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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普及，人们在网络上开设博客、微博、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交流平台，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与现象。我本人对于新媒体技术知之不多，了解不深，可以说对于网络新媒体这一崭新领域并不在行，但我非常知道，在当下，我们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新媒体技术，离不开数字化生存的21世纪人类生活新模式，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媒体技术为我们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以前不敢想象的方便与快捷，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新媒体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知识与信息，对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重大影响，一句话，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只有以良好的心态积极面对并充分利用好新媒体技术，才可能对于我们自身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加以理想化的塑造。
说到微信公众号，这是在网络新媒体领域颇受人们关注与重视的一个交流平台，近些年广为流行与普及。我本人在许多学术团体开设的微信公众号与许多名人开设的微信公众号里，读到过许多具有时代特质的诗文，这些诗文或充满思想性、学术性、人文性，或彰显艺术性、纪实性、信息性，我自己感觉，绝大多数微信公众号是一个颇为理想化、纯粹性的交流平台，因为交流双方志同道合，不存功利之心，大家是出于相同的爱好、兴趣、追求而走到一起来了，而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微信公众号（无论是文化名人还是吃瓜群众），说白了，就是微信公众号创建者本人为自己搭建的一个召唤志趣相投者的无限广阔的朋友圈与交流空间，微信公众号建立起来后，志趣相投者（或朋友）越多，人气越旺，应该越能展示该微信公众号的存在价值。前几年，有一些弟子与朋友私下鼓动我以个人名义开设一个微信公众号，我出于谨慎，婉言谢绝了。前些日子，胡建文、蓝冰琳、盛华厚、陈琼、吴迪、刘雅阁、马文秀、王长征、袁翔、唐梅、贺小华、陈桂明等朋友、弟子、老乡极力鼓动我以自己名义开设一个微信公众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与艺术家，而且非常熟悉与了解网络新媒体技术。在受到他们热情的鼓动与反复劝说后，我终于下决心开设一个微信公众号了。希望以我本人名义开设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能够团结到一大批热爱诗歌、热爱文学、热爱艺术、热爱精神生活的诗友文朋，期望我们大家能够通过这个交流平台长久收获我们生命中最为纯粹、丰富、美好的精神财富。
最后向大家交代一下，鼓动我开设谭五昌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弟子、老乡们建议我的微信公众号在2020年5月1日正式开始运营，因为大家一致善意的公认我是当下华语诗坛的“劳动模范”，所以选择劳动节这一天推出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特别具有象征意义。
是为前言。
谭五昌
2020年4月30日夜
写于北京京师园
网络时代的“疫情诗”：疾驰的号角及镜与灯
作者：陈旭光
简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评论家，出版学术著作多部
（该文原载《诗刊》2020年第六期）
新年之交以来，由新冠疫情引发了一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灾难。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下，人民的疾苦，病患的呻吟，医护人员的逆向而行、大勇无惧，强烈地震撼了国人的心灵。“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历来有“诗国”之美誉。作为时代良知表达和时代脉动的敏锐导体和“轻骑兵”的诗歌，借助于互联网传播的媒介文化语境，此时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和不小的影响力。
这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又是一种怎样的惊心动魄的日子！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男女老少，每一个个体都无法置身事外，每一个人都是与病毒抗争的战士，每一个人都在“命运共同体”中共同经历、体验、感知、感动，或惊恐或激动，我们同声相吸，我们患难与共。
慕然回首，一片姹紫嫣红的疫情题材诗歌的勃兴令人惊喜！我们的诗歌文艺，绝没有外在于这一场看不见对手的战争。我们的诗歌文艺，像号角，像投枪，以快速反应的“轻骑兵”精神，以“为民鼓与呼”的正能量，以及多元繁盛的风格，或通或俗雅致的语言，多姿多彩的样式，最大限度地记载、实录、表现了这一段“民族史”。而我更愿意相信，因为有那么多时代良心的主体介入、深度思考和诗性表达，使得这一段历史在诗歌包括其他文艺中的表现成为了特定时间民族心灵史的史诗性呈现。
一
一个现象，一个众声喧哗的全民诗歌现象
古语说“多难兴邦”，常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从某种角度讲，这次牵动全国人民之心，以“武汉保卫战”为中心的“大国战役”让每一个有良心有诗情的诗人都有了一种鲜活实在，源于生活，来自自己的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和体验的写作题材和诗歌经验。漫漫不眠长夜的忧思、关切、感知和思考，这种“源头活水”，为诗兴的勃发，诗思的奇诡超然，诗情的浩浩汤汤提供了深厚的情感和经验的土壤。
于是，一个现象，一个经久未见、众声喧哗的现象，一个迹近于全民写诗读诗议诗朗诵诗，微信微博上转发诗传播诗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徘徊、集聚、蒸腾，蔚然壮观。
《诗刊》、《星星》、“中国诗歌网”，新华网，包括很多民刊、网刊，都纷纷发起创作征集、集辑出刊等活动，不断推出网络版的疫情题材诗歌，全国数百家广播电台征集抗疫朗诵诗。著名诗人或非著名诗人，专业诗人或业余诗人，或从来不写诗突然写起诗的诗人，都纷纷写起诗来了，不能发表就在朋友圈、微博、博客上自己发表----这正如诗人黄亚洲的不乏幽默的描写：“十亿人都成了诗人，十亿人都学会了朗诵/十亿人都舔上了羊毫与狼毫/十亿人都成了书痴，尽管大都是/碎片化阅读------（《诗人雨后春笋，尽管时令不到》）
这之中，《口罩里的爱：2020海内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诗歌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2月）捷足先登，从海内外一千多名诗人的近万首诗作中遴选出了近百位中外诗人的优秀“抗疫”诗作。
正如主编谭五昌在前言中说的，选本中诗人阵容强大，“其中有许多诗坛名家，也有大量的实力派诗人与诗坛新秀。此外，入选作者身份多样，首先是作者民族身份的多元化，除了汉族诗人外，还有彝族、回族、藏族、白族、蒙古族、土家族、普米族、纳西族等民族诗人，就作者社会身份而言，其中既有政府官员、作协领导、教授学者，也有学生、工人、农民、士兵、商人、画家等，还有外国留学生。而就诗歌辈分而言，既有德高望重的前辈诗人，也有刚刚进入小学念书的少儿诗人。”与此相应，该选本中的诗作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既有有对逆行者的赞美和致敬，也有有客观深刻的理性反思，有疫情下普通人生活百态的记录，还有对抗击疫情中国必胜的信心和期待……编者以诗记史，用诗的形式记录和见证这段特殊时期的历史；期待读者读诗助力战“疫”，用读诗的铿锵之声驱散疫情的阴霾之气。
随之，诗人黄亚洲则率先出版了以抗疫、防疫为题材的全国首部个人诗集：《今夜，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3月）。
在我看来，在本次抗疫诗歌或疫情诗歌“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盛中，涌现出的最为可贵，让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的一个诗歌景观，是亲历抗疫前线的诗人的诗歌写作。他们原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诗人或诗歌写作爱好者，现在则亲身参加抗疫工作，有的则是医护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他（她）们的诗，与“宅”在家里全民“抗疫”的诗人们凭想象、凭诗歌经验写的诗相比别有风味。因为亲身经历，体验现场，想象病毒，直面生死，那种职责所系的自觉，平静安祥又透着勇气的逆行，对平常生活、家庭、幸福的蔬菜、阳光般的爱的感觉，因为与病毒这一看不见的对手切近打交道而看淡生死更不屑豪言壮语的自然通脱---这种生活感受和诗性经验真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
弱水吟，真名为龙巧玲，甘肃省某县人民医院心理科护士长,甘肃省作协会员。疫情激烈之时，她奔赴武汉，驰援最前线抗击疫情。她的《请不要打扰》在死神笼罩下的武汉写出自己独特的体验和回答：“来武汉，我不是来欣赏樱花的/也不是来风花雪夜，接受吹捧/只想疫情结束能安全回家/即使剩下一把骨头/也要把自己带回给儿女、爹妈……累了一天，一夜/休息，睡觉/比你们的赞美更需要……”这是一位生命拯救者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珍爱，是一线医护人员对生命发出的别一角度的赞美。一种对生命渴望和敬畏，对职责的坚守，让虚空浮泛的颂歌显得多余。
这不是怨艾，不是牢骚，更是直面，更是朴素的担当。柔情之中又不乏反思的锐气：请容我脱下防护服和面罩/把我的肉身从铠甲抽离/让我靠一靠身体/让我平静呼吸/唉……口号是你们的/赞美是你们的/宣传、标兵，都是你们的/我只是在执行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常常，不得已赤膊上阵/生和死来不及选择/真的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想法/请不要给我花环/不要给我掌声/也不要什么工伤、烈士，几等功----（《请不要打扰》）
诗人在这里回到本真，有意放低抒情视角，有意回避豪言壮语。一方面，以一个普通医务工作者的身份，凸显职责所系的敬业精神；另一方面，也绝不回避首先作为一个人的对生命的渴望和珍爱。毫无疑问，作为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她不是不敢面对死亡，但她首先要拯救他人免于死亡，当然希望自己也战胜死亡。这是在直面死神的勇毅中，用诗唱出人们面对死亡的真实心声，用诗歌表达珍爱生命价值和生命尊严的呼喊。
诗人王太贵，抗疫期间在安徽霍邱某集中医学观察点工作。他的《医学观察点日志（组诗）》仿佛就是抗疫日常工作的记录：
《雪夜值班记》在风淡云轻的娓娓工作记述中，在不适合抒情的情境下依旧“抒情”。当然，是一种沉静温婉的“低度抒情”或”冷抒情”：
抒情，暂不合时宜/漫天风雪，为大地戴上白色口罩/明白纸字迹模糊，嘴唇冰冷/雪花，替我们说出憋了很久的话/晚上九点半，救护车带来城市罕见的寂静/两个特殊的密切接触者/一个三岁，拽着姥姥的衣襟/另一个三个月，躺在志愿者/温暖的臂弯中熟睡/他的梦里，没有风雪和寒冷。
他的《额温枪》是对抗疫期间一件工作器物的记录和抒情：文字退后，让数字提前闪亮/赞美退后，让温度成为点睛之笔/36.1度，36.5度，36.4度……/数字就是通行证，额头啊/你叩拜过苍天、厚土和祖先/温度计，是你在春天最膜拜的神/让我化身，成为触摸人间温度的人吧/陌生人，当额温枪对准你的额头时/请不要惊慌，因为，我也是心怯的人/我的枪法，也有失准的时候。
王单单，参加过《诗刊》“青春诗会”的青年诗人，他在抗疫工作间隙的诗歌写作也使得琐碎复沓的抗疫工作，似乎直接便拥有了诗意：“这些天，我逢人便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里？像是在一群普通人中/打听神的下落/而人间，如果真有神灵/那便是，我们面对灾难时/万众一心，汇聚而成《花鹿坪防疫记》
这样的来自日常工作，平白朴素但别有味道的“日常的诗意”，使我不禁想起陶渊明的“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淡”并不代表浅薄更不是寡淡无味，而是一种豁达的精神，一种通脱的韵味。这种来自“日常的诗意”让很多诗歌，都露出了苍白，更印证了艺术来自生活的道理。我还想起电影理论家巴赞曾经谈到一类近乎“无技巧”的文艺创作：“今天，我所重视的是题材本身----因此，在主题面前，一切技巧趋于消除自我，迹近透明。”（巴赞《非纯电影论》）的确，很多时候，题材本身、主题意蕴，当然更重要的而是主体精神和态度，可以超越技巧，甚至决定诗歌的成败。
二
驰援、驰援：诗歌作为号角与轻骑兵
回顾中国文艺历史，我们自古就有“唯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文艺传统，也有“铁肩担道义”式的使命意识，更不乏屈原、杜甫这样的关注民生疾苦的人民诗人，我们也有过在抗战救亡中崛起的“街头诗”那样的贴近现实，鼓动民众的文艺实践。今天，我们的诗人也理应当之无愧。
疫情哺一发生，诗人们就感觉到了一种召唤，一种责任、义务和来自生活的速度和诗情。这一切，都化为了一种“疾驰”的“动感十足”的意象，诗歌，展开了一次一次与死神“生死时速”的赛跑。
沈苇写道：这首诗里有忧心与恐惧/哀悼与痛哭、行动与献身/更有祈祷和祝福—/东湖之水的碧波荡漾/武汉樱花的如期开放//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这首诗应该快马加鞭/（沈苇《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是的，对于诗人来说。诗歌创作，也是一次诗人特有的驰援，诗歌与驰援的医护人员一道，快马加鞭。
诗歌，甚至与死神展开了抢跑和赛跑，吉狄马加写道：“死神的速度比我们更快/因为它出奇不意/它在枪响之前已经跑在了前面/死神！这一次似乎更快/它莫非是造物主/又一次最新的创造？/还是人类在今天/必须勇敢面对的更严峻的考验-----
诗人还歌颂了医护人员与时间的赛跑：这是人民的速度，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每一个公民都投入了没有硝烟的战斗/任何一个岗位都有临危不惧的人坚守/这是体制的速度，一声声驰援的号令/让无数支英雄儿女的队伍集结在武汉------（吉狄马加《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献给抗击2020新型冠状病毒的所有人》）。
相较于吉狄马加的豪迈激扬，黄亚洲在《今夜，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中则倾述了另一种情态的“疾驰”——温柔缱绻，以心相随：”这是深夜，我只能，让我的/一颗心，一颗感恩的心，跟随你们/迅速而沉默地前行//这是在灯光昏暗的车厢内，我看见你们/一个个，端坐着，一声不吭/你们，有的是郑重地告别了家属，再三地拥抱了妻子和儿女/有的则是，根本不敢跟父母提及目的地/只说，自己是因公出差-----
灾难来了，速度就是生命。医护人员从容面对，慷然直面，疾驰前线。于是，对驰援的英雄的驰援式的歌唱，成为抗疫诗歌的重要内容。
在这场“大国战疫”之中，出现了很多令人揪心的事件，也涌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如医生、护士、防疫人员、志愿者。他们原来只是和平年代的普通人，并不是也不想当英雄——他们是幸福家庭中的女儿、儿子、妻子、丈夫。但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逆向而行，甚至舍生取义，这些人物和事迹，值得我们用文艺、影像的方式书写与传颂。正如笔者在一首“抗疫”诗歌中写到，我们应该“用真实影像/用绘画雕塑/用音乐戏剧/用电影电视剧/用现实的耻辱柱/用历史的丰碑/用种种可能的方式”（《新冠之歌》），铭记民族痛史，歌颂时代英雄。
黄亚洲笔下的钟南山，从容大气、坚毅果敢：到达武汉的钟南山很沉得住气，他的视线/从来就蔑视王冠/他当天出口的一个不留情面的判定/立即让国家作出决断，为三山五岳，戴上口罩/他每一句斩钉截铁的话，都有火神山、雷神山的分量/谁说千年的黄鹤已经飞走/这一刻，武汉恢复了载重---（《钟南山的到达》）
黄亚洲还歌颂了另一个巾帼女英雄李兰娟，对于自己的长辈、女老乡，他又换了一种好像带着绍兴乡音的“吴语呢哝”：“李兰娟院士是第二次赶往武汉的/她与她的团队申请求战 务必再赴前线/对于中国那个“百岁挂帅”的故事来说/她那72岁的年龄，算得了什么/她现在牙齿也很好，她是绍兴人/秋瑾与鲁迅的老乡平生的最爱，就是啃硬骨头----“（《李兰娟团队的刺刀，已经刺到了王冠的边缘》）
这些诗歌产生的不无崇高感的美学效果，直击人心、震撼心灵。正如尼古拉斯·米尔佐夫所言，“崇高是在表现那些在现实中可能是痛苦的或是可怕的东西时所产生的愉悦的体验”[]我们需要直面疫情、灾难，以诗歌的形式记录这场灾难中勇于牺牲、敢于奉献的英雄们。他们的很多事迹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基料与灵感来源。
从某种角度说，在所有的文艺样式中，直抒胸臆，能够做时代轻骑兵的诗歌，对于疫情的反映、反思，对于战斗号角的吹响，对于英雄的讴歌，有着更为便捷、迅疾的优势。
三
照见他人与自己：心灵之镜与灯
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勃拉姆斯曾经用“镜”与“灯”来区分两种文艺创作或批评的取向。“镜”的含义，一为指涉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如塞缪尔·约翰逊称赞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生活的镜子。本·琼生则认为喜剧是生活的摹本，习俗的镜子，真理的反映-----，这是文艺创作中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体现；第二层含义则与近现代以来注重人的内在心理世界的精神分析理论相关，可以指艺术家主体心灵、自我的内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电影也被称为可以表现“镜像人生”。“灯”则意指那种高扬主体精神，以强大的主体力量烛照对象，启示民众，生发出启蒙读者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次抗疫诗的写作中，很多诗人，静心想象、感觉、体验，常常在近乎冥想玄思的心灵深处思考生命，照见自我，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开阔的视野上反思，全身心沉浸于感性体验和诗性磨炼，使诗歌焕发出独特的诗味和哲思。
臧棣《潜伏期简史》是对死亡阴影的一种体认与感知：“在此之前，没人意识到/死亡的阴影，比死亡本身更乖戾/甚至阴郁的笼罩，也慢了好几拍/每个拐角，街景都像历史的后门没锁/每出趟门，都像和上帝打赌----好吧。少说点气话，或许能缓和一下/内心的霹雳：原来每个人都误会过/比可怕更紧张的空荡荡。” 《双盲测试简史》有一种残酷的诗意：“人世的安静残酷你/终于得到了一个礼遇/像号码已悄悄标好一样/躺回到一个本我中//为了给复杂的结构/一个复杂的面子/人的机体必须复杂到/致命的幻觉也可以归入一种疗效-----”
诗歌以高度内省、颇为精致的语言和复杂的语式，写出了那种疫情笼罩下阴郁、乖戾的氛围和独特的生命体验，型塑出那种人的渺小纤弱，以及诗人的高度敏感和精神紧张。
秦立彦对“病毒”进行了某种直视甚至是假定性的“对话”和“质询”：那不顾一切地复制自己的生物/那其他一切生物的敌人/阴沉的，善于潜藏，等待/微小到看不见的/仿佛恶意本身/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生物存在/在世界的格局中它占据着什么位置/谁是它的亲人？它爱谁？/仿佛它相信/在毁灭了一切后自己可以独存。（《病毒这种生物》）
笔者也以“陌生化”的拟人化视角以及类似于诗剧的多声部对话凸显病毒的阴险狡诈并寄予反思意向：“我看见/他们已经掠过东方战场/我看见/他们漫卷过古巴比伦、地中海、印度洋//我看见/他们入乡随俗 也更加狡猾/他们戴上了礼貌/还有拐杖 黑色燕尾服/他们彬彬有礼 风度翩翩/你好！欧罗巴先生/我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完美流氓-----他们/游荡在欧洲古老的/哥特式或巴洛克式/或是拜占庭的风情中/教堂 广场上/拱廊 街角边/跳起了狐步舞/诡异而魅惑-----（《疫期的哈姆莱特》）
诚然，从实用的角度言，诗歌对于抗疫可能无法产生实际意义。甚至可以说，诗歌绝对不是给忙于抗疫、在生死线上战斗的医护人士看，给她们以勇气和慰籍的。毋宁说这是诗人自己的一种精神的排遣和升华，心灵的净化、哲学的诗性思考。也就是说，诗歌可以是一种镜子，首先照亮诗人自己的内心深处，同时也可照见他人并反身再照自己。
笔者的《新冠之歌》，从创意构思上讲，是一种“反身之镜”的抒情角度，也曾有读者善意告知，诗题不宜用“之歌”，因为他觉得“歌”一般是对好的东西的歌颂。甚至有一些年纪稍大的读者联想起当年的《欧阳海之歌》、《雷锋之歌》等。而我的创作初衷，就是希望通过一个模拟新冠之口的“陌生化”的视角，给读者以镜子般的“反身自照”：“我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我有显微镜下艳丽的色彩/我有一袭迷人的衣裙/我有凹凸有致的螺旋/和神秘感性的花蕾 刺身/我摄人心魄的一瞥/让多少人不寒而栗//我有“完美”病毒的雅号/我有诡异奇谲的生命图谱/我有福尔摩斯也束手无策的罪案线路/我似睡非睡 似醒非醒/我千娇百媚 妖艳无敌/我的力量在直径100纳米的纤微中积聚、裂变-----。正是通过新冠对“自己”的狡猾、完美的“自炫”，照见医护人员的英勇，照见一些行为的不文明，呼吁反思：“”。笔者甚至借用新冠的口吻来提醒人类：“我还会重新拜访/我还会经常拜访/如果你们不是/以无数白衣烈士的悲壮/以无数家庭的破碎记忆-----用真实影像/用绘画雕塑/用音乐戏剧/用电影电视剧/用现实的耻辱柱/用历史的丰碑/用种种可能的方式/铭记我----”。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而这种进步的前提，应该是铭记和反思。自然，本诗在诗歌形式上，因为有了“歌”的提示，在一气呵成、一泻千里般的音乐感方面有意强化，增强了可读性。
与“镜”相对的是“灯”，烛照英雄,并让英雄之光反过来照见自己的“心灯”。泰戈尔曾经写道：“如果黑暗中你看不清方向/就请拆下你的肋骨/点亮作火把/照亮你前行的路……”。高尔基曾经写过一个源于俄罗斯民间传说的英雄丹柯的故事（《伊则吉尔老婆子》）：在黑暗中，丹柯用手抓开了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把它高高地举过头顶，那颗心正在燃烧。整个森林突然静了下来，人们全都惊呆了。族人像着了魔似的跟着他。森林也被感动了，树木在他们的前面分开，让他们通行，而后又在他们的身后合拢。
黑夜里的灯，是英雄的“心灯”，是人间的希望，是民族前行的灯塔。英雄，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敢于牺牲自己，为的是照亮别人。和平年代，悲情英雄如此，大量普通的、平民化的不是英雄的英雄也是如此。从某种角度说，具有诗人主体直陈和直抒胸臆特点的诗歌，也是一种从自己的心灵深处出发，烛照他人，进而反身再照自己的“心灯”。
善写高大英雄如钟南山、李兰娟的黄亚洲不仅仅停留在这些英雄的身上，他还把发生在身边的很多“小事”、普通“人物”，不是英雄的英雄，都以不饰雕琢的朴实笔触，写进了自己的诗歌，同样令人感动。
如向红十字会捐款一万元的作家朋友徐迅雷：“昨天他又向红十字会捐了一万多元/用途上，写着武汉/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他一个月的收入----”（《你绕不过一个展示人性的赛场》）还有用退休金买口罩送给执勤警察和保安的邻居杨老伯。但关键是，这种呈现是充满共情的，诗人以小见大，推人及己，让“英雄”的“心灯”照亮自己：“杨老伯，腿关节比我吃力/但是我今天，在自己的镜子里，看见了/人家的速度、胸怀，以及/胸膛里发出的犹如太阳一样的光芒/我要好好擦拭这面镜子，我要在这面镜子里/找到我自己//在道德的楼梯上，我的腿关节/要与杨老伯，保持/同一个频率”。（《谢谢杨老伯，你的口罩故事感动了我》）
许多诗人正是通过对英雄的设身处地，推人及己的，塑造出普通平凡而伟大的平民英雄。而这种讴歌，又常常是通过与自己的镜或灯的互照中完成的，仿佛鲁迅先生在那个人力车夫的背影中，看到人力车夫的“大”和自己的“小”（《一件小事》）。
你可以说有些诗歌是迅疾的、速成的，朴实的甚至是粗粝的，没有经过日常语言的“陌生化”的，但你无法否认那种扑鼻而来的生活气息，那种压抑不住的诗人的激情和歌唱的冲动。
当然，对英雄还可以从别一角度进行深度反思。
王单单写道：这世上/哪有什么逆行的人/不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绕不过去（《花鹿坪防疫记》）
汪剑钊表达了对“英雄”这一称号的独特理解：“相对人性的善良/英雄这个词还是太轻/诚实和本分是你留给后世最大的遗产/有何胜利可言？/区别仅在于惨败或崩溃/挺住？宝贵的生命才是一切。（《有愧于雪的纯洁》）
在《你们颠覆了关于天使的陈见》中，汪剑钊继续对“天使”英雄进行貌似解构、去魅化的写作：你们是一群与死亡打交道的人/颠覆了关于天使的陈见/留恋尘世的烟火，以凡俗的形象出现/在地狱的入口处站立/口罩遮盖了嫣然的脸颊/臃肿的防护服裹住了婀娜的身姿/只有眼睛保留着爱的原动力-----哪有什么无畏的逆行？你们/不过是顺着良心的轨迹倍道而进----”
在我看来，这是平民时代对英雄的一种全新理解和诗性表达。在现时代，生命最重要，无论是被救助者还是救助者，英雄这个荣誉或称号是外在的。即使是英雄，也不应该作无谓的牺牲。这也与弱水吟再《请不要打扰》中对“英雄”的理解是一致的。
从某种角度看，此类抗疫题材诗歌的勃兴是民众的需要，它既能慰藉民众心理，弘扬正能量的普适性价值观，又能塑造一系列的平民英雄人物群像，让人们在英雄的成长过程中产生认同，得到共鸣，还可以使人在“震惊”式美学效果之中获得一种情绪的宣泄、情感的升华，进而达到一种情感净化的心理效果。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诗比历史更永久。他的意思是说，诗把握的是更为一般和普遍的东西，历史把握的只是具体的事件，所以诗更为持久。我们当然有过“颂歌的时代”，有过崇高美英雄的时代，但现时代，我们不是觉得这样的英雄，离我们很近，也很可爱吗？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吗？
四
互联网传播语境和平民时代的日常生活美
时代需要诗歌。时代也需要诗人而且产生了许多真正的诗人！而在一个全国人民禁足在家抗议防疫的日子，诗歌更是在铭记历史，讴歌英雄之外，还直接产生了灾难时刻慰籍民心的重要作用。时代不仅需要以诗歌、文艺的方式反思、再现，也需要给广大被“禁足”“宅家”的民众即网民阅读宣泄。在一个网络传播时代，诗歌焕发了生命力，网络时代诗歌大有可为。
疫期禁足在家，诗人们更加细腻地体验家居生活，灾难的突如其来，生活的突然变故，在日常生活的对照之下，使得原本岁月静好的日常生活显得尤为珍贵。而相较于在抗疫一线殊死奋战的医护人员，我们的幸福甚至显得奢侈。
江耀进的《我真的不想这样放假》通过对禁足在家的“长期放假”的描叙，既写出了日常生活的平静美好，也道出了长期宅家的复杂情愫，也许郁闷、心焦，但是必须，更是“抗疫”。而此时写诗成为必须：“可是，除了这些，我还能做什么呢/写诗啊！今天我开始写诗/因为放假，放长假，我必须写诗/我保证！于是，铺开雪白的纸/我工工整整地写上：/今天，我体温正常/我呼吸正常/偶尔咳嗽，因为抽烟太凶---
诗歌致力于表现的是朴素的美，日常生活的美、感性的经验的美。这种由日常生活体验上升的诗性经验饱含个体感性经验，是现世现时，满溢着生活气息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的疫情诗现象不仅创造了一个创作奇迹，也创造了一个传播奇迹。在一个网络时代，诗歌这一新的时代轻骑兵，似乎成为了网络时代诗歌形式的“快手”、“抖音”，它的短平快，它的直抒胸臆，简约有力，借助于网络媒介传播的力量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网络传播的力量实在是惊人。笔者写的《新冠之歌》（《中诗网》），《疫期的哈姆莱特》（新华网）都在十天左右就达到了120万之多的点击阅读量。
这次声势不可谓不大的诗歌运动（真诚的自下而上的运动，不是人为的）留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创作启示：要直面现实，要有力度和厚度，思想、情怀是第一义的；网络时代，诗歌在形式上，一定要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朴实朴素中见真淳。网络时代诗歌的传播媒介与书面传播和口头朗诵传播都不一样。诗歌的传达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小圈子的传播，而是相对大众的网民的传播。今天诗歌的传播要与诸如“抖音“快手”等新媒体样态竞争，态势堪称严峻。但网络时代，疫情中宅居，诗歌写作与网络阅读之舒缓压力升华精神的意义——我指的是既包括读诗者也包括写诗者，心灵抚慰价值无庸置疑。
不难发现，网上流传的疫情诗，大多是短小精悍的。也许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诗歌并不适合于长篇抒情，这也与网络时期阅读、观看的碎片化、片段化有关。易于流传，便于阅读的诗歌，大多为短句子，就像田间的“街头诗”，简洁有力，戛然而止，却余音袅袅，令人回味。
此外，疫情题材诗歌与朗诵形式相结合，在网上流传，成为此次诗歌又一新现象，成为一次文艺的跨媒介生产与跨媒介传播的成功实践。
左远庆的《若我归来》就是一首真情、真挚，又特别富有乐感，特别适合于朗诵的诗歌：若我归来/请不要为我做什么接待/只想回家好好地睡上一觉/睁开眼后/自己还在。
若我归来/请不要为我做什么安排/只想在接着上班的时候/和同事们打个招呼/就当出差回来。
每一个诗歌段落，开头两句大多以“若我归来/请不要----”的句式起笔，繁华落尽见真醇，在几个“不要”之后，则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均系职责而已。更表达了若我疫后凯旋归来后对日常幸福生活的憧憬：“赶上春暖花开/我想去看桃红柳绿” ，“在樱花树丛的浓郁中/找个无人处摘下帽子/让她们看看我无法无天的样子/是不是跟长发飘飘的从前一样可爱？”，“最想吃的是妈妈做的味道”，最后一节尤为铿锵有力，一改前面的娓娓到来，一变而为巾帼英雄的豪迈：“若我归不来/也如归来一样/倒下的是躯体/站立的是永爱！”真可谓一波三折，篇末转折升华，戛然而止，余韵悠悠。该诗歌在著名演员奚美娟的精彩朗诵声中，更是声情并茂，如行云流水，感人至深。
《我真的不想这样放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播方亮朗诵，感情充沛，在全国百余家电台，以及几十家新媒体平台发布，有的电台滚动播出。
禁足中的漫漫长夜，诗歌与那些令人揪心的消息一起，伴随着我们。令人揪心的消息让我们焦虑，英雄的事迹让我们动容，而读诗，却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面对汹汹疫情，面对狡猾“完美“的新冠病毒，面对生命的脆弱无常，诗人们常常会流露出直恨诗歌软弱的无力感和无助感。李发模写道：“记住他们的应该是阳光，但是云/白色和绿色的云，密封他们/如裹雷电/我远在贵州，默默下了一场又一场泪雨/自知诗句，远不如一个口罩/或一杯热水”。这种歉疚无助感又转化为一种自觉自律：“隔离好自己的老弱病残吧，安全一点/别让传染，浪费了民族受难的资源与拼力/我也是老战士/心疼过云的沉重，方知阳光下/蝶翼的轻盈/来之不易。”（《致——写给抗击疫情的白衣卫士》
江耀进则写道：面对疫情/我却如此软弱无力/只能用手中握紧的笔/掠过阴郁而颤抖的空气/写在你浸泡汗水的肌肤上（《献给护士妹妹》）
甚至参加一线隔离点防疫工作王太贵也微微叹息：
“此刻，我攥紧笔，却开不出一剂合适药方/写下的诗句，像失效的药草/干瘪又冰凉（《笔，或药方》）”，“-----抱歉，除了简单呈现/这首诗，什么也不能给予。”（《隔离室中的人》）
实际上，诗人的这种谦卑心、无力感何尝不是诗歌坚持其内省反思的内在生命力的显现呢？在历史上，有投笔从戎的书生意气，也有弃医从文的启蒙先驱，更有
弃文从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的志士仁人----实际上，各行各业，各有自己的使命和功用，不在乎一朝一夕，也没有高下贵贱之分，重要的是个人主体的情怀、使命感和一种精神的召唤。正如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末集》中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
这也使我想起抗战时期诗人艾青也曾表达过的，“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夜晚/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回答：“能！”
中国诗人们，你们的诗，可以是动员的号角，时代的轻骑兵，也可以是自己的心灵之镜，更可能是照见自己也照见他人的心灵之灯、情感之灯、思想之灯！
2020年4月5日
于疫情中的德国哥廷根
谭五昌
江西永新人。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贵州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南昌航空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已出版《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诗意的放逐与重建——论第三代诗歌》、《中国新诗排行榜》、《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诗歌精品》、《在北师大课堂讲诗》（5卷本）等学术著作及诗歌类编著三四十余种。2012年，主编10卷本的“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昆仑出版社出版）。自2011年起至今，发起并主持年度“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近十余年来，先后担任徐志摩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海子诗歌奖、杨万里诗歌奖、昌耀诗歌奖等国内重要诗歌奖项的评委与负责人。曾应邀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广西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澳门大学等国内四五十所高校与研究机构做过中国当代诗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等专题学术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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