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我工作了。那年十八岁，由于文革时期耽误了学业，中学才刚毕业。我还算幸运，许多同学不是下乡就是支边了，同时我又是不幸的，作为一名矿工，一份埋了没死的工作。那时有个说法，船上工作的是死了没埋，井下工作的是埋了没死。

      我的工作是放料，就是根据井下掘进需要把木料或者水泥支架送到井下不断掘进的齐头（巷道的终端）。早上，我必须在其他工人上班前把料放到齐头。起初，有个黄姓工人带我，俩人一起放料，但一周后，那黄姓工人说：“学友，还是分别放料吧，这样要快点。”于是，我就开始独立工作——负责一条巷道的掘进用料。木料是根据掘进队要求晚上备好，水泥支架则是固定预制好的。一个人要从木工房扛到停在轨道上无斗矿车上，捆好后人力推送到齐头。一天要放二次料，第一次放好后得迅速出井，再装一车料送到齐头，否则煤车出煤后，放料车就不能进去了。

     放二次料需要约六小时，早上六点上班，下午洗完澡就二点多钟了。那时，还没有电瓶机车全靠人力推送。根据掘进需要放料有长、有短，有粗、有细。记得有次一根木料有4米多长，直径大约0.4米，重有100多斤。我硬生生的一个人扛到轨道边无斗矿车上。这段路有二十来米，要上十多步梯坎。水泥支架虽是放在轨道边，但更重。两米长的支架至少有200多斤，没人扛得动，只能一边一边的挪到无斗矿车上。

     早上上班，各有各的事，没有人帮我。父亲召开班前会也顾不上我这个儿子。放料工作除了要用力外，还得胆大，一个人要走近一小时的深巷道，十分恐怖。因为放料必须在大多数工人还没上班前把用料送到齐头。下井时，除了自己头上的矿灯外，没有人影，没有声响，整个巷道一片寂静。偶尔看到一道灯光，听到一声“怼，怼起!”都会感到亲切，觉得还活着。 “怼，怼起!”是煤矿专用语。只有“怼”字声音传得最远，“喂”没“怼”字传得远，不信你到井下那个环境试一试。

     一些老工人闲下来坐着就聊某处死过人，某处曾经垮塌过，某处曾听到鬼叫，更加深我的恐惧，但又不得不下井，这是工作呀！推着矿车进去还好，因要用力就忘记了恐怖，出来，推着空车一路小跑，雨靴“咵咵”作响，仿佛后面有鬼追，十分慌张，这项工作持续了一年多。

     我们这代人也真辛苦，十八岁已经自食其力了，现在的孩子十八岁大多还在读高中。人的爆发力，有时是逼出来的。放料时，碰到脱轨停在轨道上的矿车还要把出脱轨的矿车弄上轨道，推到前面岔道上，否则无法继续前行。碰到煤车还好，拎着煤车前的挂钩就能把矿车拎到轨道上。碰到矸石车就费劲了，必须在附近找根木棒或钢轨，利用杠杆原理，一边一边的拗到轨道上。现在想起来，那时自己的能量大到不可思议。也不知哪里来那么大的力气，这煤车至少也有几百斤重呀！

     煤矿安全教育至关重要，我至今还记得上班第一天，负责安全的陈子千股长给我们这批新工人上的安全课。他说，下井必须戴藤帽，（那时安全帽是藤条编的）推矿车两手不能放在矿车边缘。一下井才知道这种提醒是血肉教训换来的。如果不戴藤帽，头上不知道要被撞出多少个包，两手若放在矿车两边，推车时手会被被搓伤。

      回想我的第一份工作 ，并不比下乡轻松。危险、劳累、孤独、恐怖，还穿得破烂。煤矿工人穿的工作服并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整整齐齐。许多矿工衣裤，因矿灯所用电瓶水有稀硫酸，泄漏了腐蚀衣服。因此，每每熟人过路，远远看到我们这囧样尽量避开，尤其是不让女同学看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