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一拨接一拨地对中国进行指责、调查、追责和索赔，无疑给我们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外部压力，不应阻碍内部检讨和反思。

有些人从狭窄的“爱国主义”出发，怀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因此不愿进行检讨和反思。方方日记惨遭围剿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有些地方和部门投鼠忌器，担心给国外递刀子、送口实，造成外交上的不利，因此不敢进行检讨和反思。比如，新冠发生这么长时间，最初到底谁压制了疫情并没有调查清楚，包括蔡莉在内的省市政府及卫生主管部门等诸多负有责任之人，久久得不到追责。李医生事件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国外的追责，事实上成为“问题干部”的保护伞。

有些人陶醉于大国抗疫成就，只看到国外疫情飞涨和抗疫乱象，看不到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不能进行检讨和反思。比如，国内一些媒体只宣传经验，不反思问题，对于讲真话讲实话的依然一味和谐；而对国外的事情，却断章取义、选择性报道。

还有些人，虽然也看到了问题，但一叶障目，只从技术层面进行检讨，满足于对疾控反应、医疗资源、检测手段等具体技术问题的改进，因此不屑从思想上、制度上、机制上进行全面检讨和反思。

参观过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人，可能都会被这个国家敢于面对黑暗历史、勇于面对失败耻辱的精神而深深震撼。个人也好，国家也罢，反思不仅不会贬损形象，反而会变得更加强大。一个善于反思的人，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一个勇于检讨的民族，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民族。因为只有反思和检讨，才能拥有理性自觉，并从中不断获取进步的动力。新冠疫情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和损失是巨大的，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14亿中国人必须理性面对并无法回避的事实。勇于面对事实，并进行深刻总结和反思，才能增强灾难的历史记忆，才能避免重犯历史错误，也才能让业已付出的代价不至于白付。

新冠疫情和抗疫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政治、经济、社会、医疗、科技等方方面面。因此，反思应该是系统的、全面的，而非零敲碎打的、选择性的，更不是一厢情愿的总结和检讨。只有直面惨痛的过去，并坚定而彻底地加以改革和调整，我们才能有光明的未来。讳疾忌医、掩耳盗铃不是科学的态度！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反思呢？正和君看来，除了对疾控、医疗等技术问题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改革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从涉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根本问题，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问题，进行反思和检讨。

首先，应该反思体制机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体制，任何一种体制都有其优点和缺点。自上而下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机制，好处是集中资源，步调一致，行动迅速，执行有力，即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一旦决策错了，其后果也更具有破坏性和灾难性。比如，疫情之初，派出所训诫、医院领导谈话、医院内部讲纪律提要求、央视宣传“造谣者”遭处罚等等，体制内各种资源形成强大合力，很容易把真相死死捂住。这种体制，还导致下级对上级的过度依赖，地方卫生部门依赖中央卫生部门，下级政府依赖上级政府，下级官员依赖上级官员，各级政府和官员依赖中央，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员普遍缺乏积极作为、主动担当的精神，他们为了减责、免责，遇事常常往上推，等上级指示、批示、定调。上级没有明示的，要么不作为，要么慢作为。特别是这些年不断强化的服从意识，使这种局面变得越来越糟糕。这一点，武汉市长在直播时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过了。官僚主义是威权体制的伴生物，疫情严重时各地爆出的官僚主义事例触目惊心。

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是扬长避短，加强决策民主，防止决策失误。同时，要科学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官员的权责，划清权力边界，明确相应责任，减少和消除下级对上级的权力依赖。

其次，应该反思维稳思维。稳定压倒一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久不衰的口号。中国这么大个国家，稳定固然重要，社会不安定，就很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社会生活也很难有序进行。问题是如何维护稳定？任何不稳定问题，往往都和政策出问题、工作有失误或者社会矛盾累积相关。大禹治水在疏不在堵，维稳也是同样的道理。为维稳而维稳，只能越维越乱。用固化的维稳思维对待疫情，怕影响地方两会胜利召开，怕影响安定祥和的春节氛围，怕造成社会恐慌情绪，结果是越怕鬼越见鬼，最终撞见的却是暴戾恣睢、穷凶极恶、横冲直撞的魔鬼。

维稳需要智慧，需要尊重基本规律。唯有从解决影响稳定的症结入手，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稳定。一味地打压、捂盖子，只能让问题越积越大，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疫情也罢，其它突发事件也好，抑或是信访和其他维稳问题，道理都是一样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调整维稳思维，下一次突发事件，无论发生在哪个城市，都很难避免悲剧重演。

其三，应该反思专业建设。在一个官本位充斥各个角落的社会里，专业知识、专业精神往往不受尊重，有时甚至一文不值。很多采访和新闻报道都证实，在新冠初期，国家卫健委的高级专家在武汉见不到决策者；武汉不缺专家，但当地专家在疫情决策中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而综观全国各级卫生主管部门的领导，能力不足，专业素养不高的现象比比皆是，从各地撤职和处分的卫健委官员可见一斑，一问三不知主任更是奇葩。由于统战政策和领导班子结构的需要，各级政府中分管卫健工作的副职或者卫健部门主要领导，往往是民主党派干部、妇女干部占多数。倒不是说妇女和党外干部能力不行，不宜做卫生领导工作，而是从中可以看出卫健工作在整个组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到底，在疫情之前和疫情初期，卫生疾控领域的行政决策更多的不是依赖专业知识和专业精神，而是依赖政治正确和政治经验；卫生管理领域的干部，更多的不是看专业素养，而是看“忠诚度”、服从性和政治需要。当然，这个问题在疫情中和疫情后，已然略有改观。但是，如果不从思想上真正重视，采取措施加强专业建设，不排除几年之后死灰复燃的可能。

2003年非典留下的一条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信息透明，当年北京市和卫生部掌门人被撤职正是因为压制疫情信息。非典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被完全记取，武汉疫情之初继续重复着17年前北京疫情之初犯下的错误。当然有人将此归咎于疫情之初对病毒不了解，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说辞。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12日至22日又有8名医务人员感染，但有关部门依然在2020年1月10日向公众通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4日通报“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医务人员感染是人传人的显著特征，别说专家和官员了，即使普通民众也都深懂这个道理，这能成为没有公开疫情信息的理由吗？说到底，还是不敢面对自己的失误。而时至今日，疫情暴发已经5个多月了，我们在舆论引导上似乎没有出现多少积极的变化，封堵防仍然是舆论管控的主要手段，某些方面甚至有更加严厉的倾向。

当舆论引导成为不可避免时，我们的讨论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对那些理性的观点、积极的建议、善意的批评和真话实话，能够给予更大的宽容度。柏拉图曾经说过：“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当然，需要反思、检讨和改革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改革疾控体系、完善突发事件处置机制、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物资储备和配置能力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集中谈这四个事关根本的问题。

白岩松在今年两会期间说过：“疫情中的反思不是给外国人递刀子，而是要给未来递手术刀，刮骨疗毒让肌体更加健康。”正和君非常赞同和赞赏他的观点。之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正是希望全社会勿要好了伤疤忘了疼，都能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来反思疫情，以举一反三的视角来检讨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希望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走上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