很可能是包括了三年的自然死亡人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5万“江南弃儿”被送养。
5）, 撤销人民公社
从1958年下半年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取消乡建制到1983年以后，取消人民公社制度，重建乡村体制，重新被确立为农村基层行政单位。
人民公社体制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它经过了各个时期的风雨考验，完成了中国农业落后生产条件的大规模改造，支持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创业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牢固基础。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恰当结合，堪称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宝贵而伟大的创造。
人民公社期间，粮食产量连年增长，1984年达到高峰。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1985年粮食产量就下降，从撤销人民公社后，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 年均增长率只有0.4%。增长速度只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九分之一。
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仅670斤，比1979年还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85-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仅为3.7%，比1978年的6.7%相差一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降低，不公现象大量出现，乡镇政府机构膨胀，乡村干部腐败风气盛行，都是在撤销人民公社之后发生的。
我们毋庸讳言，邓小平同志对人民公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在几次上台下台的过程中，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多次做过农村调查，提出了他的理由：
（1），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1958年10月，在参加《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时，他说，目前公社只能说是集体所有制，只能说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
（2），人民公社貌似共产主义实非共产主义：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说，人民公社今天还不是共产主义，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形式是共产主义的，内容不完全是共产主义。他还说，在15年、20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3），人民公社妨碍积极性、妨害生产、妨害过渡，弄虚作假：1960年初，邓小平在天津会议上指出，人民公社主要是“条件不成熟，急于过渡，一平二调妨碍积极性，如果不注意，要妨害生产的，还要妨害过渡，延缓过渡的时间”。这是“很重大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实事求是的精神受到了损害。搞了许多虚假现象。
（4），人民公社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61年4月，邓小平和彭真到了北京郊区顺义，深入农民家里了解情况。邓小平认为，人民公社的政策，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指出“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对农村公共食堂，他说，“公共食堂是一个大问题，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
（5），邓小平的意见受到党的重视：党中央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逐渐加深，基本上刹住了急过渡和“共产风”。1962年2月13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至此，生产关系已实质上调整到初级合作社的阶段，但在形式上还维持着人民公社的体制。
（6），人民公社不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人民公社开始出现并队、联队核算及没收生产队山林、社员自留地的现象，推广大寨式的评工记分，取消集贸市场、取消自留地，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他说，人民公社不是一个成功的试验,
（7），人民公社持续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人民公权力越来越集中，计划经济统得越来越死，社员没有一点自主权。公社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规范农民行为，持续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遗余力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用政治手段试图把农民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8），全体党员要突破人民公社的“禁区”：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报时指出，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农村人民公社是一个“禁区”。邓小平号召要敢于突破“禁区”。邓小平说他1978年的东北之行是“到处煽风点火”，他的讲话精神，确实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熊熊烈火，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冲击的先声。
（9），人民公社是导致三年灾害的主要原因：人民公社的发展与"大跃进"息息相关。它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权力过分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中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这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是导致1959年~1961年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对人民公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我国农村的现行体制进行了新的探索。
邓小平经过长期调查，水到渠成，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他这边，于是他利用党主席名义，于1983年1月，下达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对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设”，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行政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变成基层政权组织，分别改为“乡”、“村”。原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由群众民主决定。实际上，全部一刀切地改变过来。这一发展了25年、并由宪法规定的公社体制，就依中央“通知”被全部废除。
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最基本的资源，人类将长期继续在土地上生存和发展。英国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对于我国广大的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在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特大丰收。分田到户第二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一举动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龙头的中国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当时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由于“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使农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权，因此受到中国各地农民的广泛欢迎。到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彻底取消了在中国农村运行了25年的人民公社。
1991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7，中国社会发展的改革开放
40年前，发端于小岗村的“大包干”成为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冲破思想桎梏，唤醒沉睡大地。时不我待，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豪迈征程，亿万人民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在小岗农民按红手印的那个冬天，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根据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决策，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从此启航。
2018年，一条停靠“凤阳小岗”附近的高铁进入勘察准备阶段。这个闻名遐迩的小村庄，将有更让人向往的远方。
“大包干”之前，这里羊肠小道蜿蜒崎岖、泥泞不堪。
1982年，小岗村民们“分段承包”，每户人家各修一段路，第一条像样的土路出现了。1994年，土路改建成沙石路。1997年，第一条水泥公路友谊大道诞生。2008年，村内标志性的改革大道正式通车。小岗之路，就是中国改革之路。
“小岗村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看了让人感慨万千。实践证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不无感慨。
1983年，“大包干”后第五年，严宏昌一家七口年收粮达到2万多斤，吃饱肚子不再是问题。严宏昌特意去了趟浙江农村，发现那里一些义乌人已开始摇着拨浪鼓，用“鸡毛换糖”的方式发展起经济、办起了企业。
“他们有拨浪鼓，我们有凤阳花鼓！”严宏昌带回了塑料切割机，投资5万元办起了小岗村第一家塑料加工厂。
几乎同时，距离小岗250余公里的江边小城——安徽芜湖，年广久经营的“傻子瓜子”已很红火，但也陷入了争议之中。
这件事惊动了邓小平，他三次点名相挺，“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当年农家”院落的大包干签字室深有感触的叮嘱：“要好好记住这段历史。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考验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2016年10月，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时乘坐时速210公里的新干线。他说了一番让人铭记至今的话语：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要快，要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步伐；要变，要寻找到适合发展的道路。
从当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到5月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全国上下展开一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向城市延伸。农民工进城、个体户、企业承包经营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对外开放、特区设立等重大举措不断推出。改革开放凝聚起最广大的共识，激发出亿万人的活力，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
改革开放肇始于小岗，沿着这条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亿万人民探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改革的方向、历史的宣示，也是人民的选择。
“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恰如撬动历史的支点，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神州大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1979年，首钢成为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采用利润递增包干制的重大试点；1980年，卖纽扣的19岁温州姑娘章华妹领到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等。被思想禁锢和计划经济压抑已久的活力和创造力一旦释放，无数个“年广久”就汇成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洪流。
就在小岗村按下“大包干”红手印的第二年，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当年喊出“效率就是生命”“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让人真实感觉到中国要大踏步实现富强的急切！
如今的深圳，从当年一个边陲渔村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大都市，GDP规模与香港相当。与当年很多人通过深圳大规模“逃港”形成反差的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来深圳“圆梦”。
从小岗到芜湖，从义乌到深圳，40年来，改革开放大潮滚滚向前，一个个村庄、一家家企业、一座座城市变化了模样。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说：“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
今天的小岗，已从当初一百多人的生产队发展成为全国十大名村。十年前区划调整后，现在小岗村已辖23个村民组，4173名村民；可耕种面积从500余亩扩展到1.45万亩，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当年22元增长到2017年的1.8万元。
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跃升为“世界第二”，GDP突破80万亿元。外汇储备由不足2亿美元，增加到3万多亿美元，连续十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一个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谱写出了一曲气势雄伟的壮丽史诗。
“我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2017年10月25日，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话语掷地有声。
“40年前改革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今天的改革是解决‘优不优’的问题。”安徽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王飞表示。这是依然要过“娄山关”和“腊子口”的新长征。
穿越革命和建设的洪流，激荡改革与开放的风云，按照“两个阶段”“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中国这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如今正朝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进。
2017年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并提醒在新征程上“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小岗村旁，有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河，它汇入淮河，浩荡东去，奔向大海。改革大潮奔腾不息。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向着新的航程扬帆起航。(记者王正忠、张旭东、杨玉华、熊争艳、张紫赟、陈诺)
二、中国的耕地面积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生涯中，他老人家最关心的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从他第一次写“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到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长达40余年始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土地是广义之言，耕地才是真实的农民赖以生存之母。
1，耕地面积计量的复杂性
中国耕地面积的统计是一波三折，增减曲线复杂。事实真的如此？
土改和公社确定面积划分耕地时，因为大部分基层干部连面积计算都不会，而造成假象。原因除主观上的漏报、隐瞒耕地外，还因为建国时农村90%以上是文盲，山区更为严重，干部文化素质极低，工作方法是“一窝蜂大呼隆”。到60年代后期，才逐步缓解。
当时根本不可能用丈量、制图的方式来确定面积。再加上土地有肥瘠之分，因此沿用了一种巧妙简单实用的方法——“以产定亩”，也是自古以来一直使用的方法。
此外，部分学者提到的“地亩换算”，还有“以种定亩”，即以1斗=0.1石（担）≈10市斤计算，也造成不少瞒报耕地面积的现象。
因为是“以产定亩”，所以同样是农经报表上的一亩，各地的真实丈量面积却不一致，耕地丈量面积可以是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的3倍甚至5倍。这就为各社队报减不报增，隐瞒耕地提供了可能。例如：王家沟和东山间以产定亩为80亩，实际丈量面积应为150亩；来年王家沟发洪水冲毁1亩，上报只剩78亩了；后年开荒30亩，上报依然是78亩，最后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由80亩减少到78亩，实际丈量面积却是由150亩增加到179亩。
所以1957年到1986年实际耕地丈量面积一直在增长，但农经报表面积和统计报表面积却一直在下降。
两次全国土地调查，发现耕地面积“大幅新增”，是因新的技术手段显露出来而被“发现”进入统计的耕地面积，并不是真正的新增。综合两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技术成果可以认定：1995年全国耕地真实面积不是14.25亿亩，应为22亿亩以上！
中国耕地的增减情况分为三个时期：建国后到90年代初期是单调上升，主要原因是为解决粮食问题而大量垦荒；90年代末期到现在是单调下降，主要原因是工业和城市建设占用及退耕还林；两时期之间有短时间的平衡期。
中国的耕地面积并不是全球最多的，约为1.19亿公顷（17.85亿亩），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信息，这一数据与我国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实际播种面积约为1.16公顷（17.4亿亩）几乎一致。
我国耕地面积仅排在世界第四名，即印度（约为1.565亿公顷），美国（目前下降至1.52亿公顷），俄罗斯（约为1.23亿公顷），中国（约为1.19亿公顷），从第五名的巴西开始，各国耕地面积均不足1亿公顷。
2，耕地面积的现状
1996年，开始部分采用遥感测绘、计算机制图等方法、历时十三年完成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后却发现，一夜之间耕地增加了52,598万亩！比1957年不是少了15%，而是多了16%，
2007-2013年全面应用航空、航天遥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开始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两次统计数据，是最接近实有面积的数据，但也难做到精准，但大致上应该还是比较准的。
1949年全国估算报送的耕地面积为14.6822亿亩，
1952年为16.1578亿亩，
1957年为16.7745亿亩，达到峰值。以后积逐年减少，
1962年为15.4355亿亩，
1979年为14.9247亿亩，
1995年为14.2461亿亩。比1957年净减2.5284亿亩。
1996年大幅度增加到19.5059亿亩，之后又是逐年减少，
1999年为19.3750亿亩，比上年减少1309万亩
2005年时，减少到18.3089亿亩.比1996年减少超过1亿亩
2006年，全国耕地18.27亿亩，比2005年减少389万亩
2007年为18.2603亿亩，比上年减少486万亩
2008年为18.2574亿亩，比上年又减少29万亩
2012年为15.978亿亩，三年内比2008年大幅度减少2.28亿亩
2014年为15.855亿亩，2年内比2012年减少1230万亩
2015年末，全国耕地为15.855亿亩， 园地2.149亿亩，林地38.455亿亩，牧草地32.91亿亩；建设用地5.79亿亩，含城镇村及工矿用地4.715亿亩。
全国耕地表土流失量为每年 33亿吨，耕地水土流失面积占总耕地的1/3。森林覆盖率低于大多数国家，2000年为16.55%，居世界第 120位;林地平均净生长率仅为2.66 %，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草原大部分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及高寒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较少，优质草场比例较低，且退化严重，目前可利用草场的单位面积产量已比60年代下降30%-- 50%。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m3/a，其中，地表水约2万亿m3/a，地下水约0. 8万亿m3/a，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人均拥有量为世界人均的1/4，居世界第109位。另一方面，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全国有45%的国土处在降水量少于400 mm的干旱少水地带，且全国降水多集中在6至9月，占全年降水量的70-90%，因此我国水资源的70%以上是由暂时性洪水组成的。
1949年至今历年因城市、道路、工厂等经济建设因素以及其它因素（如退耕还林、灾毁等）而占用的耕地累计在1.0亿亩以上；尤其是90年代之后，每年净减耕地1--2.5亿亩。还有大量承包耕地，业已抛荒或改为园地林地，只是农户自行退耕，不在国家退耕还林补贴名册上都统计为了耕地。
3, 为中国耕地命运大声呐喊
我们伟大的祖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心目中有崇高的国际威望。我国人口14亿，位居世界第一，可是，我们的耕地只有18亿亩，世界第四，屈居与美俄印之后，排名世界第60位。更有甚者，以人均占有耕地计只有1.4亩，排名世界第126位，草地面积排在76位以后，森林面积排在107位以后。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以下。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下降到18亿亩。这一组数字见之令人欲哭无泪，痛心不已。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我们的祖先，远自炎黄，哪一位不是为土地为粮食而战，然而只有两位伟大人物，一是孙中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革命主张，二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提出了“土地革命”、“土地改革”的革命纲领。土地是农民的父母，粮食是百姓的生命。难道不应引起作为龙的传人的决策者考虑么？难道不应引起作为龙子龙孙的百姓们深思吗？
我国耕地面积的减少有两次高峰，一次是1995年比1957年净减面积2.5亿亩。另一次是2012年比2008年大幅度减少耕地2.28亿亩。这两个时期恰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高潮时期。
我记得武汉大学有位教授，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成就了他个人的梦想。一切“向钱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潮在那时甚嚣尘上，许多村干部就如何“先富起来”请他作报告。他凭一张利嘴，生动的告诫农民，我有三条办法让你“先富起来”。一是打工致富，青壮年进城打工，年终回村交钱；二是卖淫致富，青年女人进城卖淫，年终回村交钱；三是买田致富，老头留守村里买田，集体所有。他的报告受到农民们的热烈欢迎，他在江汉平原成了大名鼎鼎的教授。
农民们如获天机，农村卖田之风盛行。
我国耕地面积从1957年起一直处于下滑趋势。人民赖以生存的大好耕地被城市扩张、国家建设、教育发展、财主购买、外资侵占等等等等所剥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大中城市无限扩大，打着改革开放的红旗，为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不遗余力，希望在全球排名榜中有名，外国有的，中国一定要有。外国有迪士尼，上海有，外国有100层以上的摩天大楼，上海、
广州、深圳、北京也有。
美国是世界摩天大楼的发源地，2000年以前引领世界，但2000年以后中国崛起，世界第一。美国十大高楼比我国差远了。
芝加哥约翰汉考克中心大楼高344米，共100层，纽约帝国大厦高381米、103层，落成于1931年。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在90年代以前是世界第一高楼，大厦高443米，108层，美国第一高楼在中国进不了前五。不过，美国好多幢高楼都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现在不怎么建了，兴趣减低。别人玩腻了，我们中国捡起来奉若至宝，当作现代化的标准，继续玩，越玩越凶，跟国外比，跟自己比，生怕脸上无光，丢了乌纱帽。
2016年世界十大高楼排名
（1），哈利法塔(Burj Khalifa)，又称迪拜大厦，世界最高建筑，高2717英尺（829.8米），162层，造价15亿美元。
（2），中国上海中心大厦 高2073英尺
（3），麦加(Makkah)皇家钟楼饭店，高度1971英尺。
（4），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高度1776英尺。
（5），中国台北101大楼，高度1670英尺，
（6），中国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楼高492米，101层。
（7），中国深圳平安国际商业中心118层,
（8），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双塔大楼，高1483英尺(452米)。
（9），中国南京紫峰大厦，450米，1476英尺。
（10），威利斯大厦，110层，高1450英尺。
在这十大高楼中，美国只有一栋，占世界第4名，中国独占1/2，有一栋为第二名。请冷静思考，一个城市高楼林立，于耕地、于粮食、于农民、于市民，甚至于城市中产阶级有何关系？只怕这些人一辈子也上不了这样的高楼，更别说进去享受了。
世界十大高楼没有广州、重庆、天津、武汉等市，书记和市长们觉得低人一等，利用纳税人的钱，拼个高低。如是乎，就有了现在的全国互相攀比的高楼林立的局面，请看中国100层以上高楼的2017最新实景拍摄：
（1），深圳市“平安金融中心大厦，含塔尖660米
（2），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绿地中心”，636米
（3），上海中心大厦632米，118层
（4），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塔”，600米
（5），天津高银金融大厦，597米
（6），辽宁省沈阳市“宝能环球金融中心”，565米
（7），北京“中国尊”，536米
（8），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530米
（9），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530米
（10），广西省南宁市“天誉城·东盟塔”，528米
（11），深圳市“深圳城脉中心”，520米
（12），辽宁省大连市“绿地中心”，518米
（13），陕西省西安市“丝路国际中心”，501米
（14），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国际金融中心”，103层
（15），香港环球贸易广场：高490米，118层
（16），天津117大厦：117层
（17），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高420.5米101层
（18），上海东方明珠塔高468米,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19），台北101大厦：101层
（20），深圳京基100：100层
看了这些数据中国人作何感想？美国人作何感想？我不知道。但从网上得知，美国人是不感兴趣了。台湾人过去瞧不起我们，认为大陆人“穷”，现在呢？台湾人又说了，越是穷的地方越摆谱，越喜欢高楼。台湾人喜欢优美简约的人文自然环境，高楼破坏了自然环境，有一栋也够了。对台湾人无可奈何的牢骚，我国的当权者可不可以做到‘兼听则明’呢？
今日之武汉比之50年代之武汉，面积估计扩大不止10倍，大桥地铁倒也罢了，那园博园、跑马场、高尔夫、游乐场、大宾馆、开发区等等，与百姓何干？所占耕地，难以尽数，武汉市官员出手大方，其园博园占地320万亩，全国第一乐。上海迪士尼全国唯一，亚洲第三，世界第七，用地1740亩。武汉高尔夫用地2500亩。不少城市有跑马场，占地相当大，如南京1.16万亩，武汉1600亩，广州500亩。估计这些娱乐设施都不是为百姓为农民考虑的，富人和外国人又有几个上门的？必定是门庭冷落，生意萧条。大好耕地，无数粮食就被这些不肖龙子龙孙白白地浪费了。更有甚者，黄石、荆州等中等城市则向武汉看齐，也占地成千上万亩，建起了园博园。他们的城市名片熠熠生辉，而农民之母，那可怜的耕地却心肺俱列，任凭富人脚下踩，无有稻花头上扬。
国家建设用地和教育发展占地理所应当。但也应该有规划有步骤，本着尽量少占耕地的原则，最好是实行“开荒开地，占地赔地”的政策。
政府对财主购买、外资侵占，应该明令禁止，决不允许不经过任何批准，私自到农村自由购买，决不允许占用平原湖区优质农田开办公司。让公司脱离城市圈，到远地或山区垦荒开办。
缩小城市圈，压缩大中城市的膨胀发展，限制小城镇的占地扩展。小城镇与农民血肉相连，不要贪大求洋，任何建设首先要考虑的是农民需求，要让农民看得懂、吃得起、用得着、玩得开，让小城镇成为农民的集贸市场，经济中心，娱乐圣地。
根据“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全国耕地面积必须确保不低于18亿亩的底线，确保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为此，国务院通过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一系列调控土地的行政性法规。进一步明确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责任，规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调整建设用地有关税费政策，建立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统一公布制度，禁止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强化对土地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严肃惩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
党领导人用心良苦，所定政策对买地、占地、征地的歪风起了很好的遏制作用，但积重难返，十五期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9240万亩。痛哉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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