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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情怀下的个体情感观测
——2018年湖南散文创作综述
刘知英
摘要
2018年,湖南散文创作体量较之以往有所下降,各领域的书写规模式微,整体风格趋于平稳,作家们逐渐退守到个体的内心,注重聆听自我,继而推己及人地将目光投射到过去与未来,思考构成浩瀚宇宙的微小单位。本文将从精神世界探究、理趣哲思表达、日常生活审视等多个角度切入,围绕本年度散文作品中体现出的悲悯意识和情感观测展开深度论述,以期对湖南散文创作的总体势头进行梳理总结,为湖南散文发展走向提供参考。
作为一门关注客观现实、探寻心灵世界的学问,文学即人学,是社会实践活动与生命情感体验的艺术化呈现。将人当作人而非物来看待,尊重个体的价值和尊严,研究人的内在需求和精神走向,表达对实现个体生命充分发展的热切期望,是写作者的最终旨归。
2018年湖南散文创作褪去过去几年高歌猛进的锐气,逐渐退守到个体的内心,专注于聆听自我,继而推己及人地将目光投射到过去与未来,思考构成浩瀚宇宙的微小单位。无论是对人生际遇的低吟轻叹,还是对世间苦难的感同身受,抑或对万物生灵的观察体悟,悲悯情怀烛照作者与读者。瞬间情感的审美营构,以及对历史人事、时代现状和日常器物的感性抒写,成为2018年湖南散文创作的重要特征。个体能否在时间的流逝中获得心灵的自由,人与人之间如何跨越傲慢与偏见走向和谐,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怎样的关系存在……生活与生存,个体与群体,人性与人情,意境与心境,在诸多文本中交叠共融,折射出创作主体的审美感知力和试图以文字介入现实人生的文学理想。
一、聚焦精神世界,探寻心灵成长
时代已经发展到了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温饱不再是主要问题,如何做到心灵的安宁自处,成了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难题。像工业发展那样,人的灵魂仿佛也被送上传送带,开始了漫无目的、危机四伏的漂泊。人们面临重重关卡,不得不接受被改造、被压制、被重塑的命运。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以各自的方式上演着百态人生,也日渐得出了各安天命的生存之道。关注个体的精神变迁,探寻心灵成长路径,是社会的当务之急,也成为2018年湖南散文话语表达的一个重要切口。
聚焦边缘人的生命状态。沈念的《艽野里》一文聚焦人类精神世界,以朋友Q君为典型,写出了精神病患这一特殊群体的现状。文章标题一语双关,艽野远荒里是一个冰冷无情的精神病院区,人的精神也同样荒芜贫瘠,没有半点绿意和生机。除了深入观察精神病人的言行,作者还突出了“院长”这个代表着世俗规则和权威的人物。文中,院长相对精神病患是少数,但现实世界中,院长背后站着“大众”,像精神病患这样特立独行的人是被排斥的“小众”。院长企图驯化病人,“大众”试图同化“小众”;病人们努力去讨好院长,“小众”也在排他的环境中被“大众”逼疯。院长与精神病患、“大众”与“小众”之间一强一弱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冲突的张力。文章用词很重,整体文风沉重烦闷,譬如“人群中跌撞出一声喟叹”“院子原来的设计已在一张纸上凋萎,也无人提及胎死腹中的蓝图”等灰色字眼较多,就像精神病人的恍惚和混乱那般,带给读者视觉冲击。《艽野里》鲜有议论之处,全文用人物的神情动作和悲剧命运牵引读者的感官和思想,克制的悲悯背后,是作者人文关怀的深刻体现。沈念的另一篇散文《演出》和《艽野里》一样,因为创造了与人物平等对话的语境,而更凸显出代入感。该文聚焦酒吧女的生与死,以朋友的身份思考她活着的状态和她自杀离世的结局。作者文学化地处理女主人公的不幸,并尽量摆脱个人色彩,试图做到艺术的真和深,但文章语言明显地带有创作主体的表达习惯而不是人物惯常的口语,如女主人公说“我可能即将死去,在衰老并未到来之前”“我在空中舒展身体,像是一次最恣性的舞蹈”。文中对女主人公的家庭、工作、情感等背景事件的介绍朦胧暧昧,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个体的毁灭从精神的荒芜、希望的凋零开始,无论是精神病患还是酒吧女,他们都对生活有过热切的期盼,但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在俗世的漩涡中走向自我吞噬。《演出》和《艽野里》不仅让读者领略到作者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和关注视角,更令人警醒地关注到日常生活中平凡人们正在施与或遭受到的无意识的“恶”。
洞见个体隐蔽的心灵世界。邓跃东的《白夜》一文心理描写非常生动,作者以与朋友辉君之间的交谈开篇,通过一明一暗两条叙述线索讲述发生在主人公辉君身上而“我”已熟知的一件“风流韵事”。明线是如今的辉君及其言行,暗线是少年辉君偷窥后的心理秘事。文章叙述视角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跳宕,过去与现在时空交错,实现不同人物口吻的自然衔接和不同空间场景的灵活切换。该文以青春期性幻想为切入点,创作主体与叙述主体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大量的心理描写将人物的“内心戏”写活,隐秘的心理情感体验揭示出以辉君为代表的一代少年的性启蒙和性心理成熟之路,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思想特质展现出来,基调阳光向上。主人公辉君通过反复思辨后,抵达了真理的彼岸,悟出一念之间善恶天壤之别的宝贵哲理,让读者既心弦起伏又有醍醐灌顶之感。邓跃东的《无字碑上的字》从现代通讯社会常见的微信群写起,引出作者在部队时的一段往事,以回忆的方式塑造了一个指导员形象。指导员的生活态度就像无字碑,虽缄默无言但令作者铭记终身。由于叙述对象的年代久远,这篇文章行文思路中也弥漫着一种灰白的年代感,透露出穿过岁月风尘、拨开光阴迷雾才能细细咀嚼、慢慢品味的悠远调性。过去的指导员与微信群里的指导员,就像摄影的长短镜头,将视角伸向过去和现在,作者在追忆往昔之余,也多了几丝对当下的思考。无字碑作为全篇题眼,串联起作者与指导员之间的行为关联,更成为作者与指导员之间精神共鸣的象征,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相通,对生活的态度也一致,及时放下,将是非对错、功过成败交由时间去判断,成为二人的生命信条。
发现小人物身上的人性光芒。刘克邦的散文总散发着白开水的清冽。作为一个传统的散文写作者,作者的文风和他的为人一样直白真诚,没有刻意修饰,言语脱尽技巧,始终专注于用眼看、用心听,将最真实直接的一面呈现给读者,《董师傅》一文即如此。在机场偶遇的士司机,与作者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交集而后各奔东西,但作者在平凡的相逢中留下了真挚的感动,也引导读者换个角度看世界。从起初对董师傅的怀疑,到后来被其质朴实诚的品质所折服,作者以自身的经历和感受为创作动力,平稳又不失生动地对创作素材进行文学加工,为读者画出了一幅小人物素描。安敏的《向爱向爱》全方位地塑造了一个出身低微但向阳生长的女孩儿形象。在作者不动声色的悬念设置中,这个叫向爱的姑娘坎坷的身世逐渐浮出水面。与她令人唏嘘的可怜遭遇相比,女孩儿内心深处对“善”和“上”的不懈追求令读者动容。她的出生、成长、成人过程一次次突破读者的审美预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她在公益事业中播撒希望和温暖的事迹则抚慰人心、激人向善。杜华的《傻乐》一文中,傻乐是一个勤快善良的退伍军人,他不善言辞,言行固板,但心里很清白,生活中热心助人、细心周到。作者通过一系列反映主人公“傻”的小事情,从反面映照出人物内心的可贵品质。安抚雨中老兵的事情是文章的转折点,让作者和读者都重新认识了傻乐。
二、感知历史地理,抒发理趣哲思
对文学创作而言,历史素材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灵感库。中华上下五千年,时间轴上的任一点,皆可发散成一个庞杂的面。无数个个体碰撞、交集而成的生命之结浓缩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由于篇幅所限,历史题材在散文写作中很难做到小说那般架构深宏,但另一方面,散文是多元开放的文体,创作主体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个性化解读具有更明显的趣味性和审美性。创作主体的叙述方式、书写姿态、对历史的虚构想象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散文的叙述格调。2018年,湖南散文创作以主观抒情突入客观叙事,从个体情感出发,将碎片化的历史素材结构成文,展现出独具创作主体个性特色的思想意蕴。同时,世间万物皆有其灵性和理趣,用文字记载诗酒花茶以借物抒情、托物言志,是文字赋予散文写作者们的又一馈赠。2018年,湖南散文创作者们还将目光投注到周遭的事物中,通过对各类器物、花木进行庄谐并重的写照,展现出迥然相异的审美情趣、知识视野和生命态度。
历史人物的情感化书写。奉荣梅的《寂寞寇公楼》从历史遗迹寇公楼出发,通过对寇准生平事迹的筛选、重组、策略性陈述,再现北宋宰相寇准的颠沛坎坷的人生历程。文章以时间为线索梳理寇准的生平事迹,通过“移步换景”式的空间转换手法引领读者跟随作者的目光进行想象和思考:叩开寇公楼的大门,作者的思绪随着眼前的寇公像回溯到北宋年间,借由大量细节还原了寇准的失意岁月;凭栏远眺,作者感受到寇准目送船舟北下时思归的忧戚,联想寇准留下的诗文,进一步渲染其背井离乡的孤寂;回身西望鸟瞰全城,作者将过去与现在进行比照,流露出对宇宙人生的深沉思考。该文不仅从客观环境、建筑设计上让读者认识了寇公楼这一古迹,更以情感为介质衔接起了当下与历史,阐释出寇公楼背后的情怀和哲思,通过寇公楼这个载体激活人文精神,完成了创作主体价值立场的深度传播。文章语言简洁沉稳,标点断句利落雅致,文辞表达不事雕琢,恰如千年时光沉淀下来的古迹寇公楼,在时间的流逝中自持一种文人士大夫的孤傲清冷。孟大鸣的《一条船上的句号》跳出历史叙事的固有框架,没有浓墨重彩地为读者介绍与文章主人公相关的生平大事记,而是用铺垫渲染的手法引出湘江上漂泊的一条小船,讲述了一个仿佛就发生在普通人身边的故事,用有血有肉的情节塑造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形象。作者细致还原当时的场景,行文将半方缓缓点出乌篷船里的老人即诗圣杜甫。这种去符号化的情感书写而不是重述史料,营造出浓郁的现场感,使读者在感受剧情的过程中对杜甫惨淡的人生际遇心生同情,实现创作主体、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同频共振。文章深度挖掘人物的精神向度,触及贫穷、苦难、死亡等主题,文风朴素自然,却对命运进行叩问,从苦难中提取出的生命意义给读者带来震撼。
在行走中体察宇宙人生。王跃文《去浦市》述写湘西古镇的“前世今生”,寻幽探胜中抒发对历史、时代和地域文化的感怀。文章简洁流畅,思绪的转换点到为止,给人一种气定神闲的感觉,无论是对湘西古镇人文历史的讲述还是对当地人家日常生活的观察和形容,都一语道出精髓。文中多处写到沈从文及他所建构的文学湘西,作者以沈从文作品中的人物比拟湘西四大古镇,诙谐贴切,令人莞尔。白帝城是长江三峡风光奇绝、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张雄文的《白帝,赤帝》一文以白帝为主线,用眼前景物将各种在白帝城沉浮的历史、文化人物串联起来,力图有文采、有情感、有温度地再现白帝城的前世今生。文章才情充沛,遣词造句经过精心修饰,“白帝莫名留在我想象里的一袭白衣,已沦为苍白的缟素,令他哀怨躺在泛黄史册的深处,犹如江面上漫漶的袅袅云烟,虚无而缥缈,仅有一抹荒疏的淡影迎接我搜寻目光的撞击”,诸如此类的句子如九曲十八弯,标识出作者风格鲜明的写作特色。白帝城头的杀伐征战如刀光剑影,从紧张激烈到烟消云散,都随着作者的文字归于平静,只有城头的文化气息永远留存在读者心中。龙宁英的《大山里更大的山是万山》通过走访贵州铜铃万山地区,聚焦的旧貌新颜, 呈现当地人过去的悲苦和现在的安乐。文章善于用对话的形式转述出完善的历史,以亲历者或其后代的口述为重要依托,在此基础上还原一个真实的万山。文章朴实无华,与万山地区淳朴的民风相映成趣。作者抓住出其不意的细节,突出人们从贫到富、从烦忧到踏实的变化,如,一贫困老者家中遭遇洪水,被政府安排搬到万山,但他放不下家里的一副石磨,最后政府竟想方设法为他将石磨搬到了新房子,无须过多的言语歌颂,作者通过“石磨”这一介质,从侧面反映出政府与群众的鱼水关系。胡慧玲的《嫁衣》轻柔缠绵,围绕“嫁衣”吟哦了一首风土习俗与韵律、意境和谐相融的抒情诗。为女儿做嫁衣是平溪寨侗族人民的传统,母亲们哼着侗歌,在山林深处割蓝靛草做颜料,云雾缭绕处鸟语声声,侗族女人们有条不紊。这样的情境在作者笔下宁静、安详,引起读者无限遐想。染布、量身、裁衣做裙、刺绣,这些传承于古代农耕社会的民间文化随着文字徐徐展开,仿佛打开了一幅时光画卷。文章语言和顺天然,散发着空山新雨后的纯净气息。范诚的《藏行四日》以日记体形式记录西藏之行所见所闻,西藏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被连缀成章,比之繁复赘述,简洁的行文反倒增添些许余味,令读者遐思。申瑞瑾的《青神之神》是一篇“小历史”书写文章,该文取材于历经时间洗练的神木,深入挖掘鲜为人知的神木变迁史和蕴藏其中的精神价值。在作者笔下,神木的历劫与人类的历劫相似相融,因为万物有灵,文章流淌出对神木、对自我的关怀和悲悯。
草木自然的人文观照。石绍河的《最爱庸城花木深》一文中,白玉兰、栾树、紫薇、银杏等花木在作者笔下都是有生命的,城中花木与庸城相辅相成,作者的写作既贴近城市道路的日常,又因创作主体博览古今中外冷热知识,多处写到民间歌谣俚语、典籍掌故、古诗名言及科普常识等内容,纵横捭阖,使文章超越单纯的状物而上升到融会贯通、谈古说今的开阔境界。管弦的《有凤来仪》文字简洁清爽不拖沓,穿插诸多古籍记载、名词释义,古诗词的点缀映衬出植物的灵性,与《最爱庸城花木深》一文异曲同工,深度挖掘出寻常花木中包蕴着的文化内涵。文章随着审美对象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气质,荼蘼木香以气味醉人,文字泛着香气;山楂和墨相依相伴成就果子单军书,另类别致;葛花解酒,自是多了几分中医调和的味道;凤仙花妩媚惊艳,传递出绝美风情。葛取兵始终对草木情有独钟,他的作品始终未曾脱离故乡的草木,在他笔下,草木亦是乡愁的代名词,他的《草木滋味》一文写藜蒿、茼蒿、青蒿,旁征博引视野开阔。文章语言水灵生动,“鲜溜溜”“绿盈盈”“洇洇”等叠词的运用增添了整体韵律感。文中有十数处古诗词、俚语谚语引经据典,不仅体现色香味俱全的菜蔬,还用诗词力证其美味和美好,显出作者深厚的学识和对美的向往、珍视。谢枚琼的《千滋百味》一文中,文章的灵魂人物是母亲,母亲凝聚了散落在千滋百味中的人间温暖和骨肉亲情。地菜子、草菌子、雁鹅菌等平常吃食,在作者笔下与家有关,选择一种吃食也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黄孝纪的《食于野》也立足于故乡,选取凉粉果、刺泡、苦楮等故乡特有的山野植物展开书写,将食物与故乡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使读者在感受风味食物的特性中也隐约看到乡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为人品格。文章行文工整、认真,语句表达诚恳、真切,可见作者对故土的由衷热爱。谢德才的《行走桑植》等散文聚焦张家界的风土人情,将主观情绪与客观事物融为一体,营造了一种田园牧歌的静谧景象,对人物生活、心态、言行的生动描写,折射出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作者始终扎根于生活本身,从不同角度感受张家界地区的真善美,以赤诚之心热爱、书写着这片土地。
瞬间情思的网状发散。谢宗玉的《随笔四则》杂谈生活中目所能见的大情小事,无论是从社会学范畴对奴隶殉葬风俗另辟蹊径的阐述,还是对传统教育、社会分工的思考,漫想现代人穿越到古代之后面临的窘境,抑或以“低端人口”为起点发散性地考量人类的进化与发展,触动作者和读者的都是作为个体的时代旁观者、体察者对世界百态的介入。作者视野独特,由此影响了整体文风,文章语言不拘一格,随性洒脱又不失智性之美,呈现出作家的民族情感和责任担当。凌鹰的《没有边缘的放逐》与谢宗玉《随笔四则》相似,只是观测对象有所差异,谢注重群体发展的理性思考,雄性智性之美,凌鹰深入到个体灵魂的自恰、自适,对艺术进行遥想,古今中外,从音乐到画作,从文艺的爱情到历史故事,以充沛的审美想象架构起宏阔的艺术空间。文章语言柔情以至深情,文风如所写的艺术作品一般,时而激昂时而缥缈,让读者在艺术之境中得到审美享受和知识提升。王亚的《茶烟起》气质清雅,远离浮世喧嚣,用文字烹茶品茗,文中大量引用诗词,将诗句融于文,侃侃解读古诗探寻古意,焙茶烟暗、焚香初饮、茗粥祛暑,种种情趣生于笔端,既诗意又贴合生活,既质朴又畅达雅致。
三、根植日常生活,审视世事人情
以现实生活为根基的散文,比小说、诗歌等体裁更贴近生活本身。观察生活万象,用文学笔法定格生活细节、记录日常感悟,是散文创作的重要价值所在。对生活的摄掠和书写不是机械化的过程,经得起大浪淘沙的日常书写作品,总是那些有温度、有思想的作品。2018年湖南散文创作者们在细节中感悟生活的真谛,以真切的热忱探索庸常人生,审视时代的坚守与失守、命运的无常与有常,以此体察混沌的世事人情。
对街巷闹市的现实关怀与另类思考。曾野《大地上的家乡》以深圳为写作背景,聚焦大地上的众生,写出人与人、人与大地的剥离与关联。作者的文字驾驭力很强,既有语言的诗性又有深度的思想性。文章自觉将当下大迁徙中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纳入观察范畴,用饱蘸感情的笔触,将当下社会大迁徙带来的浮躁与底层民众的酸甜苦辣,一一勾画,向读者呈现出了一幅世俗百态图:都市的光怪陆离、他乡的无所适从、肉体的痛苦煎熬、内心的美好向往,反反复复,不断叠加,构成这纷繁的世界。秦羽墨的《住在红尘深处》中的“红尘”是一个隐喻,既是现实意义上作者所住街区的名字,也是对百态人生的揭示。纷繁的红尘和极乐世界相对应,而连接此间的这条红尘路,就是作者聚焦的对象。无论写作题材是什么,作者的创作始终带着始源的生命印记,譬如在故乡放了七年羊的童年记忆,在这种朴实接地气的底色之上,作者的文风又是嬉笑怒骂不成正形的,能够对平常生活中的平常人事,做出别具一格的调侃和书写。文章平白直叙地从人入手,对红尘路各色居民描写较多从日常生活维度横向展开时间之维,写出了一个嘈杂的市井原貌。房东大爷和傻女儿,坚守家园拒绝拆迁的老城遗民,引车卖浆者……作者观照底层小人物,对细节的捕捉很敏锐,笔力雄浑,偶有令读者记忆深刻的比喻譬如“阳光有如薄刀,在脸上轻轻刮着。春天就是好,再过半个月,那刀刃便能划破肌肤,刀刀见血了”。文章还大段描写隔壁男女行夫妻之事给作者带来的声音侵扰,风格大胆。性是原始之欲,红尘中的男欢女爱是万象人生最直露的表达,作者以此展现人性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袁道一的《银双路上》与麓山路类似,而银双路上所见所感是作者的心灵絮语。文章标题写实,内容写虚,以银双路喻人生路,视野开阔。取材于平常的市井街道,个人感触却非常深刻,能在普通的事物中另辟蹊径地引申升华,而不是无意义地呈现道路见闻。银双路上发生、见证的所有细枝末节都浸透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考,通过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对自己的倾诉和倾听,作者深入地剖析自我,在银双路的喧嚣奔突中走向自省。文章善用修辞,联通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化抽象为具象,语言精练,长短句适中,细节的描摹让内心情感得到精准的表达,将彷徨写得真实“有形”。如“坐在局促的草地上,坐在一个人的深思里,心似一页纸吹过冷漠的街道”“星星一闪一闪的痛,测量高楼之上的寂静”恰如其分地将当下的心理与物象结合。而因作者所思的内容又与每个人的日常如此接近,读者也能在文中看见自己生活的影子,由此产生共鸣。邓朝晖的《麓山路》一文中,作者因一场雨邂逅一条普普通通的路。在作者笔下,岳麓书院“如一个陈年老坛,静静地盛装着我们的喜悦”,雨中的麓山路笼罩着南方的水雾潮湿之气,也多了些许缥缈朦胧的柔情。文章朴素,平凡又真切。
源于个体经验的生命之流。于晓的《河流去向不明》一文非常感人,在河流的文学意象之上俯察人生。河流是生命之源,河流的流势和走向,与母亲的形象和宿命交叠吻合,母亲的病痛和死亡与河流经受的创痕和冲击一明一暗地匍匐递进,将人物的心理情感表达得凹凸有致,深深打动读者。在情感表达的准确和幽微之外,作者还通过河流这一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书写的母题为介质,写出了对生命的深刻感悟,文字简洁,三言两语打到读者的痛点,令人回味,也令人怅惘。全文采用第二人称视角,作者以隐藏的主人翁身份讲述“你”的生命体验,既体现出在精神上对自己的抚慰、勉励,也有意识地拉开一定距离,更客观理性,还能营造出与读者对话的心理氛围,让情感和情绪直抵人心。徐秋良的《翻阅时光里的珍藏》是一篇追忆故人的文章。文风沉稳、清晰、字句斟酌有度,情感醇厚真诚。从字里行间可知,作者与追忆的对象林曼先生相交多年,彼此很熟悉,无论是对人品还是作品都很了解。《苦耕集》这本书在文中是一个重要的介质,它将过往的岁月都粘连在一起,形成冲力。君子之交淡如水,作者与林曼先生的交流言简意赅中饱含着惺惺相惜之意,像极了古时的文人。文章对二人情谊的描述也雅致简洁,没有丝毫拖沓和渲染。这篇文章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纯粹,彰显了林曼先生对生命、对生活、对文学的从容和坦然,平和而令人感动。彭晓玲的《一河清水》将浏阳河水域这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作为关照对象,从作者自身情感出发,以文字为触角深入对母亲河的书写。文章详细介绍浏阳河岸的地理特征和人文风情,细腻描绘浪漫春景和河岸风物,史料记载与文学想象相结合,瞻显“人文蔚起之地”人们的进取精神和责任担当,全方位地挖掘浏阳河的历史文化价值。该文情感深切真挚,对浏阳河的赞美与热爱之情溢于言表,流动的河水与流动的情思相辅相成,带领读者找寻不一样的浏阳河记忆。丘脊梁的《水边书》逃离城市生活,城市病需要回归自然来治愈,纤道凶险清溪温柔。轻轻提点写出深刻的感悟,是一个喧嚣俗人对尘世的暂时忘却,作者在水边静思,在见证过万物生机或破败之后,回望个人的生活,获得一种有距离的检视。文章语句利落,长短句间杂,如珠玉散落,节奏婉转,如“林子中飞出的鸟音,清亮,婉转,悠长,让绿色显得更加幽深。我燥热而斑驳的内心,很快也变得清凉和纯净。那些灰暗的,漆黑的,腥红的,粗砺的,肮脏的心思,通通退场了,逃散了。”可以看出作者非常渴望获得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但多方努力无果,在水边找到了久违的平静和安宁,是水边风物的自然属性让他思考自己的生活。王芳的《另一条河》一文中,标题采用隐喻,意指生命之流。文章情感真挚,毫无矫揉造作之迹,由于所写之事皆与胞弟紧密相连,作为长姐的作者对弟弟疼惜有加,文章柔软,故事熟稔,情感直放,如果情感含而不露或许在美学意蕴上空间更开阔。文中,姐弟俩追求所有普通家庭的世俗幸福,但一次次落空,苦难人生中生发出的失望乃至绝望令人同情。全篇情感浓烈,因所有的事情都为亲历,怀着生的艰难和希望奋力与命运抗争,作者一家走过的路程在她的每个词句中泣血,若荆棘鸟。
故乡母题的当代回溯。刘晓平的《故乡六章》一文是典型的乡土怀旧之作。湘西是一个宝库,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在湘西经历过的乡土生活作为作者的童年记忆,成为作者写作的重要价值依托,作者在慨叹故园远去时,不由得产生了对自我的怜悯。文章朴实无华,故乡的晒谷场承载着爷爷奶奶纳凉讲古的往昔,瑶山寨子里的阿哥阿妹健朗向上,苗家婚趣与湘西匪事是故乡的不同面孔,作者用原生态的文字平淡地讲述对故乡的追怀,为读者呈现出湘西乡村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作者笔下的乡土,是一个建立在主体情感和审美调性基础之上的乡土形象,在对过去的回味中,作者完成了对早期生命经验的梳理、打包。故乡是属于童年的,生命早期的记忆在人的一生中总是刻骨,余旦钦的《鱼事》一文生动回忆汨罗江畔捉鱼的童年趣事,挫鱼、围鱼、网鱼、照鱼,过去的故事一如遥远的牧歌,反衬出如今河床的荒凉。文章没有过多的情感表达,无声胜有声地轻捻乡愁,只留下一丝淡淡的怅惘。肖念涛的《娶丐为妻》从爹爹遗嘱写起,回溯家族娶丐为妻的家风历程,期间穿杂着爹爹对后代子孙的教导与启示,更有作者对世事的思考,以自我立场审视家族精神。陈玲的《外婆的桃花源》一文回忆外婆平凡而坚韧的一生,从年少时的“黑五类”出身,到青年丧子,到老年丧夫,久经人世更迭的外婆在岁月的长河里宠辱不惊。文章亲切自然,在平淡无奇的叙述中给读者启迪。肖世群的《隔着玻璃看》一文以谈心的口吻娓娓道来与眼镜相关的旧日故事,隔着玻璃回望自己生命中出现的人和事,也隔着玻璃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和混沌。眼镜串联起作者一家的变化,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变迁。
2018年,湖南散文创作体量较之以往有所下降,各领域的书写规模式微,整体风格趋于平稳。一段时间以来,湖南散文创作者们对散文写作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试验与开掘,无论是传统题材如历史人文、草木风景等的文学升华,还是现代性技巧如蒙太奇、意识流等的文本突破,整体上从山底跋涉而上,抵达了一个颇有高度同时亟待突破的平原地带。如果将散文这一文学门类比作包罗万象的广博大海,那么湖南散文作为这片海域的一个分支,从前些年的激流奔涌到而后的壮阔雄浑,直至今日静水流深,已初步完成了其流变过程中的第一个发展周期。能否打破瓶颈,充分激发老一辈散文写作者的创作势能,同时注入新生代作者的时代力量,将决定未来湖南散文一脉是迎来全新的涨潮还是较长时间内的沉寂。
(全文10240字)
作者简介:
刘知英,女,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毛泽东文学院第15期作家班学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散见于《创作与评论》《文艺论坛》《湖南文学》《湖南日报》《湖南散文》《潇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