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党项族起源及其居住地的变迁
文/周凤举
党项人原居住在今四川北部、西藏东部、青海东南部的接壤地带。早在汉代，就有大量党项人内迁于河陇及关中等地。南北朝末期，党项人活动于现在的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唐时受吐蕃侵扰、挤压，党项人内迁与年剧增，逐渐向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迁移。地处无定河流域的横山是党项人崛起它青年时代的发祥地，也是党项人创业称帝建立西夏王国的根据地。在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斗争中，党项人运用避重就轻，安民求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立足策略，发展壮大了自己。宋时，党项人趋弱附强，称臣蓄势，最终竟与宋、辽、金相继抗衡，形成鼎立之势，并称帝建国。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王朝，重武尚勇，崇文虔佛，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存在了两个世纪。党项人仅从公元764年迁居平夏部以来，占据夏、银、绥、静、宥五州之地，到公元1227年亡国看，它在陕北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就盘踞了整整463年。
一、党项族起源及其早期分布地
羌族是有虞族的后裔，有虞族的首领是黄帝八代孙舜帝，羌族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至东汉时活动在我国西部。
羌族包括150多个部落，逐水草而居，不相统一。隋末唐初，羌族中的党项族开始强盛起来。中国史籍称党项为“党项羌”，或记其源于“三苗之后”，或云“汉西羌之别种也”。所谓“三苗之后”，是因为汉代史籍称羌“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总之，史籍所记载的党项就是源于羌。
《旧唐书·党项羌传》里说：“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析支，即指今青海河曲一代，这里是羌族发源之地，也是汉代西羌的主要居地。党项族既然原居住在古析支之地，那么他就与西羌是同源。西羌早在汉代就曾大量内迁于河陇及关中一带，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而遗留在原居地的广大羌族，在西晋末则被东北迁徙到此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所统治。西魏废帝元年（552年），西魏逐吐谷浑势力出邓至，于此设邓宁郡（邓州），邓至亡。宕昌在北周保定四年（564年），为周大将田弘击灭，后于此设宕州。宕昌、邓至灭亡后，“党项始强”。此后，宕昌、邓至有一部分则融入党项，成为其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党项羌是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后的泛称。
北周后，党项羌兴起，其分布地极广，《隋书·党项传》说：“东接临洮（治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西据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旧唐书·党项羌传》则说：“其界东至松州（治今四川松藩），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党项族自称“弥”或“弥药”。西夏文《夏圣根赞歌》开头说：“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新唐书·党项传》记党项畏吐蕃侵逼，内迁唐境，留于原居地的党项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弥药”。这是党项最早融合于藏族的记载。
另有西夏文典籍《圣立义海》卷四《山之名义》中，也提到了党项人的原始居地。如在“白河根本”句下注：“白高河水出白峰根源，民庶基也”，“白高河”是党项人的根源。民庶基地是他们祖先的居住地。发源于岷山的白高河即今白龙江，党项人的原始居地在今白龙江的上游。党项羌以姓别为部落，一姓之中又分为若干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即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跋氏是党项八部里最为强劲的部族。除此八部外，还有两个大的部落，一是黑党项，在赤水之西，即今青海、兴海以西；一是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即今青海黄河九曲以西大积石山下的党项部落。党项拓跋氏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时提出自己出自魏拓跋氏后裔，实属攀高接贵而已（另党项拓跋与鲜卑拓跋同源之说）。横山区韩岔镇元盆洼村出土唐代《拓跋守寂墓志》（唐开元二十五立石）内明确记载拓跋守寂元祖为“弥”，即拓跋木弥，（隋时为吐谷浑名王），“ 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载炳前史，详于有隋”，即其源于羌。
党项羌之名，正式见于中国史籍，是在西魏、北周之际，这与新旧《唐书》之《党项传》所说：“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的记载基本一致。《隋书》卷八三《党项传》记党项最早的活动是：“魏、周之际，数来扰边。”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任北周翼州刺史（治今四川茂汶北校场坝）的杨文思曾因“党项羌叛”，率州兵讨平之。至杨坚（隋文帝）任北周丞相时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因内地多故，党项曾“因此大为寇掠”。可见南北朝末期，党项人活动于现在的青海省的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的山谷地带。
一、隋唐时期党项族居住地的变迁
隋朝建立后，居于党项北的吐谷浑不断侵扰隋的西北边境。开皇元年（581年），吐谷浑侵扰弘州（治今甘肃临潭西）、凉州，隋文帝遣安乐公元谐率军数万攻击吐谷浑。吐谷浑将定城王钟利房（原为钟羌）率骑三千渡黄河，联手党项，被元谐击败于丰利山（今青海湖东）。元谐又击败吐谷浑太子可博汗于青海，随后有吐谷浑名王57人，公侯13人，各率部来降。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党项部落先后降附于隋。如开皇四年（584年），有党项千余家投隋；开皇五年（585年）又有党项拓跋宁丛等各率部投隋于旭州（治今甘肃临潭附近）内附，隋授宁丛大将军号；开皇六年（586年）正月，又有“党项羌内附”。开皇八年（588年），有吐谷浑名王拓跋木弥率部降隋。被封为党项羌首领。
隋开皇十五年（595年）起，内附党项开始侵扰隋西北边郡。次年（596年），党项又侵扰会州（治今四川茂县），隋朝征发陇西兵讨降之，党项派遣子弟入朝谢罪。隋炀帝继立前后，党项又与吐谷浑联合侵扰隋凉州、张掖等地。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为扫除中西交通的障碍，在裴矩的怂恿下，率领各路大军“西巡”，欲击灭吐谷浑。党项诸部在这场战争中表面上是严守中立，这场战争的结果是隋击灭了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无以自资，率其残部数千骑投奔党项。隋在原吐谷浑之地设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此四郡之外，原吐谷浑领有的今甘肃、四川西北等地则遍布着党项羌诸部。隋大业末（618年），吐谷浑可汗伏允乘隋境大乱，收复了失地。但从此以后吐谷浑的势力就大大衰弱了，而党项的势力却开始强盛起来。
唐初，党项族聚居之地在松州以西，叠、洮（今甘肃临潭）、廓（今青海尖札北）等州之南。此时党项与吐谷浑联合行动，一边遣使臣向唐朝“朝贡”，一边侵扰唐西北诸州十分频繁。唐贞观元年（627年），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国内局势基本上稳定了下来，特别是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羌首领细封布赖率其部落归顺唐朝，大受优待，拜布赖为刺史。其后有诸多党项部落闻风兴起，采取相同行动，纷纷归附唐朝。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有大批党项降附于唐朝，唐下诏遣使开河曲党项之地为十六州、四十七县。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党项内附者有34万。唐朝在党项诸部地设置一系列的羁縻府州，管理党项人。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党项诸部纷纷附唐。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赤辞归附唐朝，被授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
唐贞观以后，吐蕃势力逐渐北上，于高宗龙朔二年（663年）灭了土谷浑，党项诸部有的被吐蕃所征服，有的则因吐蕃所侵逼，相继内迁。党项内迁是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也是其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史籍记载遗失甚多，只有根据唐初党项羁縻州的变迁来分析了解党项内迁的时间及其基本情况。《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松洲都督府记载：“仁凤二年，都督羁縻三十州”。《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记有陇右道党项羁縻五十八州等。其实党项内迁的时间，以党项羁縻府州的变迁来看，还不能完全反应出来。党项的内迁主要是与吐蕃的侵逼有关，据史籍记载早在贞观十二年（638年）左右，吐蕃松赞干布因向唐朝王室请婚遭拒绝以后，就派军队攻打唐松州，贞观十五年（641年），唐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双方结成了甥舅之国，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贞观末年，唐太宗与松赞干布先后去世。
唐高宗继位后，吐蕃势力开始向北扩张，唐朝的一些党项羁縻府州开始废置，处于“或臣或否”的状态之中，党项诸部内迁也日益增加。到唐仪凤年间（676--679年），党项内迁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吐蕃占领了唐所置大部分党项羁縻府州后，仍然有一些党项部民众继续向内地迁移。
唐在关内道所属的银州（治今陕西省横山区党岔镇北庄村）、灵州都督府（治今宁夏吴中西）内附有党项羁縻府十二、州二十八，所统党项部民众均为内迁者。其中最大的羁縻府是静边州都督府，共辖二十五州。约在贞观末，党项拓跋氏部落即内迁至庆州（治今甘肃庆阳）一带，唐始设静边州都督府来处理其事务。横山区韩岔镇元盆洼村的唐代《拓跋守寂墓志》（开元二十五年立石）记：“迨仪凤年，公（守寂）之高祖立伽府君，委质为臣，率众内属……拜大将军、兼十八州部落使，徙居圁阴之地，则今静边府也。曾祖罗胄府君……祖后那府君……拜静边州都督，押淳、恤等一十八州部落使、兼防河大使，赠银州刺史。”由此可知，以党项拓跋氏十八个部落为主的静边州都督府，在守寂高祖立伽的率领下，又从庆州迁到“圁阴”（今横山区无定河之南，水南曰阴），也就是唐开元时银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横山区党岔镇西韩岔镇一带）。《旧唐书·党项羌传》记：“其在西北者，天授三年（692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此四州后又附在静边州都督府之下。由此而知天授三年内附党项应该在此之前就内迁至灵、夏，其数目竟达二十余万。他们是永隆元年前后吐蕃占领诸党项羁縻府州之后，大量内迁至灵、夏的。
综上所述，党项的内迁大致开始于贞观末，主要原因是吐蕃的侵逼，而内迁的高峰期是在唐仪凤至永隆元年前后，吐蕃占领原党项居地之时。党项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地陆续向北迁徙，散居于陇右北部诸州及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并不是唐朝有计划地按原党项羁縻州进行内迁。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才又复置或重置一些党项羁縻府州，寄治于庆、灵、夏、银等州。党项的内迁活动是陆续进行的，从贞观末一直到天宝末安史之乱前内迁活动基本完成。
根据一些史籍的记载，内迁党项的分布，主要在陇右道的洮、秦、临等州和关内道的庆、灵、夏、胜等州之内。陇右道北部诸州有众多的内迁党项，开元十七年（729年）的马邑州，内党项居秦（治今甘肃秦安西）、成（治今甘肃礼县南）州山岩间；还有隶属洮州（治今甘肃临谭）的恭密县，永定等十二州原也在陇右，这些党项羁縻州内，基本上都是内迁的党项部民众。在唐麟德至永隆年间（664---680年），“会有党项三万余众来寇州城”。被时任兰州刺史的崔知温智破党项之众。内迁至关内道诸州的党项部民众为数更多，他们迁徙的路线，大致多由陇右道陇西诸州而入关内灵、庆、夏、银诸州的。早在则天圣历初（698年），史籍就记载关内灵、胜（治今内蒙古东胜东北）二州内迁党项的活动。在则天武后时，内迁党项的分布之地已扩展到河套胜州等地，并与漠北的突厥等北方民族有了交往。胜州以南的灵、夏二州的内迁党项部民众为数更多。仪凤时，迁到银州的静边州都督府，内辖有党项拓跋氏十八个部落（分设十八个州）。又天授二、三年间，有二十万内迁党项附武周，则天以其居地置朝、吴、归、浮等十州，“仍散处灵、夏等界内”。 唐开元十一年（723年）六州胡起义被镇压后，唐迁六州胡（以党项人为主）于河南、江淮等州。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将所适胡户及散在鄜（治今陕西富县）、延（治今陕西延安）等州的六州胡迁还故土，在原六州胡之地置宥州。此后，唐朝加强了对内迁党项的控制。侨治于庆州的还有芳池州、安定州、安化州三都督府，共领二十四州，其内迁主要是党项野利部及拓跋部。武则天长寿元年，有吐蕃“大首领曷苏率贵川部与党项种三十万降”。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内迁党项又发生了一次大的迁移。这次迁移总的趋势是原来住在陇右北部诸州的内迁党项向东进入关内道的庆、夏、灵等州，而原来在庆、灵、夏等州的党项进一步向东迁至银、绥等州，甚至有的渡过黄河向河东地区迁徙。唐至德年间（756--758年），唐朝全力对付安、史叛军，河陇空虚，吐蕃乘机出兵攻占河陇诸州，并向关内进逼。在这种形势下，陇右内迁的党项诸部向东迁徙，就变成了与吐蕃、吐谷浑、突厥奴刺部等向东的侵掠。上元元年（760年），以泾、陇的党项部落及吐谷浑约十余万众，在普润（今陕西凤翔北）等地被唐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击破，党项、吐谷浑降。十一月，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又破党项。当时，唐朝根本无暇顾及如何安置这些降众，因此，在同年冬，党项又与岐、陇原唐吏离愔等“土贼”联合，侵美原（今陕西耀县东），击败唐秦、陇防御使韦伦，肃宗追还凤翔节度使崔光远，以李鼎代之。次年二月，党项、奴刺等侵宝鸡（今陕西宝鸡），焚大散关，陷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杀刺史萧某。乾元元年（758年），肃宗从灵武返长安后，叛乱仍未平息。庆、灵、夏、银诸州境内迁党项乘机向南侵扰邠（治今陕西彬县）、宁（治今甘肃宁县）等州。九月，唐诏讨党项使王仲昇斩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党项南侵，到乾元三年（760年）正月，党项逼近京畿，唐廷震动。至宝应元年（762年）初，党项又与吐谷浑、奴刺部先后侵扰梁州（治今陕西汉中），刺史李逸弃郡逃走；接着又有党项侵奉天（今陕西乾县）、同官（今陕西铜川）、华原（今陕西耀县）等。直到同年十二月，原陇右党项乾封等十州部落到山南西道都防御使臧希让降，并请州印，党项的侵扰才暂时平息。到唐广德元年（763年）之后，吐蕃基本上占据了陇右，于是党项诸部又与吐蕃联合，对唐朝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内迁党项的第二次迁徙起于安史之乱后的至德年间，一直到永泰元年，前后约十年。迁徙的情况是先到至德后原迁至陇右党项部落，以“侵掠”的方式向东行至庆、盐诸州。永泰元年，唐朝鉴于内行党项与陇右吐蕃邻近，易为其所诱胁，重新酿成上述事变，因而采取将散在庆、盐州等地的党项与吐蕃分离的措施，将原属银州的静边州都督府，属夏州的乐容等六府党项部落，东迁至银州以北、夏州以西及绥、延等州。经过党项第二次大的迁徙，内迁党项逐渐集中到灵、庆、夏、银、延、胜等州，留在陇右的党项则为吐蕃所统治。开元至天宝中，先后任静边州都督府都督的是拓跋思泰、守寂、澄澜一族。守寂于开元九年袭爵。澄澜于开元二十四年后袭父爵，为静边州都督。以党项拓跋十八个部落为主的静边州都督府，早在唐仪凤年间，已迁至银州治所（今横山区韩岔镇一带），一直到天宝年间。永泰元年，因郭子仪的建议，静边州都督府治所又从银州治所迁移到银州北（今横山区无定河北）。时任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就是拓跋朝光。从此以后，静边州都督府所在地银、夏州一带就成为党项拓跋氏兴起的根据地。
党项族在唐初时就已纷纷内迁至今陕北、宁夏及甘肃陇右一带，相继生活了四五百年之后，他们与北方诸族及汉族交往密切，相互影响，特别是内迁至夏州的党项拓跋氏部更靠近大漠南北的北方民族，习俗、语言深受北方诸族的影响。据《拓跋守寂墓志》所记，安史之乱（755年）后，吐蕃、党项、吐谷浑等联合犯唐，唐采纳了郭子仪的建策，把散居在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横山区党岔镇），夏州（今横山）无定河一带，从此，定居在无定河一带的党项部落叫平夏部落。唐代贞观以后，党项拓跋氏已割据陕北，日渐强大，建立了地方政权。 唐末，党项族平夏部酋长拓跋思恭因助唐王朝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被唐僖宗授予夏州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封夏国公。领夏（治所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绥（治所今陕西缓德县）、银（治所今陕西横山区党岔镇北庄村）、宥（治所今内蒙古鄂托克旗附近）、静（治所一说米脂县西；一说不详）五州之地。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夏州境东西215里，南北328里；绥州境东西219里，南北318里；银州境东西271里，南北328里；宥州境东西至夏州320里，西南至灵州650里，东北至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市西）560里，宥州地域面积与夏州差不多。定难军节度使辖今陕北及内蒙古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949年，后汉把静州（羁縻州，治所不祥）隶属定难军，辖区增为五州。从此党项据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到后周末年，形成了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三、宋时期党项族居住地的变迁
宋太平天国七年（982年），首领李继捧因无法解决政权内部的矛盾冲突，率族人到开封面朝宋太宗，主动把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献给北宋。宋封李继捧新德军节度使，留居京城。党项族内部因此引起了急剧的分裂，宋朝在这五州驻兵镇守，置官行政，割据一个多世纪的拓跋氏政权暂告结束。
李继捧这一举动，遭到夏州刺史定难军都知蕃落使李继迁的坚决反对。李继迁采纳了部下张浦（今党岔镇张沟村人）的建议，率领贵族奔往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诺尔），以此为基地，走上了附辽抗宋之道，联络豪右，纠集武装，力图恢复“故土”。李继迁与党项大族联姻，四处攻掠，逐渐强大。雍熙三年（986年），李继迁向契丹称臣，以辽为援。辽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缓、宥等州观察处置使等，特进、校检太使、都督夏州诸军事”。雍熙四年（987年）初，李继迁又率军攻夏州，989年，辽以义成公主嫁李继迁，赐马三千匹，李继迁力量进一步壮大。宋淳化元年（990年）十月，辽圣宗封李继迁为夏国王。有辽的支持，李继迁不断发动侵宋战争。淳化二年（991年）七月，李继迁再次诈降，宋朝竟然授李继迁为银州防御使，赐姓名赵保吉。997年，李继迁围保安军（治所陕西志丹县）、攻灵州（治所今宁夏灵武市南）不克，再次上表请降，北宋授予定难军节度使，答应给银、夏、绥、宥、静五州故土。由于归还故土的承诺没有兑现，李继迁对宋朝的军事进攻越发猛烈。咸丰元年（998年），侵鄜延、石州。咸丰二年（999年），毁镇戎军城址（今宁夏固原县城）。咸丰三年（1000年），屯兵蕭关（今固原东南），劫灵州粮运。咸丰四年（1001年），占据银川平原河西五镇，破清远军（今甘肃环县西北），阻断灵州与环庆之间往来，使灵州变成了一座孤立无援的城堡。咸丰五年（1002年），李继迁破灵州城，称西平府，西夏的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灵州城历来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接地带的一个区域中心。秦属北地郡，西汉为富平县，北魏置薄骨律镇，绥设灵州，唐为朔方节度使治所。历经开发，灵州城四周渠网交错，宜农宜牧，经济发达，兵马强劲，唐代成了西北的军事重镇。756年，唐肃宗在这里继位。灵州城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南北朝时期，这里沿黄河水路可直抵内蒙古，几条陆路分别通往内蒙古高原、陕北、今甘肃镇原和河西走廊。由灵州渡黄河，越贺兰山，穿腾格里沙漠，可达今甘肃武威；从灵州出发向南到今甘肃靖远，过黄河后沿庄浪河谷向西也能抵达武威。唐代，吐蕃占据河陇，“丝绸之路”有一条经灵州向北越贺兰山，穿过阿拉善高原至居延海，顺弱水、黑河而上进入河西走廊的酒泉，然后西行。唐五代，灵州成了西域往来中原的重要通道，“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路。若缮城浚壕，练兵积聚，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北宋失去灵州，关中的防备更加艰巨。灵州之西为吐蕃的势力范围，在吐蕃之西散居着回鹘，李继迁占领灵州，阻断了北宋与河西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的往来，打开了进入河西走廊的大门。咸丰六年（1003年），李继迁把这里定为都城。
李继迁攻下富庶的灵州，拥有银川平原，实力大增。宋真宗遣张崇贵、王涉议和，把银、夏、绥、宥、静五州及灵州割让给李继迁，李继迁不仅恢复了“故土”，势力还拓展到贺兰山以西。李继迁定都灵州城，以银川平原为腹地，南部为鸣沙、威州及北部的后套地区也已控制在手。据《文献通考》记载，五代宋初，盐城（治所今陕西定边）已是党项的领地。这时的盐州是唐代盐州的延续，东西248里，南北270里。至此，西夏的左厢地区基本形成。
定都灵州后，西夏继续向西扩张，矛头对准力量相对较弱的吐蕃和回鹘。咸丰六年（1003年）11月，李继迁进攻西凉府（治所今甘肃武威）时中流矢，败走至灵州界三十里，于宋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死亡，其子李德明继位。李德明认为要向西开拓，必须与北宋和好，避免前后受敌。景德二年（1005年）六月，李德明遣牙将王旻奉表请降，宋朝遣侍禁夏居厚赍诏答之，但西夏谋臣张浦要求多，不肯誓约。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宋朝做了让步，西夏才向北宋进誓表，愿意归顺。宋真宗实行怀柔政策，把横山及山界蕃户划归西夏，李德明的地盘也进一步南扩，左厢地区完全形成了。
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考虑灵州的地理形势不如银川平原黄河以西地区优越，把都城迁到怀远镇（今银川老城址）。怀远镇东有黄河之险，西有贺兰山之固，易守难攻。而且唐徕渠绕城西而过，形成天然屏障。怀远镇在唐代就是怀远县治，为营建都城奠定了基础。加上四周湖泊星罗棋布，远处贺兰山风景优美，容易修建园林离宫。这里的确是西夏建造国都的理想所在地。
西夏拥有横山天险，西进无忧。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李德明侵甘州回鹘，结果中埋伏大败。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破河州诸羌。迁都怀远镇后，首都安全有了保障，西夏向西拓展的步伐也更大了。天圣六年（1028年），太子元昊攻回鹘，夺取了甘州（治所今甘肃张掖）。甘州位于河西走廊西部，东西416里，南北1307里，“丁阴弱水，南跨青海，北控居延”，是几条“丝绸之路”的交汇点。甘州的灌溉农业发达，唐代生产的粮食很多，瓜州以西的用粮主要靠甘州供应，“今德明得之，恃其形式，制奴西蕃，灵、夏之右臂成矣”。西夏在甘州及弱水下游居延地区设置了甘肃军司和黑水镇燕军司。天圣八年（1030年）五月，瓜州回鹘王贤顺以千骑降于李德明。明道元年（1032年），西夏进攻河西吐蕃，取得西凉府。西凉府即凉州，素称河西重地，位于“丝绸之路”东段，东西400里，南北830里，有祁连山雪水滋润，绿洲面积广阔。这里水草茂盛，出产良马，“畜牧甲天下”。西凉府是整个河西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西汉在此置凉州，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十六国时期，这里先后是前凉、后凉、南凉几个割据政权的实力范围。唐代，凉州设河西节度使，负责整个河西地区的军事防务。“安史之乱”后为吐蕃占领。占据甘州、西凉府，西夏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为进一步西扩奠定了基础。
明道元年（1032年），李德明病亡，其子元昊袭位后，大肆攻掠。1034年，攻北宋府州（治所今陕西府谷），掠环庆，筑白豹城（今陕西吴旗县西南）胶后桥堡。1036年，攻回鹘，取瓜（治所今甘肃安西县东）、沙（治所今甘肃敦煌）、肃（治所今甘肃酒泉）三州，控制整个河西地区，领土面积大增。唐代，瓜州境东西393里，南北684里；沙洲地域比瓜州要大得多，随着西州回鹘东进，西夏所得的沙洲面积比唐代要小一些；肃州在瓜州之东，东西564里，南北540里。这三州地域广阔，治所都设置在河西走廊西段的“丝绸之路”上。沙州城还是出玉门关、阳关的主要门户。这里有党河、疏勒河灌溉，农业成片分布。安西发现完好的古渠证明，“南掠地时，河西西部人口较多，繁华一时“。夺取瓜、沙、肃三州后，元昊又攻兰州诸羌，“南掠地至马衔山，筑城瓦川、凡川会，留兵镇守，绝西蕃与中国相通路”这样，西夏的右厢地区也就形式了。
1038年，元昊称帝，改国号为大夏，定都兴庆府，史称西夏。与宋、辽鼎足而立，统辖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境土二万余里”。其实，西夏初建时的国土面积为576880平方公里，此后，西夏的边境时增时减，。公元1137年，党项人从金人占领北京的疆土是要去湟水流域的积石、东、廊三州，再加上趁宋亡之际，在沿边蚕食的一些杂土，这时的国土面积约有60余万平方公里。西夏东南部与北宋丰州、府州、麟州、保安军、庆州、环州、镇戎军相接。《西夏书事》列举了建国时宋夏交接地带的分界线：与鄜延以乌延口、藏底河为界堠，与府州以槅柞岭、青没怒川、浪骨堆为界，与麟州以饶咩、浪松、本晋堆为界堠，与镇戎军以劈通流、枅柂岭为界……这些分界线的确曾经双方的边界，而不是元昊称帝时的疆界。宋夏为争夺地盘长期战争，双方疆域不断变化，边界也随之不固定。谅柞后，西夏逐渐被北宋蚕食，特别是秉常、乾顺时期。宋朝在新占领工作广筑堡寨，稳步推进。《宋史·地理志》记载的宋夏界堠多是元丰以后制定的，如麟州的大和寨、在和堡元符二年（1099年）进筑的新堡寨，西面的饶咩浪、松木进堆界线为元符二年时的宋夏边境界。北宋前期，镇戎军与西夏接壤，后来宋朝疆界向北推进，在镇戎军北建怀德军、西安州，劈通流是西夏与西安州的分界线，而不是西夏与镇戎军的界堠。宋夏边界的具体走向，以河流、山岭、黄土塬墚等自然屏障为界。北宋为了防止李继迁的侵扰，曾用30万工在泾原路开挖巨大的防御壕沟，并直接在壕沟边再筑一道防线。庆历元年（1041年），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指出，宋朝“屯二十万重兵，只首界壕，不敢与敌”，反映两国界壕很长。由于宋夏疆界上蕃汉杂居，许多地段并没有明确的边界线。西夏的北部、东北部与辽的上京道、西京道相连。西夏西北部已深入到蒙古国境内，西南地区与草头达旦、河湟吐蕃、陇右吐蕃为邻，许多地段以祁连山、黄河为分界线。另外，马衔山（今甘肃榆中县西南）以北为西夏领地，以南属陇右吐蕃。西夏西部在玉门以西与西州回鹘相连。灭回鹘后，又与西辽相接。《天盛律令》反应西夏与契丹、西州有良好的贸易往来，西夏与西辽之间比较友好。从现在的文献来看，这段疆界存在有大变更的可能。元昊在境内设12监军司，“自河北至午腊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鹘；贺兰驻兵五万、灵州五万人，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五十余万。”《天盛律令》反映，监军司是西夏的政区，监军司既负责军务，又兼管民政。西夏监军司数量的变化与疆域伸缩同步。
四、西夏灭亡之后党项族居住地的变迁
据史料记载，西夏灭亡时，蒙古军对西夏居民进行了毁灭性的屠杀。进攻灵州时，西夏有30万军民被杀，城郭付之一炬。驻守盐州时，四面搜杀遗民，“其民至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围攻中兴府时，成吉思汗下令对西夏居民“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西夏末主睍虽向蒙古军献城投降，但也未免杀身之祸。然而，有不少聪明的党项人或“穿凿土古避之”，或隐姓埋名避之，或“事僧敬佛”避之……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
1、居于兴中府一带的党项人
西夏灭亡后，境内的党项族人，有的乘元蒙统治者内部发生争夺汗位的斗争，放松对西夏地区统治的机会，逐渐返回了家园，有的逃避到深山密林挖土坑石洞隐藏其中，有的以“事僧敬佛”藏身于寺庙之中，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元代中期，有的改姓埋名混居在其他民族之中。元著名学者马祖常写的《河西歌》里说：“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郞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瞿昙为佛的代名词，这里指僧人。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西夏故都中兴府一带到了元代依然有大量党项人过着旧日的佛事生活。
从元朝刻印西夏文大藏经的数量及施经地来看，元代宁夏、甘肃及周边地区的党项人数也相当可观。
2、居于河西一带的党项人
甘肃酒泉发现刻于元至正二十一年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碑阳为汉文，碑阴为回鹘文，记录了一个唐兀氏家庭，从西夏灭亡到元朝末年这134年间，历经六代13人的职官世袭及其活动。
元代，用蒙古姓名的党项人还有卜颜铁木儿、木花里、阿乞刺、桑哥八刺、哈兰多儿只、朵儿赤、忙哥帖木儿、勃罗铁木儿等。这些人虽然改用蒙古族姓氏，但后裔不一定融合于蒙古族，居住房在蒙古地区的蒙古化，居住在汉族地区的汉化，居住在藏族地区的藏化，居住在畏兀儿族地区的畏兀儿族化。
3、居于鄂尔多斯一带的党项人
在鄂尔多斯台地的边缘，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布拉格苏木、鄂托克旗的巴音陶亥乡和查布苏木聚居着一部分被称为“唐古特斡孛黑坦”的党项族后裔。他们按照汉族的习俗将唐古特氏族改为唐姓。还有少部分由于倚势托庇和趋附名人门弟而改为王姓，民国年间也有受马鸿逵的影响，为了当兵而改为马姓。
据史料不完全统计，在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共计四万多蒙古族人中，唐古特约占20%，共八千多人。他们一直生活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分为上唐古特、下唐古特、黄河畔唐古特、布热沁唐古特。
4、居于陕北一带的党项人
西夏灭亡后，居住在陕北的党项人，利用山大沟深、林荫草茂的自然环境，有的藏于大山深处，有的藏于密林之中，有的改姓埋名客走他乡，如神木、府谷的折、杨二姓，横山区党岔镇党家滩的党姓、北庄的部分刘姓，拓山拓姓 、石山石姓，魏家楼、石湾、石窑沟的拓姓，殿市墩上的尚姓，吴岔李继迁的高姓，米脂的李姓……
在今陕北米脂、横山一带居住着许多拓跋复姓和拓姓的汉族居民，他们有可能是党项拓跋氏的后裔。西夏灭亡后，居住在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的党项拓跋部落为免遭灭顶之灾，大多改为拓姓，后来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
5、居于贵族内部的党项人
西夏灭亡之后，党项贵族内部愿意效力于元朝的有识之士，也深受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和信任。元初，世祖忽必烈曾下诏求西夏贤士，“西夏子弟多俊逸”，因此，党项贵族中有一些人被元政府起用并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职。除了入朝为官外，随军东征南下，也是党项人移居内地的主要途径。元代军队分宿卫、镇戍二部。在戍卫京师和宫廷的宿卫军中，有全部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卫”，领河西军3000人；在镇守诸军中，又有“一军皆夏人”的唐兀军。
6、居于河北地区的党项人
从成吉思汗到顺帝一百多年间，有支唐兀人一直活动在保定地区。保定西夏文经幢的出土，说明明代中叶就有一批党项族僧俗活动在河北平原，“其中可能还有文官‘荣禄大夫’，武官‘指挥’、‘都指挥’等，表明他们还有一定社会势力”。而保定经幢的出土，反映了明初实行的强迫民族同化政策，并没有使党项人很快消失，党项人融合于汉族之中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7、居于河南地区的党项人
西夏乾定四年（1226年），王立之的先世虽然是河南信阳人，但在西夏为官，是唐兀或西夏化了的汉人。河南北部濮阳地区发现的一支西夏遗民，均为杨姓，这不仅有碑文为证，而且有家谱可查。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杨姓居民，竟然家家户户都有一部家谱，西夏灭亡近800年，其遗民仍然有保留“家谱”的遗风。
据资料反映，河南濮阳唐兀杨氏后裔约五千多人，集中居住在濮阳城东约25公里处柳屯乡的杨十八郞、西杨十八郞、南杨庄、东杨庄、刘庄、焦村、单十八郞、季十八郞、大寨、清河头、小集、陈庄等十多个自然村中，早在元代就已改为杨姓了。至元年间，张掖人昂吉儿曾率唐兀军士一千三百多人在河南修复了信阳城。大德十一年（1307年），黄河决口泛滥时，河南鄢陵有唐兀人一万户，同当地人一起增筑堤防。
8、居于安徽地区的党项人
居住在安徽地区的党项人主要有那木翰、昂吉儿、余阙三大家族的后裔。
（1）那木翰家族
据元末明初人吴海《闻过斋集》卷一收录的《王氏家谱序》载：“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最后乃服。世祖以其人刚直守义，嘉之，赐姓唐兀氏，俾附国籍，次蒙古一等。其俗自别旧羌为蕃，河西陷入为汉，河西而仕官者，皆舍旧氏用新氏，国家尚宽厚，虽占旧氏不禁，然能存者仅一二数。”又据同书卷三收录的《故王将军夫人孙氏墓志铭》得知，王君翰，本名叫那木翰，父名叫也先不花，生母那氏，为南宋大将，以庐州降昂吉儿的夏贵后人。那木翰五岁时母夏氏卒，继而父卒，由继母孙氏抚育成人，后成袭父职，任福建行省郞中、潮州路总管等职。那木翰曾祖是随昂吉儿大军下江淮时定居庐州的，父也先不花，曾为淮西添置宣副使，是被党项族同化的西夏人。
（2）昂吉儿家族
《元史》记载：“昂吉儿，张掖人，姓野蒲氏，世为西夏将家。”西夏神宗遵顼光定十一年（1221年），昂吉儿的父亲也蒲甘卜率众归降了蒙古，“以其军隶蒙古军籍，仍以甘卜为千户主之。从木华黎出征，病卒”。其子昂吉儿率领这支军队从征诸国有功，成为步入元朝官场的佼佼者。
至元六年（1269年），昂吉儿受封金符千户，率领唐兀兵在与南宋接境的江淮地区征战，忽必烈于至元九年加封他为明威将军、信阳军万户。宋将夏贵遣军四万来攻，被昂吉儿击败。
昂吉儿位至河南行省参知政事、行中书省右丞等，但始终兼任淮西宣慰使、都元帅，以及庐州蒙古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一直驻守庐州地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昂吉儿卒，有子五人，昂阿秃功业最著，因随忽必烈征讨乃颜有功，早在至元二十四年“奉旨代其父职”：二十六年授庐州蒙古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直至泰定四年（1327年）卒，上距昂吉儿克庐州已半个世纪。
据《元史·也蒲甘卜传》载：昂阿秃在庐州时，曾以”私产筑屋一百二十余间，以居军士之贫者”。这些贫困的老兵都是追随也蒲甘卜，昂吉儿、昂阿秃祖孙三代征战的党项后裔。
（3）余氏家族
《元史·余阙传》载：“余阙，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喇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庐州即今安徽合肥市。元统元年（1333年）赐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入翰林院，奉诏参与修撰宋、辽、金三史，历任朝中要职，后以淮西宣慰副使，兼都元帅镇守安庆。余阙为元死节，终年56岁，追封豳国公，谥忠宣。
据史料记载，余氏家庭支系传承关系在合肥从元代至今六百多年了。据资料反映，现今在合肥一带居住的余阙后裔估计不少于5000人，在桐城居住的余阙后裔约一千余人。他们中的老年人都知道自己是“忠宣公”之后，对“余阙”这个名字倒是很陌生，对“沙刺藏卜”更是无人知晓。至今每逢春节，凡余阙后裔余氏人家，都要在院门两侧贴有“忠宣延世泽，威武振家声”的对联。他们现今属汉族，其语言、观念、生活习俗、婚姻、葬俗等均与汉族无异。他们与当地其他汉族居住生活在一起，只有老年人才知道自己是少数民族的后裔。
9、居于四川地区的党项人
西昌的余氏族谱有这样一首诗，又称遗言：“本是元朝宰相家，红巾赶散入西涯。泸阳岸上相分手，凤桥头边插柳丫。铁木改作姓余家，一家生出万万家。若有一人不认祖，身生白癞丧场沙。”有“铁木”改“余”的说法。
10、居于云南地区的党项人
在云南发现的清乾隆五十七年撰修的《朵氏宗谱》，载：朵儿赤为始祖，传承至今已24代，分布在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玉溪、个旧等地，约有数千人。
斡道冲之孙斡扎箦，掌西夏国史，西夏末主朝，任凉州守将。成吉思汗第六次出征西夏攻凉州时，斡扎箦率父老以城降，后任元朝中兴路管民官。
11、居于青藏高原的党项人
西夏灭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人沿着唐时的北迁路线，又逃亡到原始居住地；或者沿着去拉萨佛教圣地朝觐的路线，逃往西藏。
（1）西藏地区的党项人
夏时，西夏王室中的一部分贵族，自西夏来投靠西藏萨迦政权，定居昂仁。从元初直到明末，他们成了那一带的一个地方掌权者，和萨迦昆氏家族关系密切，从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屡受元朝封赐大司徒、国公大元国师等号，世袭万户长职。
（2）康藏地区的党项人
四川康定、道孚、松潘、丹巴等地，是党项——弥药的原始居住地。西夏灭亡以后，有一部分党项人沿着北迁的路线逃回原始居住地，这些地区的居民有的早已藏化，还有很少部分仍保留着古老的民族语言，如扎巴语、道孚语、木雅语等。
（3）中尼边境上的党项人
夏尔巴人，其祖先乃是由康定地区南迁的木雅人，属于董部落。唐初，一支北迁，后来建立西夏王朝；一支南迁，定居在中尼边境。西夏灭亡时，夏国境内有一部分党项人，沿着党项北迁路线回到木雅地区，其中一部分在木雅地区定居，另一部分继续南迁，经藏北、拉萨两条路线进入后藏的萨迦地区。以后又迁居到后藏和尼泊尔，被称为夏尔巴人。
12、 居于中亚的党项人
西夏灭亡前，有一部分党项人就迁居到了中亚，西夏灭亡后，河西地区的居民大部昄依了伊斯兰教，其中包括许多党项人，而这些党项人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回回民族。可见西夏灭亡以后，它的主体民族——党项人通过汉化、藏化、蒙化、回化、已经都融合在其他民族之中了。
13、关于党项后裔的汉化
西夏灭亡后，元朝的统治者曾多次把西夏故地的居民迁往别处。据史料记载，除了上述之地有党项人外，今内蒙古、山西、山东、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新疆、陕西、辽宁等地均有党项人。
（1）姓氏汉化
据河南《杨氏家谱》所载：他们“慕效华风，欲立字以副其名。”杨氏家族，一世祖唐兀台，二世祖闾马，三世祖达海及其弟镇花台、闾儿、当儿、买儿均非汉名。四世崇喜因上过太学，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取名崇喜，字象贤。流风所及，他的13个兄弟，分别以思贤、师贤、齐贤、敬贤等命名，全部汉化，从此杨氏家族再未出现唐兀姓名。余阙，父姓沙刺，他先为沙刺八洪保，后改为余阙。
（2）语言汉化
语言是区别一个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西夏灭亡以后，迁居他乡的唐兀人，生活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学习汉语，以便与周围民族交流和沟通。不论安徽、四川的余氏家族，河南濮阳的杨氏家族，云南的斡氏家族，还是移居内地的其他家族，都是如此。
（3）通婚汉化
少数民族的婚嫁，在元朝并无严格限制。但明代《大明律》卷六《蒙古色目人婚姻》条规定：“凡蒙古及色目人，与中国之人相嫁娶，为婚姻，不许蒙古、色目之本类自相嫁娶。”据河南《杨氏家谱》所载，除一世唐兀台之妻九妹，不祥何族外，二世闾马之妻为哈喇鲁氏，唐兀人。三世兄弟五人，其中四人之妻为汉人。四世昆仲十四人，其中九人妻为汉族，五世以后更多，六世则均为汉人。安徽余氏家族亦然。与汉人通婚是唐兀人融合汉族的必然趋势。
（4）风俗汉化
元末，唐兀人后裔余阙记述党项人的相貌、风俗：“人面多黎墨，善骑射，有身长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尚义。”迁居到合肥以后，“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使余阙感到忧虑。他希望“风俗必当丕变，以复于古”。迁居到河南的党项族人，“初至，犹射猎为俗，后渐知耕播殖如华人”。定居以后，仿效汉人，行守丧礼，尽管元朝政府多次下令蒙古、色目人“不拘汉俗”，但一纸空文挡不住自然融合的趋势。闾马迁居濮阳后，仿汉俗而建茔地，“亲茔冢圹，栽殖柏杨，乃迁其祖考妣而安葬焉”。三世达海将坟地由一亩扩为二百余亩，收入专供祭祀之用。四世崇喜竟然放弃功名，守丧葬母，并为其先人立碑刻石。这些习俗与汉族士绅已没有什么差别了。
（5）崇儒汉化
西夏时党项人崇儒信佛，西夏灭亡后，元朝一度时期轻视儒学，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所定科举条例，列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为二等，汉人为三等，南人为四等。尽管朝廷对儒学不予重视，但在党项人及西夏遗民中儒学仍然备受尊崇。河南闾马一族，移居濮阳后，子孙三代兴办义学，至正九年（1349年）建造大成至圣文宣王宫殿，不遗余力，推崇儒学。杨崇喜的儿女亲家伯颜宗道折节向学，成为巨儒。他讲学时，“学者云集，村落寄寓皆满，其后来者日众，则各为小房；环所居百余间，檐角相触，骈集如市”。至正年间，为翰林待制修撰金史，以疾辞归。他与汉族士大夫已毫无区别。
参考文献：
李范文《西夏通史》
关天墀《西夏史稿》
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
鲁人勇《西夏地理志》
王天顺《西夏地理研究》
汤开健《党项西夏史探微》
杨 蕤《西夏地理研究》
周国祥《陕北古代史纪略》
周兴华、周晓宇《西夏史地新证》
曹颖僧《西夏文史荟萃》
吴峰云 、杨秀山 《探寻西夏文明》
作者简介：
周凤举，生于1963年，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人，在职研究生。现任中共横山区委农工部部长。爱好诗词曲賦，喜欢摄影。主编了《上郡肤施初考》《横山村干部风采》《土地流转手册》《横山大米》等书刊。考察、调研报告和诗词曲等作品多次获奖且散见报刊杂志，特别是《秦上郡治所肤施遗址考》《横山县芦河无定河沿岸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研报告》《稻蟹共生利润倍增 蟹鲜米优 产品放心》《“农”字当头 产业支撑 促进现代休闲农业大发展》等论文获得特、一、二等奖，并分别收编到《中国领导干部论坛》《和谐中国与小康建设__领导干部实践文献》《求是先锋__新常态下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全面深化改革开发 共筑伟大中国梦》等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