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介绍〗
法国《世界报》在评价苏东坡时是这样说的: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
《世界报》把苏东坡置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审视。它认为,中国的北宋时期正值佛教式微、孔孟学说重新抬头,这有些像欧洲的文艺复兴。
而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苏东坡,则力图将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和儒家的入世调和起来,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中寻求精神自由,诗文书画仅仅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在宋代,杭州气候湿润,河流密布,加上人们防疫知识匮乏,瘟疫频发。
宋熙宁八年(1075年),杭州先旱后疫,据《梦溪笔谈》中记载,当时在两浙一带,十之五六尽皆病死。
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实在看不下去,他先是请求朝廷延缓贡米时限,然后又上书请求救济。
随后揭发了沈起等当地官员的不作为行径。这些举措,加上众多有识官员和富商的齐心协力,两浙的米价很快回落。
灾情很快得到缓解,通过生产自救,两浙的生机渐渐的恢复过来,后苏东坡调任别处。
这回他重回杭州,刚一到任,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
面对这似曾相识的一幕,苏东坡顿时回想起了十几年前遇到的那场瘟疫,他立即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救灾工作中去。
《宋史 苏轼列传》这么写的: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
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
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当时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而城里竟然还有药铺囤积居奇、抬高药价、大发瘟疫财。
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东坡十分清醒,他从这次灾害的严重程度中,感到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
想到要是能创办一家医院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或许会好些。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的资金,怎么办?
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东坡首先从府库里拿出两千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作为基金,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又募集了一部分;
可是还有缺口,苏东坡回家后,把情况同夫人一说,夫人认为人命关天,百姓的安危是大事,
她大力支持,带头卖掉陪嫁的首饰参加募捐,苏东坡又将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也捐了出来。
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苏东坡在杭州众安桥旁找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医院。
医院建成后,苏东坡立即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处救治病人,同时免费发放食品、药品,给百姓送去了温暖。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做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据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
当时患者表现为手脚冰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疼肿,病人在寻医无果后往往痛苦死去。
苏东坡认为这场疫情属于湿疫,可以用他早年从朋友手上讨来的秘方“圣散子”治疗。
虽然朋友曾告诉他“切记不得外传”,然而此刻性命关天,杭州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一旦疫情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苏东坡便直接公开了药方。
在《苏东坡全集》第四卷《圣散子叙》载:“用《圣散子》者,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
苏东坡使用的药方效果极好,哪怕是重症危急病人,“连饮数剂”后,就可以“神宇完复”。
在苏东坡的努力下,这次疫情很快就平息了。后来,苏东坡被贬惠州时,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来信,说广州疫症流行,死人无数,请苏轼帮助想办法解决。
苏东坡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在杭州办药坊治病救人的经验介绍给他,于是广州也照苏轼的办法,众筹办起了安乐坊,救活了不少百姓。
这次解决杭州大瘟疫的过程,被视为教科书式的救灾,苏轼所采用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官方分发医药、印制医书、提供药方、鼓励民间医师行医、号召富人捐款等等举措很快被各地学习。
“安乐坊”在苏轼的经管下,聘用僧人做掌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即便苏轼离任后,安乐坊依然办得很红火。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待续)
《听僧昭素琴》
苏东坡 [宋]
至和无攫酉夅,至平无按抑。
不知微妙声,究竟从何出。
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
此心知有在,尚复此微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