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拷问

叶向光

      古来钻营多得逞，寂寞屈原汩罗魂。

      武汉疫情的突发，震惊了国人，一时间手足无措，确是实情。吹哨人李文亮等遭到训诫，令人痛心。当钟院士一杆人马捋出眉目之后，中央决策雷厉风行，全盘的联防联控，成效显著；八方的支助援救，局势渐转。其间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抗疫故事，尤其是武汉人民在灾难面前的坚强不屈，彰显出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全世界所注目，尽管有幸灾乐祸的嘲讽，或是落井下石的噱头，都无碍于全中国人民团结奋战，夺取抗击新冠病毒的初步胜利。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抗击瘟疫，全民皆兵。

       在人命关天之际，临危受命、逆行而上、慷燃解囊、倾力相助、前仆后继、鞠躬尽瘁，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为生存而战的斗志。

      这个时刻，需要的是正义正气，需要的是激励鼓舞，需要的是奉献牺牲。

      这个时刻，不愿出现邪风歪气，不愿出现悲观丧气，不愿出现蛊惑煽动，不愿出现消极抵制。

      但，任何事情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所以匡扶正义与兴风作浪必然有生死的较量。

      在这场生死搏斗的战役中，钟院士等英明决断，李文亮等冒险吹哨，韩红等急如风火，无数公仆鞠躬尽瘁，不少医护舍生忘死，谱写出了一曲曲赞歌。

      遗憾的是，身为湖北作协前主席的方方，她所作的六十天日记，其初心也许只是一种恐惧的抒发，颇具“在劫难逃”的悲愤，也不违一些人的情理，这倒也罢。可使我不禁联想到前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曾遭批判的《静静的顿河》，过度地渲染了战争的残酷，一味地反对战争而大有否定反抗侵略的正义的卫国战争的嫌疑。

      方方日记，基本出自于听闻。蹊跷的是这听闻竟然如此的片面，武汉人民及政府的后期奋力抗击的这一面是看不到的。作家固然有批判的功能，但必须是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所以我不敢苟同抗抗副主席的辩词。

      更令人费解的是，方方的日记是怎么交给西方的。作为知名作家的方方，好讲常识，那么把自己的日记自愿交给西方出版，会出现什么效应的常识，就毅然地不讲了？

       写到这里，我忽地回想起05年时，我作为校报总编，收到一位刚大学毕业的老师送来的一个学生的稿件，我没有批准刋用。这位年轻人来找为，很客气地询问，这么一篇好文笔的稿件为什么未见刋登。我笑着作出解释，她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这篇小稿的标题早已忘却，但文笔之好还有印象。内容是当时学校的“恶劣环境”，描绘得绘声绘色，不能不令我赞赏。但这位高一学生，毕竟是个孩子，它忽视了这“恶劣环境”的背景，将夲应感恩的事，弄成了不满的发泄。这所学校是政府和人民筹资一亿伍仟万新建的，尚未完工，尤其是校园还没硬化，一起风便尘沙飞扬。半途间，原校址因没有住校生宿舍，孩子们多租宿居民家，平房土屋，冬天取暖生着火炉。为了学生的安全，不得不搬迁入尚未完工的新校舍。孩子们的认知，缺乏感恩写出的文章不能过多指责，需要我们去引导和培育。

      方方生于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了高等教育，担任了厅级要职，能犯孩子们无知的错误吗？

       显然不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她的所作所为遭到质疑，甚至批判，是必然的结局。

       我于昨天，出于义愤，学着方方的文学方式，写了《方方涉险记》，先已想到有所过激，这里向读者致歉。

      方方必须反省！我想她应该反省。如能忏悔，其善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