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梁艳萍，山西大同人，其外公的祖父是光绪进士孙秉衡。现任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东京大学、国学院大学美学艺术学、哲学研究室客座研究员。
编者按：
作者梁艳萍，籍贯山西大同，其外高祖父是浑源光绪进士孙秉衡。作者母亲孙玉珍出身于浑源的名门世家，但在动荡之年跟随父母避居大同，求学结婚，执教终生，做了一辈子“负书人”（背负书本的人）。2007年1月，在作者赴日本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母亲不幸因病逝世。同年5月13日，在母亲节这一天，作者触景生情，写下了这篇纪念文章。此文情感饱满，文笔流畅，历史感强，乡味浓郁，特刊发，以飨读者。
正文：
今天是母亲节，我不会给家里打电话，因为今年的母亲节，我没有妈妈！
妈妈（孙玉珍）今年2007年元月10日凌晨在北京逝世，离我从东京回国还有72小时。
元月8日，我最后一次去了秋叶原的“ヨトバシカメラ”（一家主营电子产品的日本超市），想为妈妈买一件礼物，尽管我已经在去年9月的时候为妈妈邮寄了一些衣服和围巾，给晚辈赠送了刻有东京大学银杏校徽、用北海道的橡树雕刻的笔筒，可我还是想再为妈妈买一点礼物，好让妈妈高兴。
妈妈生前一直克己，平淡生活。做了一生教师的妈妈，非常注重时间，那是因为在她工作的每一天，都要按时上课，那里有她的学生在等待；不按时下班，因为有她的学生要辅导。退休后，妈妈要照顾病中的父亲，两个孙辈每天中午要回来吃饭，下午也要按时去学校读书的。时间对于妈妈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她总是每天踏着时间的脚步，分割、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床，早餐，午餐，午休，散步……因此，我为妈妈选择的礼物是——手表，一块金色的天梭。
妈妈出生在山西浑源——北岳恒山脚下的县城。据《山西通志》记载：浑源“地脉从东来，结为丘，形如龟。城肖其形，雉堞屈曲，宛若负书状。”这里古来就是文人荟萃之地，恒山也逐渐被文人雅士喻为“人天北柱”，“绝塞名山”。恒山、恒寺（悬空寺）、翠屏书院、恒麓书院，不知记忆了多少兴衰更替，目睹了多少生离死别。
浑源城内的孙氏家族，据说其祖先可以远溯至周文王的小儿子康叔，康叔有一个叫惠孙的后代，惠孙的孙子武仲乙就把祖父的名字作为姓氏，孙氏由此立祖，著名军事家孙武、孙坚、孙权就是这支孙氏的后裔。不过，现在的孙氏在大同和浑源都应该是小姓，大多是在明末清初为避战乱迁入的。
1895（清光绪二十一年）年是一个多事之年，就是这一年的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在松筠庵会议，写下了《上今上皇帝书》，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拒绝在《马关条约》签字，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公车上书”。这一年，孙家的长子秉衡作为山西的举人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乙未科会试，进士及第，金榜高中。虽只获三甲，但却是有清一代浑源最后一位文进士。我读研究生时，曾在《明清进士录》中，查到过这位先祖的尊名。“孙家”在当时与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的“栗家”以及“王家”并称当地“三大户”之一。我也曾访问过浑源的耄耋老人，说起秉衡先祖诸公，老人依然记得：“他们可都是可大可大的官啊！”可直至今天，我依旧难以查找他们的政行与文迹。
我猜测：他们可能既不是官爵显赫的尚书、巡抚、封疆大吏，也不是学问渊博的太傅、少卿、内阁学士，他们可能多为州府的辅职、副手。加之清末民初以来，社会动荡更迭，孙氏后裔人丁孤弱，外公（孙有成）、外婆（李果英）每每提及他们的先辈都噤若寒蝉，因为家族的荣耀不是荫庇子孙的福音，而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大难。近支的亲族也多星散边陲数十年不通音问。先祖目前的无史无踪也成必然了吧。
当年这个曾富裕平和、儒贾相通、女子为贵的家庭，并没有给幼年的妈妈带来祥和、安逸，战乱频仍，逃亡躲避是家常便饭。如果说以前的短暂逃离还有家可归的话，1948年冬夜的那次出逃，就彻底隔断了他们与家乡的关联。外公、外婆就是死在外面，也不愿回到那个让他们遭受种种磨难，以至不堪回首的故乡。在大同，生活稍微安定一点后，妈妈上学了，考入一个不要学费的师范，做了一个“负书人”——背负书本的人。外婆认为：“任何社会都得办学校，都需要先生去教书。女孩子做教书先生，是一个可以不依靠她人、张口就有饭吃的职业。”妈妈毕业后就做了教师，一教40年。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妈妈的学生——曾在妈妈教书的学校读书，度过了在学校喊妈妈“老师”的5年岁月。教师的职业，使妈妈养成了恪守时间的习惯，一切都要按部就班。
2007年1月9日上午，我从东京大学打电话到北京，妈妈当时正在阜外医院住院观察，准备手术。那天的电话是妹婿接的，说妈妈正在做术前检查，他陪着。从手机里传来妈妈的声音：“告诉姐姐，不要胡乱买东西，不要乱花钱！我这里什么都不需要。把重的东西托运出去，一定要轻装回来。”这是我听到的妈妈最后的话语。病重的妈妈仍然在想着她孤身远游异国的柔弱女儿，不要过多地负重，不要考虑家人过多。我竟然害怕妈妈责怪，不敢告诉她我又为她买了礼物。
当天晚上，与庆应大学的大石昌史教授在三田的研究室见面，谈谈我的论文和翻译，以及我回国的研究设想。听大石阐释关于游戏美学的理解与思考，听他提示我如何解读西村先生和他的论文，九鬼与西田在日本美学价值方面的差异与差距……。他总是认为：研究九鬼周造不如直接读海德格尔，研究日本美学应该首先研究西方美学。很奇怪，在其他同学眼里“厳しい”（严厉）的大石，在我看来是那么平和，那么亲切，那么有爱。当时，日语听力不是特别好的我，对大石的话，却都可以听懂。
离开三田的宫川，大石送我去地铁车站。地铁口，告别大石。望着他略微前倾的背影渐行渐远，又一次轻轻地说了声，“さようなら（再见）”！突然，一阵语言无法形容的难受向我袭来，眩晕、疼痛、瘫软……。我这是怎么了？我生病了吗？大石已经走远了，三田站附近冷冷地、几乎空无一人。我像似被抽空拉一般，没有一点力量。只好软软地靠在车站的花坛边，等着，等着那难受慢慢过去。现在明白了，就是那一刻，妈妈开始进入最后的时刻，医院开始进行最后的抢救。
10日上午我仍然去了东京大学，因为回国临近，还有老师要去道别，还有资料需要复写，还有图书需要归还，还有……。办好公事，最后一次去听西村先生讲《分析美学》。下课后，木木地走在银杏落尽、金黄褪却的本乡校园里，穿过人文廊，望着安田大讲堂的大钟一分一秒地前行，我不知自己想做什么，仍旧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在书库的故纸堆里消磨时光。晚上，会馆的守门人告诉我，有紧急电话找我，要我务必回话。是谁呢？电话过去，那边传来家里的留言：“不要在北京停留，下飞机后，立即返回大同。”即刻，我给在国内做律师的弟弟电话，家里无人接听。手机接通，弟弟告诉我：“妈妈回家去了！术前检查后再次发病。12日举行葬礼，不能等你！……”我回到家乡时，一切已经飞灰湮灭。
妈妈离去的日子里，我这个和妈妈一样的“负书人”，常常枯坐、流泪。不读书，不写东西，更不思想。生前妈妈一直关心我的学业，希望我早点完成博士论文，安排好生活，不再负重，不再远游，不再累。其实，我也想尽快做完，做好一点，让妈妈高兴。现在，妈妈不在了，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今天是母亲节，也是我第一次写到妈妈。母亲节到了，而我再没有妈妈。妈妈，您在那儿，女儿想说：“妈妈：谢谢！お母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妈妈，谢谢你！）”
（作于2007年5月13日，母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