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钊生命的三个维度

临沂有个理钊

向继东（广东） 

　  那天，突然在微信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山东临沂的理钊不幸去世了。我心头不禁一怔：他才55岁呀！

　  理钊这名字在我心里分量是很重的。这十多年里，我先后为长江文艺和花城两家出版社编“杂文年选”，每年都会选录他的文章。在年选小序里，我提到不少杂文精英的早逝，如徐怀谦，如朱铁志，如李恩柱等。今年自然要提到他了。说实话，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理钊还不是太知名，不像前几位逝者，都是知名媒体又编又写的人，而理钊只是沂蒙山区的一个小公务员，但他的杂文随笔却写得不同凡响。

　　对我来说，我更喜欢理钊的文字。为了写这篇文字，我在邮箱里搜出他发给我的信，匆匆浏览一遍，感到有一团火在我眼前又燃烧起来，是那样炽热而无奈……

　　大致算来，我认识理钊近二十年了。那时我在湖南《湘声报》编副刊，也编出了一点影响，所以天下好稿纷至沓来，作者有李慎之、吴祖光、李普、龚育之、戴煌、邵燕祥、蓝英年、朱正、钟叔河等，理钊就是投稿者之一。他的文字好，有内涵，发过他多少稿说不准了，反正他的稿子拿来就可以发，无需大的改动。他曾赐我一本《人就是人的通行证》，一直置于案头，间或翻阅。我曾把他的杂文随笔集《精神王国的背影》编入“野丁香文丛”，但他的书迟迟出不来，因而一直心怀歉疚。

　　好多年前， 他看到《中国青年报》“冰点”文章《向继东：小副刊大编辑》后，他来信美言我，转而看到他这样的文字：“……总感到很多东西需要普及，从正式的教育和整个社会的舆论入手，造出一个大的氛围来，来影响一些人。可惜，台面上的文化界不做这样的事情，甚至还在做相反的事情。”在这里，我看到他文字背后的深层忧虑。他还客气说，要我以后多“指教”，我岂敢啊？

　　我只是比他幸运一点点，占了个好点的码头，曾在两个大都市苟活，做的又是媒体和出版，所以被他高看了。他曾要我给《精神王国的背影》作序，来信说：“看书稿时，老是有一个想法，一个非常渴望而又非常矛盾的想法在脑子里荡来荡去。说渴望，就是如果能有您写的一个序该有多好。倘如是，也算是自己写东西的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说矛盾，就是您的时间太宝贵，而自己只是写作者中的一粒微尘，真的达不到能够请您作序的层次。”面对他的热情和勉励，直到今天我引用他的来信时也感到脸红，很不好意思。我当然不敢贸然答应作序，怕万一写不好而让他失望。但后来终于写了，可这是在他去世一周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