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18年12月23日（农历冬月十七日）是我后半生中难忘而又悲痛的日子，我用无尽的思念凝聚成文字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同时告慰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千千万万抗日志士。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一

       2018年底，虚年95岁的父亲在弥留之际送给我他在80多岁那年撰写的两本关于他一生回忆录的草稿。父亲的回忆录，既是他个人的，也代表中国近百年的变迁史。父亲是一名抗日老兵，亦是一名体验农村变革的亲历者。他一生谈不上轰轰烈烈，他只是一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但他的坎坷经历和高尚的人品注定值得他人追思和敬重。我用凝重的目光在父亲回忆录中的字里行间追寻他走过的每一个脚印……

       熊姓土匪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祖父绑在家门前的一棵百年梨树下残忍杀害。覃熊两大家族结怨起因于1925年3月。3月的某一天，熊匪为抢劫覃学吾的财物，覃学吾用菜刀将其中的一名熊匪砍死。当天晚上，熊海清、熊保清、熊矩清各自拿了一把大刀到覃学吾家兴师问罪，借口向覃学吾索要一百大洋。覃学吾说没有，熊海清说没有也行拿人头来换。于是，三个熊姓土匪把覃学吾一家老小五人残忍杀害，便将覃学吾的头割下挂在门前的树枝上，然后将财物洗劫一空，放火将覃学吾的房子放火烧了。1926年2月，覃吉安为雪耻带领30余人到桑植泗湳峪将熊彩廷全家老小12人全部杀害后烧毁三进三出的大木房并把熊彩廷泼上煤油活活烧死。熊彩廷是熊矩清的亲兄弟，熊炬清记恨在心，但因势单力薄只得养精蓄锐择日东山再起。1928年冬，熊矩清和熊和清带领40多名弟兄把躲藏在温塘一带的覃氏族人男女老少18人杀死，但熊矩清仍不解恨又奔扑康中乡（现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中湖乡）见姓覃的就杀，祖父覃章坤就这样惨死在熊匪的屠刀下。那一年父亲覃湘10岁，叔叔4 岁。为防土匪斩草除根，奶奶带着一家老少在异地他乡乞讨，直到熊匪败落方回家重振家业。

       父亲15岁那年，也就是1939年谷雨过后。那时日本鬼子已打到慈利县岩泊渡了，直逼国民党陪都重庆。当时，父亲考取了大庸县一中，为了民族大义父亲毅然弃学抗日。

       在动身前夕，奶奶在老梨树下摆了一桌酒菜，祭祀爷爷的亡灵。父亲跪在梨树下声泪俱下，年方十五岁的父亲对梨树诉说，誓言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父亲知道，这一去生死未卜。此时，日本鬼子已打到慈利岩泊渡了，离大庸县近在咫尺。奶奶是舍不得父亲弃学从戎的。当时父亲学习成绩优异，按照奶奶的想法是想父亲当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或者成为一名开明绅士。再说，父亲已长大成人，由于爷爷英年早逝，家里多年来一直靠奶奶那一付弱肩支撑着，如果没有曾祖父的帮衬，日子过得更艰难。曾祖父看着自己的孙儿一表人才，他和曾祖母节衣缩食送我父亲进私塾和新式学堂。但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曾祖父很开明，没有反对我父亲弃学抗日的做法，他对父亲说：“家族振兴得再繁荣，如果受制鬼子，忍辱偷生，还不如战死沙场。”

       曾祖父看见梨树触景生情，他自言自语：“家仇和国仇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父亲立志抗日感动了将我爷爷残忍杀害的熊匪，他们派人来我家，提了酒为我父亲饯行，在梨树前深深鞠躬，深表愧意。父亲望着满树的洁白花儿，回想爷爷惨死依旧耿耿于怀。曾祖父深知孙儿的秉性，规劝他说：“现在国难当头，过去的事情就一笔勾销把！你父亲在天之灵也会原谅的。”

       一阵风儿吹来，数以千万计的梨花像雪花一样在天地间飘飞，一瓣一瓣飘落在祭坛上，像爷爷永不飘散的魂灵。

       曾祖父此时的身体已经不再硬朗，挪动着颤巍巍的身躯给父亲的脖子上挂了一副长命锁，在梨树下挖了一捧黑土用布包上放进父亲那简陋的行装里，老泪纵横。他深知，孙儿这一去，生死无常，何时回归故里？更何况自己这把年岁已等不起孙儿归来的那一天。

       在我父亲从军的第二年，曾祖父曾祖母相继去逝。每年曾祖父、曾祖母的忌日，奶奶总会把老梨树的果实采摘几个摆在祭坛。自父亲参加抗日后，那株老梨树，年年花儿满枝头，用它的洁白祝愿父亲平安归来，父亲拜别曾祖父母和奶奶后，踏上了从军的征途。

       父亲投奔驻扎在慈利县的国民党第73军15师45团，师长是汪之斌。汪之斌从重庆陆军大学特五期将官班深造后，于1939年4月出任73军副军长兼15师师长，1943年荣升为军长。这年，汪之斌举荐父亲到黄埔军校武冈分校深造。73军的前身是湘军，即国民革命军第30军，后投靠蒋介石被改编为第15师。太原大战爆发后，第15师编入武汉行营第四野战军，后编入国民党革命军第28军。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以28军第15师的基础上扩编成73军。73军所有官兵基本上由作战勇猛的三湘子弟组成的陆军。

       初到73军时，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和两年的新式学堂略通文墨被编入通讯排。父亲起初不太愿意，他说当兵就要打仗，用真刀真枪同鬼子拼。45团王一文团长对他说，通讯排至关重要，情报的采集和呈送须足智多谋，到了部队就要决对服从命令。父亲同新兵们在慈利训练三个月后赶赴战场，在北临石门，东依临潭，南接桃源的五雷仙山同日军决一死战，血战一个星期，敌我双方都遭到了重创。七十三军在这场血战中消灭日军一个师团。日军恼羞成怒要血洗石门，专门从湖北调来两个精锐师团想把七十三军全部消灭。七十三军把战术改为麻雀战术，把日军拖入桃园七家河西尖山，七十三军军长下令将士在山脚下多处放火，借东南风之力，火势迅速向山顶蔓延敌军死伤无数。这次常德保卫战同日军血战12昼夜，七十三军死亡一万七千多战士，尸首遍野，血流成河。父亲也身负重伤昏死在战场上，当日本鬼子用尖刀清理战场时，父亲刚刚苏醒过来，为免于再次杀戮他钻进成堆的尸体下。父亲心里明白，此时如暴露生命迹像定被刺死或俘虏。当尖刀插进手臂时，硬是挺住了。待日本鬼子撤离战场后，又饥又渴的父亲被当地百姓发现了，随即把父亲背到家里藏在地窑里治疗。一月之后，父亲不顾收留他的乡亲挽留，毅然踏上寻找15师的征途。父亲是一名抗日军人，他知道一天不把鬼子赶出中国，他一日寝食难安。

       常德保卫战之后，73军撤回慈利县城整编补助武装，1940年调至官地坪剿匪。1941年，日军聚集四个精锐师团由湖南醴陵、浏阳分兵进攻长沙。国民党第10军腹部受敌，形势严峻，该军军长方先觉向驻守在望城坡一带我父亲所在的73军15师求援。15师得到军长汪之斌的指令后横渡湘江支援。15师快开到水陆洲时，日军旋即出动30余架飞机俯冲投弹扫射，企图封锁湘江。15师渡江受阻，情况十分危急。汪之斌急中生智命令其师布阵十里，各团轻重机枪对空射击，迫使敌机高远飞离，长沙才转危为安。73军绝大多数官兵都是湘西永顺、保靖、大庸、桑植等地的优秀子弟兵，在常德滨湖战役、湘西剿匪中、长沙保卫战中表现突出，功劳上报到国民党第24集团总部。总部把73军所有将士调回常德追赶逃向桃园、益阳、汉寿、湘潭、安化、新化、邵阳、怀化、武冈、洞口的日军。1943年2月上旬，驻守在衡阳的44军遭日军强攻，向73军急电求援，汪之斌率军日夜兼程前往华容晋家渡与日军接火，苦战四个月歼敌千余人。同年8月奉令移驻石门、临澧、津市、澧县、桃源一带防御日军入侵，近保湘西远护陪都重庆。汪之斌为鼓舞士气，在石门县城召开“追悼滨湖战役阵亡将土”大会上掷地有声的发誓：“国土沦丧，是我军的奇耻大辱，若不踏平三岛，何足以告慰英灵而谢国人，耻不雪，毋宁死。”

       1943年3月，父亲所在军团在新化洋溪与日本鬼子打了48天。日军三个团驻扎在地坪中间，73军15师官兵驻扎在四面山上，在地形悬殊的情况下，鬼子还胆敢叫板。73军的战斗机都是美国支援的。有一天，73军起飞三架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查看敌情。下午，飞机又起飞在半空中向坪中间丢了两颗炸弹，瞬间整个坪一片火海，鬼子几乎死光。下午，父亲和战士们打扫战场时，敌人血肉模糊到处都是缺胳膊断腿的。父亲在拖离尸体时，看见一个身负重伤的日本士兵，暗红色的血迹涂满了他那娃娃似的脸。这个士兵惊恐地望着端着寒光闪闪刺刀的父亲，本能的挪动着残腿。他把手中的步枪放在一旁，右手伸进上衣口袋抽出一张照片递给父亲。照片是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有老年、中年、少年、儿童。父亲知道，这是那个士兵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以及他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妹妹。这个士兵用极不流利的中国话对父亲说：“长官，我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不管战争是正义还是侵略都是反人类的。请代为我保管这张照片，照片背后有我家的地址。”父亲看了看这张全家福，心里涌起了莫名的伤感。在一刹那间，父亲意识到这是战场，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战场，数以万计的同胞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他由心中短暂滋生的柔情瞬间转化为仇恨。父亲刚要刺杀这名土兵时，看见这个士兵已用匕首刺进自己的胸膛，一股鲜血喷涌而出，溅了父亲一身。父亲看到这个日本士兵，头已耷拉在一边，嘴角挂着会心的微笑。父亲收起刺刀，向这名死去的娃娃兵敬了一个军礼，喃喃地说：“我们需要和平，我们不需要战争。你是父母的孩子，我也是，请你一路走好，如果有和平的那一天，我会到你家乡去……”

       同年10月，日军以四个团的兵力从石门两侧进攻73军。因敌众我寡，加上澧水上涨，粮道阻绝，援军不至，部队被迫泅水向河对岸转移之际遭到敌机轰炸扫射，致使全线崩溃，五师师长又失去桃源热水坑一线军事重地，蒋介石闻讯震怒，严令73军军长汪之斌必须在24小时内收复热水坑高地。汪之斌接到命令后火速进行战地整编，亲率一个师的兵力向日军猛烈反攻，浴血奋战，用伤亡三千多将士的代价将日军赶回桃源县城收复了热水坑制高地。因伤亡惨重，再加上汪之斌丢失密电本，蒋介石愤然撤销汪之斌军长一职并发誓永不录用。

       父亲在黄埔军校黄冈分校上了三年军校，逐渐锻炼成稳重成熟的军人，掌握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在此期间，父亲和学员们一起抵抗日军多达13次，死伤80名学员。蒋介石闻讯十分震怒复电：“军校校长降三级回原部队，其他教员记大过一次。”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此事，理由在于国民革命军从七七芦沟桥开始，同共军合作抗日已有八年，绝大部分正面和日军交锋损失惨重，死亡将士高达380多万，大伤元气。虽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可是战争远没有结束。军校培养的是将帅之才，是后备力量，今后的战争中还得依靠这些学员指挥打仗。蒋介石深知，为了统治全中国，必不可少的要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和解放军决一雌雄。死了这么多学员，对蒋介石不得不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父亲军校毕业的监考老师是时任湖南省主席王东原（原73军第一任军长）。父亲回答了王东原提出的军事知识并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建树性的对军队的管理提出了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深受王东原的赏识。毕业考试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给父亲的综合评分为95分，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给73军赢得了荣誉。1945年7月底出任45团通讯排长，那年父亲才21岁，对于父亲来说可谓是前途无量。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把矛头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父亲不想残害同胞兄弟姐妹，他当兵的出发点是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此时，父亲觉得任务已经完成，虽说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很有前途的军官，父亲情愿不要，他也厌倦了战争。父亲于1946年离开73军，后被国民党后勤总部22大队拦截收归，主要任务运送武器弹药到南京、上海、东北花了38天时间。李宗仁从东北回南京所带军队1300多人。那时，东海起八级台风，父亲所在部队有25000人，合计38000余人，在东海遇难27000余人，剩下的10500余人在船上不能走动，上海港口司令部用仅有的38付单架抬了一天送进18个兵站，五家医院抢救了一个多星期才脱离生命危险回到湖南芷江，父亲也深陷其中，命在旦夕，死里逃生。

       1949年湖南省主席程潜请示中央补充三个军，即七十一军，二十六军，一百零二军这些地方部队全部编入七十一军。同年8月5日以程潜、陈明仁两位国民党上将在长沙南湖巷带头起义，后又带领部队解放广西。该部队同年编入由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父亲进入属下四十七军八十七师警卫连任排长。1950年2月因病退役。

                                  二

       1950年3月2日，父亲回到了阔别11年的家乡。刚一到家就被中湖乡工作队代乡长李礼审问。父亲说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7军的，李礼就问父亲为什么不上缴军服，其实，是李礼自己想要。父亲说他是转业回家的无须上缴军服，李礼碰了一鼻子灰，于是记恨于心，在中湖乡当了五年乡长就挖空心思报复了五年。父亲从部队回家一星期后，檀木岗村选举第一届村长，父亲以380票优势当选（共计420票）。李礼不服就汇报给驻军中湖乡的九大队三排排长吕左，肆意诬陷父亲在农会上曾骟动谣言说老蒋要反攻大陆。吕左就把父亲传到中湖排部，安排父亲带被子和生活用品上大庸县学习。次日，大庸驻军刘连长说我父亲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不以党为德反和党结仇，谣言惑众，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不利于安定团结，居心何在？父亲说：“这是有人要陷害我，我作为一名军人能随便说话吗？”刘连长的部下说：“连长，覃湘同志的事你得考虑考虑。他是从部队回家的，你要好好处理这事。以后的事情还多着呢？土匪还没有调查清楚就随意处理一名干部，这对我们的工作大为不利。”刘连长觉得有理，叫父亲谈谈。父亲说：“老刘同志，我在长沙南湖巷起义后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说完，父亲随即把相关证件拿出来。张指导员一看，十分生气，对吕左、刘连长大为光火：“你们两个是个饭桶，随便听信工作队的话而不亲自调查取证，对我们的工作带来负面影响。现在，我命令吕左调团部待命，刘连长暂停一个月待命。”事后，张指导员对父亲说：“覃湘同志，你我都是军人出身又是干部，凡事要冷静一些。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要清楚当前的局势。人怕官，官怕理，回大队后不要再有思想包袱。”父亲点头称是。当晚，父亲在张指导员那过夜。第二天，张指导员把三排留在大庸，二排带回中湖，还给父亲一支美式冲锋枪四盒子弹。父亲就纳闷了，心想什么意思。张指导说：“你是军人，作战能力强，又上过军校，中湖现在还有覃得安、熊治卿、王西川三股土匪领导的2000多人还没有解决掉。”父亲谢绝了张指导员的好意。张指导员回到中湖后，对李礼就是一顿责问：“覃湘同志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你要给我解释清楚。你也不想想中湖的土匪那么多，光靠我们这么一点军队能解决什么问题，还得要老百姓协作，特别是农村干部，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希望你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慎重，而不是听风就有雨。”

       李礼阴谋没有得逞反遭张指员责问，心里很不是滋味。由于此事，他调到罗水乡工作三个月后又调了回来，说父亲不懂农业生产，要父亲当生产主任，村长由张德宽担任。因为张德宽太年轻不能胜任，就由伍正福代理。1951年，大队小学缺老师，父亲便辞去了生产主任一职当了一名代课老师。同年二月份土改，县里派来了四个同志要父亲配合工作，父亲再次担任生产主任。土改过后，父亲到江垭一带做生意去了。

       解放初期的“忠诚老实”运动波及到檀木高级社（檀木岗村），大庸县来了几名干部专门调查从部队返回的国民党军人，要这些军人深刻剖析自己，有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父亲“积极”响应号召，争取宽大处理，前后写了近百篇检讨书，工宣组的还说他不够深刻。1952年2月份，大队给工宣队打了地主伍一吾家的狗，大队干部明知父亲不吃狗肉硬是“好意”的盛了一碗，父亲不吃，工宣队干部神气起来了：“嘿，不吃！怕是同情伍一吾吧？连他家的狗肉都不吃，你们讲他是什么观念，你们帮他解释一下。看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工作的。”他们说父亲身上还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流毒，还得从根本上医治。工宣队离开时，给大队干部一再咛嘱对父亲要严加看管，要父亲定期写“自我检讨书”。那顿狗肉，父亲的生产主任一职被工宣队当场免去了。后来，大队响应工宣队的号召，将父亲“赶”到袁家界开荒种苞谷，名义上是为大队创效益，实际上是接受劳动改造。

       袁家界那时还是个荒凉的老山界。父亲上去之前，袁家界千百年没人耕种过。那里乱石林立，杂草丛生，古树参天，野猪猴子等动物常出没。父亲在一大块没有树林的地方经过长达三个月日夜开荒斩草，弄出了十几亩可供耕种的山地。袁家界远离尘世，上面空旷寂寥，父亲孤独一人打理着这块蛮荒之地。父亲运用他泥水匠活儿砌了三间石头屋，檩条上盖着厚厚的一层杉树壳并用石块压上，经得住风吹雨打。石头屋旁边，父亲掘了一口水井，清澈的水不时地溢了出来，渴了喝上一口，甘冽可口，清爽宜人，实在是一处绝佳的水源。几十年过后，父亲回想起那眼井水，眼里有一丝亮光。父亲是一个称职的庄稼汉，他在水井的三边种上了时令蔬菜瓜果。因用的有机肥料都是山火灰，蔬菜长得很好。父亲每次下山回家都要背些回来，给自家留点，剩下的都分给了邻居。

       苞谷即将成熟时，野猪、猴子等野兽经常扮演小偷的角色，贪吃的飞禽时不时地凑个角，惹得父亲不得不自备一支火枪。不过，父亲没有真正用过它。绝大多数飞禽走兽习惯了父亲，成了父亲的左邻右舍。那几年风调雨顺，可以收获4000多斤苞谷，足够抵消大队规定的生产任务。看到父亲每年都有那么好的收成，队上有些人眼红了，暗中唆使大队干部将父亲赶下山。1964年春，父亲被大队派到桑植县团结煤矿不远处的一个小山村烧石灰，父亲没有经验，看不准矿石，结果烧了几堆化不了多少灰的次品，不仅欠了煤矿的煤钱也没有给大队上缴钱物。大队干部认为父亲改造得不彻底，一气之下不问青红皂白将我家两间木房子的板壁下了，还叫父亲一块一块的搬到大队，修了粮仓。

       政治运动一桩接一桩的来，父亲磨难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自尊心也一次又一次被践踏，时常戴着一顶写着“我是国民党狗特务覃湘”的高帽子和“牛鬼蛇神”们一起在乡场上游行。民兵不停地推搡着他们，一边还时不时地用牛皮鞋狠狠地踢着他们。桩子不稳的有时会弄个“狗吃屎”，碰得头破血流。民兵并不怜恤他们而是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拎起就是一巴掌。在他们眼里，这些人都是什么东西，纯粹是社会的废物。每次游街完后把这些国民党抗日官兵统统关进没有窗户的黑屋子里思过。之后，又把他们从黑屋里揪出来坐在地上写反省书。有些当兵的大字不识一个，民兵就叫他们咬破自己的指头在纸上画押。这种非人的折磨久而久之毁掉了他们生存的底线，很多人回家后上吊自杀了。那些屈死的国民党抗日士兵做梦都没想到，他们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枪炮下而死在同胞惨无人道的折磨下。他们抗日究竟是为什么？！写到这里，我的心在滴血，禁不住热泪盈眶，我想大哭一场，彻彻底底地大哭一场，为那些健在和长眠于地下的千千万万的民族英雄！

       1965年元月4日，公社干部又一次审问父亲。父亲说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名排长。那位干部说父亲纯粹是扯淡，随即拿出了一份国民党员手续。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更没有部队番号和首长签发的名字。父亲表示怀疑。那位干部说：“你的档案在大庸县革委会，这是机密，你无权过问。”一句话就把父亲打发了。后来，大庸县来了几名干部专门调查父亲，要父亲深刻剖析反省自己，有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父亲前后写了二百多篇检讨书。觉得不够深刻硬是将父亲关了一个月禁闭，父亲重见天日时已枯瘦如柴，生命危在旦夕。那时，父亲看不到希望，他的心在滴血。一天夜里趁家人熟睡之际偷偷地从家中拿出一根绳子，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来到那棵老梨树下，将绳子挂在粗壮的枝杈上，然后他站在高凳子上，将头伸进事先弄好的圈套，然后狠狠地将凳子踢翻。父亲自杀的这夜，母亲并没有入睡。等她赶出家门时看见父亲上吊了急忙跑去抱住瘦得不足90斤的父亲。

       解救下来的父亲嚎啕大哭，母亲也跟着哭。

                                   三

       1966年5月，史无前列的革命运动正式在全国铺开，旷日持久的运动又把父亲推到风尖浪口，接受教育。

       批斗大会，一个接着一个。

       父亲和其他几个右派被捆绑着跪在台上，领导小组组长左手指着他们恶狠狠地高呼：“坚决打击国民党狗特务，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打倒国民党狗特务，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革命群众又高声欢呼。

       组长口述着父亲的“罪过”，把父亲说得一无是处，说他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一条毒蛇，是蒋介石派驻在大陆的间谍。长沙南湖巷起义纯粹是假象。大会上，几个手持短棍的红卫兵朝父亲的屁股就是一顿乱打，直到父亲不省人事。我大姐作为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直到土地山林责任到户后，全家才过上像人的日子。

       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直到1985年才得到根本解决，摘掉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堂堂正正的做了人。1987年大庸县统战部补发了父亲4800元之后，每月给予300元的补助。抗战七十周年时，父亲参加了张家界市举办的纪念活动。父亲在暮年是幸福的，他的身份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认可，引起了重视。可是，这一切都来得太晚。2018年10月份，我到毛泽东文学院进修期间去了李自健美术馆，观看了李自健创作的著名油画《南京大屠杀》，深深地震憾。于是，我买了一本刊有《南京大屠杀》的李自健画册，回家后送给老父亲看，父亲老泪纵横，喃喃地说：“这些鬼子太惨无人道了。”

       那幅油画再现了1937年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暴行。整幅油画由“屠”“生”“佛”三联组成，宽3.2米，高2.1米，画面主体是堆积成山的尸体。左侧为“屠”：两个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站立着，其中一个正狞笑着用手指擦拭沾染中国人民鲜血的战刀；中间一联为“生”：在尸山上面，一个孩子正趴在裸露着胸膛惨死了的母亲身上大声哭泣；右侧一联为“佛”：一位佛家弟子正拖着一位惨死的老人。整座尸山的后面是奔流滚滚的长江。那次，父亲看了这幅画好伤心，但一看到电视中播放的繁荣景象，他自言自语到：“抗日值得。”他细心地抚摸着挂在胸前的抗日纪念章，笑了，是那样开心、自在、满足！

       父亲终于忍受不了病痛，在2018年12月23日，带着他的满腔热血和说不清道不明的凄苦撒手人寰。在他弥留之际，他一直望着我，似乎有千言万语，但他已不能发声，只能用我看不懂的手势在空中挥舞，慢慢地，慢慢地，手无力地打落在床上，生命戛然而止。

       父亲离世后不久，我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那张照片，是那个在战场死去的日本兵送给他的。这张保存了近七十年的照片竟然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照片上，一对老年夫妻，一对中年夫妇，一个男少年，一个女稚童都笑得那样阳光灿烂。

       推开窗户，我仿佛看到蓝天下，千万只和平鸽在自由自在地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