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四岁。 孩子的文革，是快乐的，是有丰富内容的快乐童年。四至十四岁，正是形成世界观的年龄，所以一些人痛苦的文革，我是无法体会的。
我的记忆，也是从那年开始的吧？
平淡的生活忽然热闹起来。晚饭后，房顶站满了人，口号声此起彼伏。吃饭前，父亲带着全家诵读“毛主席语录”，诵读结束，才能吃饭。大队部（村委会）时常会有批斗会，街上时常会有游行的队伍。
沸腾的村庄是孩子们的乐园，小伙伴们像赶场一样，穿梭在各种热闹的场合。
母亲的不平是因为大表兄
姥爷是国民党、日本翻译官，属于被打到的一类。由于仍在监狱，没有出现在村里的批斗会上。
姥爷是村里的名人，为十里八乡做过许多善事，朴实的乡亲并没有难为姥爷家。
大表兄是红卫兵，年轻气盛，不了解历史，加上有不平之心，闹腾了一阵子。
四姑父是河西（大清河）的大地主。战乱年代，人心思变。
四姑父不是老老实实的地主，有豪杰气，一次能喝一坛酒。他家的长工短工，和他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舞枪弄棒。不久败尽家业，拉起了一支队伍。
这只队伍的性质不清楚，父亲很少说起，只说过四姑父带着几个人来过村里，都骑着高头大马。
1940年前后，四姑全家来到她的娘家定居。解放后给他家定的成分是贫农。四姑父很低调，从不说起自己的事情。印象中乡亲很少评论这家外来户，政府也没有注意过四姑父。
大表兄参加过抗美援朝，回来后参加了张百发的青年突击队，可以在北京安家过日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回到了村里。
大概是家庭和自己的经历，让大表兄成为激进的红卫兵。一天，母亲在家里做针线，听到大表兄在外面喊：张玉英（母亲的名字），给我出来。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农村，外甥直呼舅妈的名字，是大逆不道。所以母亲一直耿耿于怀。
同样的事情还有一件。村支书姓于，在大喇叭里喊他的叔叔：于某某，到大队（村部）来一趟。他叔叔气哼哼地来到大队，扯着嗓子喊：我不叫于某某，我叫**（小名），把于大支书搞得很狼狈。在村里，不管什么世道，礼法是不能坏的，长辈拿着棍子打你，你只有逃跑的份。此事在村里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砸四旧
山东院王家的祖先在康熙年间逃荒到河北，由于战功，累升至河南河北两镇总兵，居住在固安县城，广有房产，号称王半城。不知什么原因，在义和团之前分成三支，离开了县城。我们村是其中的一支。
父亲小时候，和奶奶一起去河西讨生活。这期间，老宅被四姑父拆了，雇了北京的汽车拉走变卖。村里人第一次见到汽车。
我小时候，家里的古董只有瓷瓶、60公分见方的装碑帖的坐箱、两米长的画箱。坐箱里面都是折页的、有象牙别针的碑帖，满满的。画箱是空的，里面装的是衣物。
王家在出了两任县令之后就没落了，来到村子以后，见识也不多了。他们经常谈起的是唐伯虎的画，其它的没有谈起过。那画箱里的风景，只有一个唐伯虎的影子。
瓷瓶是乾隆年间的，有六七个，大的有两个，一米多高，上面有花鸟美人，大概属于青花瓷。小的有半米高的，也有更小的。
那天，父亲去院子南墙下面挖了一个大坑，把瓶瓶罐罐放进去，盖上土，做了一些伪装。第二天，来了一群人，四处翻找，发现了墙根下的秘密，挖出来，搬到大队，和之前的战利品放在一起，乒乒乓乓一阵乱砸，地上一堆碎片。
父亲的藏宝是多余的，村里哪家有什么，都是一清二楚的，藏不住的。若真是找不到，估计要卸掉父亲的骨架当做四旧砸碎了吧？
我家的瓷器，为今天的瓷器价格做了贡献。我咨询了古董商，那天砸碎的瓷瓶，大概价值几百万。全国砸碎了多少？若是哪些瓷器都在，古董瓷器的价钱要比现在低十倍吧？
随着瓷瓶破碎的，还有传承了几十代的家谱。家谱不但有王家的代代传承，还有历代亲家。这是一张大网，方圆百里内，几乎村村有亲戚。
万人大会
那时候会多，有村里的会，有公社的千人大会，有县里的万人大会。村里人大多不喜欢开会，支书在台上讲，村民在台下讲，热热闹闹的。
到公社、到县里开会，没有熟悉的人，台下的会开不成，没有人愿意去。父亲喜欢开会，公社和县里的会几乎让他包了。
我是父亲的跟屁虫，不带我就在后面一直追，所以每次开会都把我放在自行车的大梁上，一起开会。别人都是女人带孩子开会，只有父亲一个男的带孩子。
有一次县里开会，每人一碗炖肉，真是解馋。要知道，那时候，只有过年的时候，生产队才会杀猪，才会有炖肉吃。偶尔八月十五也会杀猪。
一次万人大会，晚上有演出，挤倒了一堵墙，听说砸死了人。
万人大会之后，路上随处可见花环，我要捡，父亲不停车。
一次乡里开会，台上的人把我叫到台上，逗我说唱一首歌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我很想要像章，但我不会唱歌，也不敢当着千人唱歌，像章也没有得到。
我只有四五岁，却是听会的模范，双眼一直盯着发言的人，一动不动。但发言人说了什么，一句不懂，一句没记住。
村里的运动
村里有诉苦会、批斗会，有游街。
那次全村开诉苦大会，吃红薯面窝头，不知是不是放了糖，甜丝丝的，很好吃，小伙伴们都吃得很开心。很怀疑台上那哭哭啼啼诉苦的人：旧社会有这甜甜的窝头吃，一点都不苦啊。
街上的游行不多，也就一两次。被批斗的人头上戴着高高的纸帽子，和黑白无常的帽子一样，胸前戴着一块牌子。
村里没有右派，戴高帽子的是地主和流氓。
地主叫杨华东，高高瘦瘦的，文质彬彬的，不知为什么，我对他有好感。村里的几个高高瘦瘦的、和蔼可亲的人，对幼时的我来说，都是神仙。他们是：大姥爷家的大姨、大姨家的姨姐、二姨家的姨姐、四大爷、四妈、五大爷、五妈、廷字辈家的大嫂。
知青
我们村的知青都是北京的。对幼时的我来说，他们都是外星人。洋气、阳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有一个知青会针灸，村里人有些大病小灾的，都找他针灸。村里的赤脚医生成了他的徒弟。
有一个知青叫王兰，大美女，优雅、亲切，对村民就像家里人，在生产队当会计。大家都喜欢她，她也喜欢村民。回北京后，仍和村里人通信，村里人去北京找她，她总是热情接待。
知青打开了农村的眼界，为农村展现了外面的世界。村民喜欢知青，至今仍津津乐道。
世事轮回，当年知青下乡，现在农民进城。
我的同事里有知青，他们喜欢回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知青们常常聚会，共话青春岁月。
历史上的文革是十年，我们村的文革只有三年。到1969年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已经感觉不到文革的气氛。我的文革记忆，到那时结束了。偶尔有外面的信息，为防止保定的红卫兵冲击北京，公社向西方架起了机关枪。
打狗
那时习惯说打狗，实际是杀狗。为什么杀狗？我猜是因为人都吃不饱，哪有粮食给狗吃？
全村有几十条狗。十几名壮汉，一人一根木棒，见狗就打死。
死狗堆在大队，有人剥皮，斩块，放在大锅里炖，肉香四溢，全村都是香味。炖熟了，每家盛上一碗，拿回家里吃。
过年吃的炖猪肉，比炖狗肉差远了。
打狗每年一次，应该有两三次。大概总打狗，主人一次次伤心，就没人养狗了，也就不用打了。
后记：
1921年至1949年，30年奋斗，无数烈士献身，换来了新中国。在这30年间，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建立一个公平强大的国家。在这30年间，打土豪、分田地、没收资本家财产，建立公有制，建立人民公社。
有人要包产到户，要私有制，怎么向历史交代？怎么向烈士交代？怎么向地主资本家交代？难道要退还地主的土地？赔偿资本家的财产？难道几十年的奋斗牺牲都是错的吗？
人民公社、文革，都是革命斗争的必然，是阶段性历史的延续，是对人类理想社会的伟大实践。
1976年，伟人长辞，世事变迁，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中国无法融入世界，完全的独立自主，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改、革、开、放，要有度。
比如放，放的是不是多了？教育不能放、医疗不能放、城市交通不能放、民用水电暖不能放。民生都放给了资本，社会主义体现在哪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文革。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