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炜新作《我的原野盛宴》
赵月斌
（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张炜）
今年1月，张炜新作《我的原野盛宴》在《当代》第一期全文发表，同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我在拿到书后一气读完了这部富含生命原色的作品，虽是大寒节令，却感到字行行间满是暖意，仿佛那片海边林子就在眼前，那林间野宴即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仍旧鲜美如许，仍旧神秘如斯。那里的老林子、赶牛道、渔铺、石头房子……大李子树、狐狸的事情、发海的声音、葡萄园的梦……原也寻常不稀奇，而今却只能寄藏在文字中，成了温婉蕴藉的原乡野歌。那里的野物生生相息，各从其类，不但风姿绰约，有情有义，还会摆出吊人胃口的神秘宴席，在这林中长大的孩子，当然能够听懂鸟的诉说，能够写录荒野的声音。
张炜曾说过，人若忘掉了少年感觉，大概也就开始“变质”了。他早就认识到，对作家而言，童年和少年的追忆不但恒久，并且会不同程度地奠定一生的创作基调。因此，他写出《我的原野盛宴》一点也不奇怪。大体了解一下张炜的生活创作经历就会看到，从十七岁（1973年）写出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木头车》起，他的作品几乎全都是以“登州海角”——那片他反复跋涉的莽野——为其文学地理的中心地带。当然，小说中的海边丛林是以“虚构”的面貌出现的，《我的原野盛宴》则是着力于写实的“非虚构”——主要是作家幼年阶段的“野蛮生长”。
《我的原野盛宴》重在一个“野”字——与种种野物的来往交流实质也是唤醒人的“野性”——亦即自然天性。这本书讲的就是一个小孩子的野地童年，他不用刻意地像外来客一样去融入野地，因为他一落草就是野地的孩子，本身就生在野地、长在野地，自然就和野地里的野花野草野兔野鸽一样，可以凭着浑身野气，很轻松地和各种野物怪人打成一片，简直就是“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的林中赤子。一个无邪无畏百毒不侵的野孩子，自可饱尝野枣野葡萄野草莓，能够喝到渔铺老人最美味的鱼汤，当然也敢于躲到老林子里自筑的小窝过夜，乐于跟着荒岛上的野猫探险猎奇。拥有这样的经历，不啻于拥有一簇不灭的炬火，就像林野深处那个叫做“灯影”的村庄，总能闪闪烁烁传递一些体恤的光亮，让走夜路的人心里有底儿，走远路的人翘首有盼儿。对作家来说，这样的童年经验更是长益无尽，他的收获不止于领受野享奇趣，而且能够“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写出令人神往的野地诗篇。
翻开《我的原野盛宴》，足可见识三百六十多种动植物，单是各种鸟兽草木，像老呆宝、痴大眼、迪咕老、刘长卿、十大功劳等等，大概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吸引人花费一番心思。再想一想诱人的五花饼、蒲根酒，没有面目的“煞”、会抽烟的老狗獾，一些亦真亦幻有鼻子有眼的奇物怪事，直让你感觉进入了和《诗经》《山海经》气息相因的交感通灵世界。
张炜如同振木铎以收集乡野土风的采诗官，让我们听到了生动辽旷的“荒野的声音”。正像钱穆先生指出的，“诗教本于性情”，《诗三百》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并非只是帮你增加一点博物学知识，其要旨在于“广大其心，导达其仁”。那么我说《我的原野盛宴》续接了悠远的“国风”，也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辽远的“风”的背景。这野性之“风”吹动性情，吹荡四极八荒，可以给人一种卷舒自如的精神气度。可见张炜就像《巴黎的忧郁》和《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一样，“并不反对文明的概念，而是反对伪装成‘进步现代性’的野蛮主义新浪潮”，他的野地美学当然也不是要重回保守落后的腐朽世代，而是试图以自然野性唤起一种从容自洽的归属感，用诗性的光焰烛照现代社会的荒诞和虚无。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原野盛宴》是非虚构，但它又不是靠采访当事人、搜集写作素材写出的全视角作品，而是以相对受限的主人公视角对童年记忆的重构。那么多的名物故实，那么逼真的情景再现，那么条理的对话、心理活动，哪怕只是简单地罗列串连起来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且不说这么久远的记忆免不了会有差错、空白。显然，这种对个人记忆的非虚构需要掀起剧烈的头脑风暴，需要为漫漶的记忆重新勾线、上色。有评论家认为“回忆就是一种想象力”，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我的原野盛宴》写的是近乎60年前的事，当时的主人公才五六岁，假如让这个年龄的孩子马上来写一本童年纪实，即便他能讲得大差不差，恐怕也不会有自觉的结构意识，不会有如今书中的思想观念，甚至也不会有如此精当的细节。可见有时候趁热打铁未必打出好东西，只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淀之后，经过无数次的打捞、揣摸和种种形式的反复构写之后，《我的原野盛宴》才可能被重新创造出来，我们才看到了这样一部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多维度互动的全息化作品。现在常读到一些应时之作，它可能非常贴近现实，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尽管它写的都是眼下司空见惯的人和事，可是读起来却总显干瘪、平乏，像是硬画在玻璃上的铅笔画。《我的原野盛宴》则不然，它让你觉得这场半个世纪前的盛宴如在眼前，和3D影像一般栩栩如真。正如波德莱尔赞扬的艺术家——因为“习惯于锻炼记忆和使之充满形象”，可以不根据模特儿而是“凭记忆作画”：“一切优秀的、真正的素描家都是根据铭刻在头脑中的形象来画的，而不是依照实物。”同理，对作家而言，好记性固然难得，非凡的回忆能力、巧妙地再现记忆的能力也许更加重要。
也还是波德莱尔，在谈到现代性就是对现时、对现时之现时性的一种独特性感觉时，就认为这种感觉不可能靠模仿他人学到，而要靠敏锐的感觉、靠自己对事物的好奇心。他将这种状态比作“精神上始终处于康复期”——“正在康复期的病人像儿童一样”，“看什么都是新鲜的，他总是醉醺醺的。”就像天赋异秉的“老小孩”，面对新奇之物总是具有一种直勾勾的、野兽般出神的目光，对他来说，“生活的任何一面都不曾失去锋芒”，所以他能有意识地“重获童年”（回复童年）。这里正可回应张炜的童年情结，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都拥有童年的“老小孩”，他可以从心所欲地重返童年，再造童年，乃至痴人说梦般幻化出一场童年盛宴。
从这个角度看，我倒不认为这本书采用的是所谓儿童视角，或是把它简单归类成什么“生态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当然也不是那种专写给小孩看的“童话”。我们不妨琢磨一下，支撑《我的原野盛宴》的核心看点是什么？很明显，关键就是摆在题目中的“原野盛宴”。可是你打开书看一看，它真是一点关子都没卖，开篇第一章第一节就是“野宴”——作者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采药人老广遇到了一桩“好事”，这好事便是“这林子里的精灵要请客”，在一个大树墩子上用大螺壳、木片、柳条小篮、树皮盛上了“最好的吃物”，不光有花红果儿、煮花生、栗子核桃、大馒头、炸鱼、烧肉，还有一壶老酒。老广自称曾救过一只老兔子，“如今成了精”，这酒宴分明是来答谢他的。当然，这只是老广自己讲出的，没有第二个证人。外祖母也只当听“故事”，说他“哪里都好，就是太能吹了”——一句话就消解了野宴的真实性。所谓野宴要么就是老广吹牛，要么就是有人故意摆弄的玄虚。谁会相信传说中的田螺姑娘？老广所说的兔子精大概也不过是吹牛罢了。但就是这个“吹牛”牵动了全书的筋骨，把《我的原野盛宴》的话语空间跃升到了神话的维度，也就是说，主人公的叙述立场决定了这部作品的神话性，尽管它的外壳是“非虚构”，但是就像一个孩子相信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一样，由于叙述人对兔子精大摆野宴这件事的确信，使得他的童年故事拥有了一个超世俗的神圣空间，因此才会推动他也艳慕那样的奇遇，甚至自己动手代替精灵造出假想的野宴。同时，对于道听途说的各种妖怪、鸟语树言、煞之类，他也多数轻信，总是信以为真地想要遇到或发现一点儿不被大人（世俗世界）认可的事物。所以你会发现，这部作品就不单单是让你“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还带你进入了一个渺渺茫茫的神话世界，这样的原野方才不止于世俗经验中的眼见为实，还有你看不到、听不到、感觉不到的神秘事物。
一段童年记忆，竟被写成了神话，或者说被我读成了神话，或许会有人不以为然，这是非虚构作品啊，与神话何干？可是我觉得，非虚构与神话一点也不矛盾。假如真的把那些“不实之辞”、“无稽之谈”全部清除，把兔子精野宴的秘密彻底揭穿，让主人公变成一个“科学”、理性的小老头儿，或许就会像《红楼梦》把大荒山、无稽崖、灵通宝玉等等劳什子悉数删除，原本的好玩有趣、神奇莫测、歧义重重定也荡然无存，这样的书即便字字皆真，句句属实，恐怕也是索然无味，不值一读。与其跪在庙堂奉养一堆泥菩萨，不如回到童年写好一个新神话。
（作者：赵月斌，单位：山东省作协文学研究所）
[2020年05月20日《光明日报》原发]
投稿热线：13325115197（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