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一种理想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一篇散文，写得很家常很温馨，但是蕴涵却相当深。
文章写了三代人两代父子关系，一开始交代题目的由来，引领全文，然后写作者的父亲与他，接着写作者与自己的孩子，最后写作者对父子间关系的看法，可以看做是全文的总结。
文章开始就一句话，是承题目而来的，点明题目“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可见作者对这句话的喜爱。汪曾祺用字是非常省俭的，但他在父亲前面加了一个“我”字，可以见出他对父亲的情感。说是“名言”有三层意思：一是他父亲经常说，为什么经常说，肯定是别人对他们父子关系奇怪，所以父亲要经常解释，说多了，就成了挂在嘴边的名言；二是这句话在中国乡村多少有些奇怪，父不父，子不子的，因怪而名；第三就是被他人转述引用，被后代记住。
汪曾祺回忆了父亲与孩子们的关系，并在这关系中重点写父亲的形象，写一个父亲是怎么样变成了孩子们的兄弟的。作者写父亲有三个方面，一是“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写父亲的心灵手巧。这聪明表现在他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他是画家，通音律，会园艺，扎纸的手艺也非常好，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又是个重情义的人，这后一点很重要。作者记叙了父亲的一件事，“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他重夫妻情，那重子女情也就是自然的事了。虽然此时还没正面写父子成兄弟，但字里行间已经作了铺垫。二是“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文章开始正面写父亲对孩子们的喜爱，主要是写父亲为孩子制作各式各样的玩具。上文写父亲聪明、手巧，到这里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不聪明，就不知道孩子们的心理；手不巧，也就不能为孩子做玩具了。父亲不但给孩子做玩具，而且带着孩子玩儿，所以姑妈称他为“孩子头”。父亲的心灵手巧给孩子带来了欢乐，带来了骄傲，“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这自然增加了父亲在孩子们心中的分量，父亲爱孩子，孩子们也非常爱父亲。三是写“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从另一个方面展现父子间的关系。父亲对孩子采取的是赏识教育，孩子写出了好文章，“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数学不好他却不责怪。父亲非常重视发展孩子的兴趣，喜爱书画，就加以指点；喜欢戏剧，就当配角、做伴奏，为孩子助兴。有了这些叙述和铺垫，父子间的关系就与常人不一样了，是平等的、友好的，发展成为兄弟也就水到渠成了。为了说明这种不一般的关系，作者写了这样几个细节，“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在常理看来，有些事是父子间不会分享的，比如恋爱；有些事是长辈不大容许或者鼓励孩子做的，比如抽烟、喝酒，但在汪家居然都发生了，这足以说明在他们家，父亲的随和以及两代人亲密的关系，特别是作者的父亲对孩子的宽容。所以，“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不过，对抽烟喝酒，这中间可能也存在生活习性与个人喜好的原因，想达到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境界，倒也不一定要刻意追求或模仿。
作者在描述自己与孩子的关系时说道：“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一方面是写新的两代父子的兄弟情；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在这方面受父亲的影响之深，已经成了汪家的家风。仔细阅读可以发现，虽然都是写两代父子的兄弟般的情谊，但着笔的角度不一样，作者在写他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时，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而到了作者自己与孩子的关系时，则多了社会与政治的味道。比如“反右”，比如“文化大革命”，比如“上山下乡”，这可能与作者的生活经历与生命记忆有关。另一个区别是，写作者的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时，多写父亲对孩子的关心，而到了作者自己与孩子的关系时，则多写孩子对父亲的爱、理解与同情，重点摆在了孩子这一边。比如作者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反右”时孩子先用拼音给自己写信，第二个例子是在“文革”时孩子不受社会的影响，对被“打倒”的父亲“还是很亲热”。再一个区别是在写作者的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时，都是正面落笔，而到了写作者自己与孩子的关系时，则多了反写的手法，也就是第三个例子，即在“文革”时，孩子冒着风险帮助了自己的同学，这一当时高危的举动在一开始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表面上看写了父子间的矛盾，但作者是想从反面来说明父子间更深厚的兄弟般的关系。首先反对的理由是“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并没有将心中“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的话说出来，从父亲责备的话来看不是完全反对，而是要事先商量，如事先商量或许有更妥当的办法。其次孩子一哭父亲“立刻明白”了，说明父子间本质是一致的，即使在这件事上也一样，善良，救人于危难之中，理念是一样的，只不过父亲的人生经历使其多了一点世故。所以，做父亲的在心中立刻自我反省，“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这种在晚辈面前勇于自省自责的品格是两代人之间更深刻更稳固的情感的基础，使得“多年父子成兄弟”获得了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在观察和理解这种区别的时候也要看到这样写的一致性，就是本文的视角是作者，是从作者这个角度去写父亲和儿子的，去写两代人的关系的，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一区别。
对父子关系，对两代人关系，汪曾祺有明确的主张：“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这是一篇散文，不是有关两人关系的论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作者所有的观点摆出来，只是简单地从文章中的人物和事情生发出的几句议论：家庭成员要平等；长辈要给子女自由；子女的未来让他们自己设计，相应地，父辈不要用自己的模式塑造子女；长辈要有童心……而总的希望是，家庭要现代化、要人性化。家庭现代化了、人性化了，父子自然会成为兄弟，相反，如果家庭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型，那它自然是反人性的，父子想变为兄弟怎么也不可能。
这虽然是作者简单的几句总结，几句从自己三代人生活出发的议论，但是非常深刻、丰富，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做到，即使作者写了这篇文章几十年后的今天，又有多少父子能成为兄弟呢？所以，这篇散文实际上涉及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个大问题，即人伦与家庭。看得出来，汪曾祺的父亲是比较开明的，至于汪曾祺更是深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非常重视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讲究秩序，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家庭的结构就是社会结构的缩影，也就是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五四”的启蒙，“五四”的新文化，反对旧制度、旧文化，反对传统的家庭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确立新型的父子关系自然是题中之义。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就从进化论的角度认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生命更有意义”，他批评旧中国“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主张“觉醒的人，此后就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周作人认为旧中国畸形的家庭与父子关系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他同样从进化论的角度主张“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祖先崇拜》）。在那一代人看来，旧中国的父子关系其危害不只在家庭，更在社会，所以他们对父本位，特别是对“孝”道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孝的说教最不足训的，不在使儿女孝顺父母，而在使父母中了它的毒，对于儿女、对于自己的任何侍奉都居之不疑；自己对儿女的任何苛虐，都毫无内疚。因之在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会，常有顽固的父母，滥用家庭的权威，为旧思想保镖，阻碍儿女进步，甚至迫害儿女。”（聂绀弩：《论莲花化身》）在“五四”新文学作品中，反对父权、反抗家庭、争取自由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家》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样的思想氛围里成长起来的汪曾祺，自然认同父亲的做法，并且继承了“五四”一代思想家们的家庭观、父子观。
现在的家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已经很少了，孩子们也不大能感受到那种几代人的压力，社会更是承担了许多教育的义务，家庭整体上在缩小，在弱化。但是长辈们的本位思想还有不小的威力，这种威力与社会的力量联合起来，大大地压缩了孩子们成长的空间，按照长辈的理想塑造自己还是大部分孩子的成长模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孩子自由的放任，由于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普遍，几代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的现象成为常态，造成了子女个性的畸形。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始，就有“小皇帝”的说法，这大概是“五四”一代人所没有料到的，他们的“少年崇拜”竟然以这样的形态在几十年后的中国出现了。其实这两个极端有着内在的一致，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看来，革命这么多年，中国的家庭问题、父子关系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多年父子成兄弟还依然是一种理想。
上面是我编教材时写的一则教学参考，似乎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现在拿出来看看，再读读汪曾祺，觉得还有不少需要补充的。
一是关于散文中的人。这个人首先是作者，就是作者的个性。梁实秋曾经说有一个人就有一种散文，这是对成功的散文说的，不成功的散文常常面目模糊，读者尽可以张冠李戴，因为它们千人一腔。汪曾祺的散文当属于个性明显不能被遮盖的。他突出的个性风格就是家常、随性、自然、老道，与他的小说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他曾经对读者喜欢他的散文感到奇怪，其实，读者的阅读是有选择性与惯性的，因为他的小说，才喜欢他的散文，何况，就是汪曾祺本人，也不能准确地说出他的小说与散文的区别。看似平常最奇崛，这种平和的风格并不是真的像平时说话一样不费气力得来的，汪曾祺主张要从生活中寻找语言，但又反对对口语不加修饰地照搬。他的散文有着很深厚的古典文学传统，他曾经说过他文学的来历，大致就是古典的、民族的、民间的。同时，这种风格与一个人的阅历与世界观有关。汪曾祺早年的创作不是这样的，是有西方的、现代的影子的。但因生活曲折，写作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再写时对生活的看法改变了，天涯何处无芳草，生活的历练使他世事洞明，心态变得平和冲淡，而美学观也随之改变，所谓由绚烂而归于平淡，这是大自在、大境界。因此，要识得汪曾祺散文的面目，就要对这个人有所了解。散文中的人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散文要面对人，要写好人。汪曾祺一开始是以小说名世的，所以他将自己的散文归为“小说家的散文”，小说家的散文有什么特点？他说：“我看没什么特点。一定要说，是有人物。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散文应是精品》）这是一个定性的说法，就是说不管写什么题材，都要看得见人，这人可以是作者的情感、思想与趣味，也可以是一种人间气息。而坐实了说，就是如果散文是写人的更要将人写好，这个人就是“人物”了，是人物形象了。《多年父子成兄弟》就可以看成是一篇写人的散文。我们要说，作者的人物刻画非常成功。成功没有别的，就是抓性格特征，就是用最精练的笔墨选取最生动的细节。文章中刻画得最成功、着墨也最多的人物无疑是作者的父亲。要说父子能成兄弟，关键是这父亲要通脱，没架子，甚至要有孩子的天性，这样才能与孩子沟通交流。成兄弟的关键是父亲迁就孩子，是放下身段向下看齐，而不是要孩子变成小大人向上看齐。我们的教育不管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大家默认的恰恰是第二种方式，要孩子长大，所以成兄弟的就少，少年老成的却多。这样，汪曾祺刻画父亲的方向就明确了，就抓住了人物的特点，那些细节也就都贴着人物了。
要补充的第二点其实还是关于人的，当然也与阅读和阐释有关。一个文本，我们应该在多大的范围内阐释它？这确实是个问题。在古典主义阐释学看来，背景显然是重要的，但形式主义批评和后结构主义批评有主张对文本进行独立阐释的。不过，在实际阐释中不太能做到，何况，这也要看阐释的目的。一般来说，对于有相当创作量的作家，且在相同或相似题材上有连带文本，还是应该进行扩充和比较阅读，这样必然会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以《多年父子成兄弟》来说，它的“兄弟”文本就比较多，最好能将它们放在一起读，这显然能丰富我们对文章、对作品中人物的认识，也能对作品的立意有更确凿的体悟。这些作品包括《我的父亲》《我的祖父祖母》《我的母亲》《写字》《我的家》《自报家门》等等。这些作品起码让我们知道两点，第一点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在汪家是有传统的，因为至少从祖父的身上就能看出，这个家庭的男人都是性情中人，都善于接受新事物，都有开明的思想，代际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在《我的祖父祖母》中，汪曾祺说他祖父既学儒，又学佛，“他屋里的桌上放的两部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另一部是《红楼梦》！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订了一份杂志：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从祖父的平常阅读中即可一窥他的思想与性情。在汪曾祺的印象中，“祖父是有点浪漫主义气质，诗人气质的”，他回忆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一天，他喝了酒，忽然说起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说得老泪纵横。我没怎么听明白，又不敢问个究竟。后来我问父亲：‘是有那么一回事吗？’父亲说：‘有！是一个什么大官的姨太太。’老人家不知为什么要跟他的孙子说起他的艳遇，大概他的尘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泄宣泄吧。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我把这个情节都录在这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家里几代男人的关系，一个祖父可以对孙子讲这样的事，而父亲也早已知道，兴许祖父已经对父亲讲过了也未可知，而父亲在晚辈面前也无意为长者讳。在《我的父亲》中，也有许多情节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父亲的率性、新潮，以及与子女的平等相处。父亲对什么新鲜的玩意儿都有兴趣，在那个时代完全可以算个时尚达人。在人际交往上也是三教九流，皆可与之为伍。文中写父亲第二次结婚，父亲的和尚朋友给他画了张桃花燕子的画，“在新房里挂一幅和尚的画，我的父亲可谓全无禁忌；这位和尚和俗人称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礼法。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有点‘胡来’。这幅画的两边还配了我的一个舅舅写的一副虎皮宣的对子：‘蝶欲试花犹护粉，莺初学啭尚羞簧。’我后来懂得对联的意思了，觉得实在很不像话！”确实是不像话，但和尚和舅舅这么做也是因为父亲的性格与为人，他就是这么个通达、快乐、幽默的人。这样的父亲，一定会与儿女平等相处，与儿女们分享幸福的。在《我的母亲》中，汪曾祺回忆说，父亲的第三次婚姻是到女方家里去办的，而且他还“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不过，这只是父亲的一面，为了主题，汪曾祺刻意突出了这一面。其实，在其他文章中，汪曾祺还写到他父亲的另一面，他是一个充满了父爱的负责任的父亲。这里只从《我的父亲》一文中节录一个细节：“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那时我三岁（实年）。我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臭虫很多。他就点了一支蜡烛，见到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这几个方面都了解了，父亲的形象就具体了。他不但聪明、手巧、新潮、浪漫、天真，还重情义，护犊痛子。有这样的父亲是幸福而幸运的，更不要说成兄弟了。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多次出现情不能抑的状况，特别是在文章的中间，他写父亲如何与他们一起玩耍时，突然中断叙述插进来一句：“我想念我的父亲（我现在还常常梦见他），想念我的童年，虽然我现在是七十二岁，皤然一老了。”显然，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远不是兄弟关系能够概括的。汪曾祺这样说父亲对他的影响：“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座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自报家门》）这样的拓展阅读显然能够使对前文的感受变得更加全面和厚重。
最后我想说说记人散文的写作伦理。我在前面已经对《多年父子成兄弟》的视角作了说明，这视角在“我”，从“我”的视角写了两代人。从内容看，作者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比较低。对父亲，作者赞美有加，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而对下一代，他同样地赞美、肯定，而且，将儿子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做人的世故和内心的怯懦。虽然作者写的都是自家人，但依然保持着一种雅量、一种襟怀、一种对别人的尊重。这是有古仁人之风的，足见作者传统道德的涵养之深。这不是强作解人，作者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有自觉的意识的。这种自觉意识首先就是从如何写亲人谈起的。他说中国人是讲孝道的，所以自古以来，写父母亲的文章就特别多，形成了传统。这样的传统是建立在血缘、亲情和道德之上的，值得传承。他认为这类文章应该无所衿饰，“不讲大道理，不慷慨激昂，也不装得很革命，不搔首弄姿，顾影自怜”。但是，就是“有些追忆父母的散文，其实不是在追忆父母，而是表现作者自己：‘我很革命，我很优美。’这实在叫人反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由此，许多旁及怀人散文的写作也存在此类问题。明着是怀念人，实际是在自美，甚至面对不能说话的逝者语含贬抑，这实际上有违为文的忠厚。这一点似乎一直没有人注意到，其实是个大问题，事关散文写作的伦理。这与惩恶扬善不是一回事，也与虚构性质的小说写作伦理不是一回事，值得进一步研究和伸张。
汪曾祺对一些人的主张感到不解，好像写丑恶就是真实，就合乎人性，写美好就是虚伪，并且以为写丑难而说好易。其实不然，古人早有经验，说穷苦之言易好，而欢愉之辞难工。把长辈、把三代人的关系写得如此感人，不容易。
作 者：汪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市文联副主席，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著有《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我们如何抵达现场》《无边的文学》《解放阅读》《新时期小说艺术漫论》《言说的历史风景》《悲悯与怜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