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人生的记忆好比一口深邃的井，那些过往的琐事和小事就如碎片一般渐沉渐深，直至遗忘。然而那些飘零于水面缤纷花瓣，却永远让我们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度过了一段下放知青岁月。19岁到23岁，岁月卷走了青春，岁月卷走了年华，逝去的岁月如何找回曾经的微笑和烦恼，过往的知青生活，就当作是一个梦幻的梦，此去经年，大地安然无恙，良辰好景依旧。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光荣证）
（新马桥原省五七干校梨园）
1974年2月，我高中毕业，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我们八中下放的地点是萧县、肥东和肥西。然而我运气还不错，没有插队到这三地的农村。由于父母在固镇县新马桥省“五七干校”工作，按照政策我可以沾点光也到“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就这样，我在2月领了“下放光荣证”，迁移了城市户口；3月打起了行囊，来到了新马桥，豪情满怀地走向人生道路中的又一个新的起点。我不知道什么是未来，我也不知道前途在哪里，稀里糊涂地投入了广阔天地，莫名其妙地改变了城市人的身份。整整四年，我默默在劳动中挥洒汗水，我苦苦在劳动中伤筋动骨。四年光阴，有喜悦和乐趣，也有烦恼和茫然，但是最大的收获是磨炼了意志，改变了性格，丰富了阅历，增长了见识。感谢这人生的四年使我探索了生活，了解了社会，更重要的是我终于以成人的姿态脱胎换骨，开始了真正自食其力的生活。
【知青生活悄开始】
1974年3月的一天，我到安徽省固镇县新马桥安徽省“五七干校”报到，很快就被分配到了干校林业队。当时我们一同来的有13个知青，9个女生，4个男生，阴盛阳衰。林业队在几年前招了很多农业工人，他们虽然也是从城市和县城齐聚这里，但他们的身份不是知青，而是农工，是拿工资的农工。所以在整个“五七干校”（包括林业队和农业队）里有农工100多人，下放知青只有我们林业队13人。女知青有孙杰、刘芳、朱静、董雪、李励、顾伟、吴云霞、马必华、乔兰英，男知青有我、钱治淮、段学林、段学钢。其中刘芳和朱静是我合肥八中高中同班同学。我们知青编为一个班，班长由两名农工担任，即蒋荣利（男）和梁素萍（女），比我们要大两三岁。我们13个人的父母当时都在干校工作，基本上都住在干校校部宿舍区，我们却集中住在校部南边数百米的林业队。我们这个知青班当时在林业队和整个干校都是有些名气的，一是学历较高的居多，几乎都是高中毕业，而前两年招的农工多为初中毕业；二是干部子女居多，而且父母多在干校担任现职；三是娇生惯养的居多，基本上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我们在吃苦耐劳方面与战斗在一线的农工比较，确实差一个档次。生活阅历和他们比，也是一窍不通。然而我们初来乍到，对身边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很兴奋，最关键的是还有一颗投身广阔天地劳动锻炼的红心。我们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虔诚滋味，带着一种说不清楚的雄心壮志。心甘情愿地投身于说不明、道不清的火红年代。在那个口号、标语、斗争和文化革命的年代，我们还有什么多余的想法呢？记得我从来到新马桥第一天起，就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每天睡觉前将一天的生活和劳动记录下来，并写下自己真实的想法和真实的感悟，有时在日记中诌一些打油诗（后统计有80多首打油诗）。40多年过去了，我现在翻看这些日记和打油诗，备感亲切和有趣，往日知青生活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1974年3月13日，我在日记中诌的第一首打油诗是：“自幼城里人，啃书养痴性。肤白显脆弱，无知生活情。阳光暖吾身，光芒照前程。今日踏新途，匆忙添激情。”可能就是从这一天起，四年的知青生活悄然开始了。
（后排左一作者）
（第二排右三作者）
【首次劳动出洋相】
新马桥几百亩排列整齐的砀山酥梨园和苹果园是“五七干校”林业队的主要劳动场所，开始我庆幸自己不在农田而在果园干活，我想象着和果树打交道是何等的浪漫。然而后来果园里艰苦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痛苦不已，兴奋很快被丧气取代。我万万没有想到劳动对我来说是那样的陌生，我完全是不知所措，茫然无助。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和劳动紧紧纠缠在一起了。我到干校林业队参加的第一次劳动就是给梨园的梨树打农药。阳春三月，是给梨树打药预防病虫害的最好季节。我清楚记得那天是1974年3月26日，我身穿工作服兴冲冲来到梨园。当时打农药用的药水好像是波尔多液，农工们主要是手握喷枪打药，我们知青班被分配去挑农药。女知青两人挑一桶，我们男知青一人挑两桶，将农药从配药池运到梨树旁。开始我对于肩挑的劳累是有思想准备的，觉得自己身强力壮，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然而仅仅挑了一个来回，我就感到肩膀被百斤重的担子压得疼痛万分。我两手托着扁担，摇摇晃晃，汗流浃背。我知道自己太难受了，体力难以支撑，但我硬是打肿脸充胖子，咬牙坚持。我想，第一次参加劳动，千万不能让人看笑话，难道堂堂男子汉，挑两桶农药就不行了吗？然而，现实不相信愿望，不行就是不行，笑话已经让人看了。当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仰天躺在梨园地上，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了，谈不上气和恨，也说不上恼和怨，反正是颜面全无，无地自容了。晚上我回到宿舍里，摸着肩膀上的血泡，只能是唉声叹气。第一天的劳动确实给我一个下马威，我没有想到在众人面前如此丢人。记得晚上写完日记，我草草诌了一首打油诗：“双手紧托弯着腰，汗水如雨往外冒。肩膀初试百斤担，一片红肿起血泡。只因往日少劳动，所以今日受不了。暗下决心勤锻炼，越疼越累越要挑。”在当时情况下，我确实是这样想的，谈不上有多高的思想觉悟，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也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在后来的几天里，我天天挑担子，居然也慢慢适应了。虽然每天累得眼冒金花，但是起码挑担走路渐渐不摇晃了，腰也不弯了，慢慢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了。
（左一作者）
【初看梨花如陌路 】
果园劳动和农田耕作一样，季节性相当强，什么季节干什么活非常有讲究。有时就是短短的几天，必须要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否则将影响整个果园的收成。三月打完农药，四月就是梨园花开的时刻。1974年4月4日，我第一次看见盛开的梨花，真是觉得美不胜收，让人如同置身仙境。说实话，来新马桥之前，我真是没有见过梨花，更是没有见过如此大面积白茫茫一片的梨花。然而，在那个年代，没有欣赏梨花的氛围，也没有赞美梨花的情趣。心里感觉梨花美，嘴上不能说它美；客观上赞美美，主观上却鄙视美。所以，在现在看来洁白娇嫩的梨花，在当时却是那样的平常陌生，人们对它无动于衷。梨花盛开的季节，也是人工授粉的季节。当时在林业队农工师傅的带领下，我开始了一项全新的、看起来很典雅的劳动。我们从部分梨树中采集了花粉，装在许多小瓶子里，用长棍绑着橡皮，蘸着花粉点在梨花花蕊中。这工作本来应该是蜜蜂干的，现在却让我们完成它使命，这就是人工授粉。第一天授粉劳动，我感到非常新鲜，也觉得特别好玩，在白花花的梨树下穿梭、授粉是何等的浪漫。然而从第二天开始，我就觉得胳膊酸疼、脖颈僵硬，新鲜感急速退却，好玩心荡然无存。再接着几天，更是产生厌烦之感，一是感觉枯燥无味，二是感觉辛苦劳累。幸亏人工授粉受季节性影响，只能在短短的几天内完成。要不然再拖几天，我真是要发火生闷气了。以后每年的4月，我都要在这白花丛中劳作几天，慢慢也就习惯了。尽管人工授粉是果园中一次平常的劳动，但对我来讲却是一次崭新的尝试，也使我在劳动实践中学到了一些果树栽培知识，现在想想也是人生中一次有趣的经历。1974年4月5日，我在日记中又诌了一首打油诗：“春色果园银光耀，朵朵梨花开口笑。鸟儿乐得翩翩飞，蜂儿喜得嗡嗡叫。白花盛开胜美景，蓬勃生气也增豪。人工授粉添浪漫，花蕊竞相乐逍遥。”
（作者当年在梨园）
【看护果园渡煎熬】
果园开完花就要结果实了，按常理看着果实一天天长大应该充满喜悦的心情，通过我们的劳动就要有收获了，自然是由衷的高兴。然而，每当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恐惧的心态，满园的梨子苹果在茁壮成长时就被很多双眼睛盯上了，新马桥周围的农村有多少农民兄弟姐妹惦记着这丰收的果实。在那个年代，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生活较贫困的年代，这种惦记是正常的。买不起，吃不到，还不允许偷盗点？1974年6月，实际上也是从每年6月开始，我们就如临大敌，劳动中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看果子”。看果子就是白天在果园里巡逻，夜晚在果园里值班，每个果园都搭了竹木棚子，里面放着木床，我们日日夜夜轮班守护果园，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农村人偷果子，上纲上线的说法就是保护国家财产，不让阶级敌人钻社会主义的空子。在干校林业队，每年夏天3个多月的“看果子”，可以说是最难熬、最痛苦的非常时期。白天在果园里来回奔跑，忍受着日晒雨淋，并且不断地喝斥想进果园的农村人；夜晚在棚子里观察动静，忍受着蚊虫的袭扰，还要精神高度紧张地打着电筒到处巡查。如果哪天晚上电闪雷鸣，大雨瓢泼，一个人坐在棚子里简直就是胆战心惊，苦不堪言。那时候年轻，吃点苦倒也没什么，但是如何经得起天天熬夜的困苦，整夜不睡觉，白天再睡也不踏实。所以天天熬得人瘦毛长，无精打采，每天就是想睡觉——感觉困啊。有时只要坐在地上或果树旁立刻就睡着了，农村人从我边上走过也醒不来。随着梨子苹果的长大成熟，越来越感到惊心动魄，农村人也从偷偷摸摸发展到明捞真抢。在那些日子每天都要抓到许多“盗贼”。在“看”与“盗”的矛盾中，免不了就发生了许多“战争”，也就是打架、打群架，我们用拳头和棍棒与农民兄弟拼了个“你死我活”。我们有的农工被打伤了，他们有的农民也被打伤了。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无法无天的年月，莫名其妙的争斗，为了一些梨子苹果，就这样大打出手，毫无怜惜之心。有几次我也参与到打群架之中，也不知哪来的愤慨和冲动。回首“看果子”的艰难岁月，虽有痛苦之心，但也有后怕之感。插队4年，看了4个夏天的果子，看似轻松，实则不堪回首。记得在当时的日记中，我写的最多的打油诗就是有关“看果子”的，这里摘录两首。1974年7月5日，诗云：“白天在走，黑天在走，果园深处出没，日日夜夜漫游。时而快乐，时而发愁，看果名曰清闲，实难引人享受。”还有1975年6月20日，诌诗一首：“风雨猛袭天昏暗，夜间响雷震心寒。静坐小棚视远方，忽亮忽黑乌云翻。”
（左二作者）
【剪枝修枝显身手】
新马桥1974年12月冬天格外冷，像我这样在南方长大的青年，完全不适应淮北寒冷的气候。然而寒冬腊月，果园劳动没有停止，其中一项重要的劳动就是给果树剪枝。就是利用冬天果树脱叶光枝的时机，考虑光照成长、营养分配等各种因素，对枝杈进行修剪。这是名副其实的技术活，要先学好技术才能干活，也就是要先掌握技术基本功才能实际操作。然而，我们这些刚刚踏入社会的下放知青，没有真正学习的机会，更没有掌握技术基本功的时机，在几乎一窍不通的情况下被匆匆赶鸭子上架，居然干起技术含量很高的技术活来。记得第一次在梨树下听专家简单讲解，我完全是一头雾水，听了半天，似懂非懂，只是感觉要把不需要的树枝剪掉，要把难看的、看得不顺眼的树枝剪掉。但是，什么是不需要的树枝，什么是难看不顺眼的树枝，我完全是凭感觉，说不清道理。就在现场听了几次简单的讲解，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我很快就独自架梯上树，开始了剪枝操作。反正是一手拿剪刀，一手拿锯子，左右开弓，大开“杀”戒，一会功夫树下就落满了条条树枝。当时我真不知道剪掉的枝条是否多余，是否也剪掉了不该剪的枝条，反正是看着不顺眼的就剪，看着难看的就锯。就这样第一次上树剪枝，半天就剪了6棵梨树，林业队领导和专家来检查我的成果，虽然指出了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觉得我剪枝挺符合要求的，又是表扬又是鼓励，弄得我受宠若惊，不免又产生了自满情绪，觉得剪枝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实际上如果认真探究，肯定有不少问题，只不过他们没有严格要求而已。整个冬天，我们主要是参加剪枝劳动，只要不下雨下雪，我们都扛着梯子奋战在梨园里。寒冬的北风，吹得我们流着眼泪和鼻涕，冻得我们双手开裂和生疮，有时我在树上冻得手脚麻木僵硬、不听使唤，真是感到痛苦不堪，。然而我还是坚持了下来，至少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叫苦埋怨。剪枝，有苦也有乐，一方面磨炼了意志，另一方面也学习了果树专业知识，苦中有乐，乐在苦中。记得1974年12月14日，我在日记中写一首打油诗：“树梢我来爬，左右要‘拼杀’。大胆不容易，学问蛮复杂。主侧需分明，去枝看花芽。光照分布匀，外围把头打。道理看实践，要把功夫花。虚心是基本，再难也不怕。”
【“阶级斗争”记心上】
在新马桥插队的前两年，仍然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岁月。我们除了劳动，还经常搞政治学习，参加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我记得有“批林批孔”、“批《水浒》”、“儒法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名目繁多。总而言之，就是整天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时只要下雨下雪不能劳动，就在屋子里开会学习，虽然有时也很厌倦，但是虔诚的思想和认真的态度始终占着上风。现在想想莫名其妙，整天不是想的吃喝拉撒，反而想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政治形势，有时开会分析问题、争论问题，吵得面红耳赤，口沫四溅。好像我们周围危机四伏，阶级敌人总想破坏捣乱。这里回忆两件事：一是在我们林业队有一些老林业工人，当时他们四五十岁，都是果园生产能手，我们知青劳动上很多技能都是他们手把手教的。然而，他们也有一些落后思想，也有一些私心杂念，这本来也很正常。但如果要把他们这些落后思想和私心杂念上纲上线，问题就变得异常严重。有一对老夫妻在自留地里种些菜，然后悄悄送到集镇去卖，我们开他们的批判会，上纲上线，批得他们无地自容。还有一位工人喜欢贪点小便宜，偷偷将公家的劳动工具和自己家里的换，我们也上纲上线写大字报批斗。更有甚者几位老工人反映工作强度大，报酬低，要增加福利费，我们更是上纲上线说他们猖狂向党进攻，污蔑大好形势，扣了工资不说，还向公安局报案。按照现在的说法，他们本是社会弱势群体，然而我们却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把他们当“阶级敌人”看待。那个年代的如此荒唐之举，在我的日记里都写得正儿八经，以至于我现在不敢看那些可笑可恶的词语。1975年4月29日，我在日记中写的打油诗是：“小小林业队，斗争蛮尖锐。‘吵嚷’声中看实质，要分是和非。要分是和非，目光需敏锐，细细思考辨方向，立场要站对。”二是1974年10月，我们林业队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农工夏成翠（女，合肥人）10月9日下午突然失踪，没有请假也没有上班，正当全队纳闷之时，第二天在铁路旁的公路边水沟里发现了夏的尸体，她几乎一丝不挂泡在水里，惨不忍睹。这本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却被渲染成阶级敌人破坏的政治事件。当时整个“五七干校”都轰动了，我们林业队更是神经高度紧张，如临大敌，开会分析“敌情”，人人谈话过关。在当时没有破案的时间里，我们无限上纲，胡乱猜测，种种假设和猜想编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认为阶级敌人不会就此放手，不会放下屠刀，还要对第二个、第三个女农工下手，吓得林业队所有女农工和女知青晚上不敢睡觉，走路不敢单独而行。实际上从后来公安局破案看，也就是夏成翠的男朋友来找她，夏和他发生矛盾，不愿和他谈朋友，他一气之下就把她掐死了，也可能掐昏了，扔到水沟里后来淹死了。夏的男朋友最后受到了严惩。这起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现在也是常有的，没有必要过度渲染和夸大，更没有必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可笑的是我在1974年10月11日和15日的日记里写的两首打油诗：“哗哗人声，盛传奇闻，惊心动魄，摇头纷纷。沟中一尸，又熟又生，怎遭此难，哪晓情真。”“神智清，目光炯，善思量，动脑筋。险风恶浪何惧，‘阶级斗争’记心。”
（后左一作者）
【酿制梨酒出差忙】
1975年下半年，果园劳动又增添了新的内容。由于梨园每年收获梨子较多，卖出去的又少，许多梨子就腐烂变质。看着一篓篓梨子倒掉实在感到可惜，于是林业队领导决定创办一个梨酒厂，这个决定也得到了干校领导的批准。办酒厂说起来容易，真要干起来还确实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建厂房、买设备、学技术、准备辅助材料、进行人员培训等等。好在酒厂规模不大，小打小闹，因陋就简，很快就办了起来。从此林业队增加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生产“梨香酒”。从创办酒厂到建设酒厂，队领导给我分配了光荣的任务，一是联系设计印制梨酒商标，二是采购部分设备和酒瓶。这两项任务主要看我家在合肥有社会关系，通过关系走后门能又快又好解决问题。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时代，物质水平十分低下，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再加上“文革”思潮影响，要想购买计划商品确实需要找关系，走后门。于是我就暂时脱离梨园里艰苦的劳动，名正言顺地出公差办事。当时我的美差令许多人羡慕，然而断断续续一年多的差旅生活，既有乐，也有苦，最后发展到苦不堪言。联系设计印制梨酒商标主要是到合肥和芜湖请父母亲的老同事、著名画家设计图案，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版权的情况下，画家无私奉献设计了商标图案，我们就用这个图案在合肥新华印刷厂印制了商标，一直沿用下去。出这个差我倒没觉得麻烦，只是作传声筒，来回跑了几趟就大功告成了。采购设备我到了北京和天津，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的两大城市。主要是通过亲戚（轻工业部）获得采购计划，然后买好托运到新马桥。我记得当时一种过滤器，生产产品少又要批计划，购买手续非常繁琐，要到很多部门加盖很多红章。说实话，那时完全靠亲戚帮忙，我并没有很操心，实际上我也不会操心，相反我还利用难得的出差机会在北京和天津玩了不少景点。记得1976年7月18日日记中打油诗写了到天津的感受：“城市虽大无恋情，车多人挤烦我心。为找旅社落脚处，上午奔波到黄昏。”1976年7月22日日记中打油诗写了从北京返回的感受：“顺风北京归，得意乐美美，公差兼旅游，一生有几回？”
出差办事比较难的事是购买和运输酒瓶。那时生产酒瓶的工厂不多，比较有名的是芜湖光华玻璃厂，于是我就和这个厂打起了交道，虽然也是通过父亲的熟人介绍，但是购买酒瓶的过程非常艰辛。此时酒瓶的运输主要靠火车，所以买到酒瓶，没有火车车皮调度计划也还是不行。有时酒瓶买好了，没有车皮运，真是急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记得那时我长期驻扎在芜湖，住在一个很小的旅社里，几乎天天到玻璃厂去催货，天天到火车站去联系车皮。我每天往返这两个地方，多数靠步行，偶尔乘坐公共汽车。我和林业队的联系只有到邮电局去打长途电话和发电报。有时酒瓶缺货，有时没有车皮计划，我都急得火烧火燎，队领导又不让我回去，非要我在芜湖跟踪“监视”，好在玻璃厂和车站看我执着又可怜，还是在计划允许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我的要求。每当我购好酒瓶，获得车皮计划，特别是酒瓶安全运抵新马桥时，我真是兴高采烈啊，同时又有一种成就感，感到我的辛苦没有白费。1976年4月26日我在日记中写的打油诗是这样的：“小腿来回跑，皮笑肉不笑，疲惫全不顾，难有激情高。差事不顺意，心急犹火烧，为催‘酒瓶’走，苦把脑汁搅。”
说到出差，我还有一个插曲，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故事，那是1977年4月10日的晚上，我乘火车从新马桥到合肥，车厢同座位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不满周岁，还有两个行李包。为了减轻她的负担，我在车上学雷锋做好事，帮忙倒水哄孩子，到了合肥站，我帮忙提行李抱孩子走出检票口。谁知在合肥车站没有人接她们，她们也记不清公婆家的地址了，只知道在北门什么“送变电”。当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她们人生地不熟，怎么办？此时我又学雷锋做好事，决定送她们找到家，毕竟我是在合肥长大的，东南西北还是清楚的。于是我就不断地打听问路，抱着孩子背着行李，挤上7路公交车，从车站下来后两个孩子都睡着了，我两只胳膊又酸又疼，浑身汗水湿透，只能咬牙坚持。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终于在双岗附近找到水电局一个变电所，这位妇女的公婆家就在这里。当我把孩子放在她家床上时，如释重负。此时已是夜里12点多，她们全家对我感激不尽，问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我只说“我是下放知青”，拔脚就离开了。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说起，只是在日记里详细叙述。我以为做点好事，不只是学习雷锋，也是积善积德，而且心情愉快。1977年4月11日我在日记中写的打油诗是这样的：“做好事，没怨言，不需求报到处喧。助人乐，积友善，雷锋精神驻人间。”
【同学情谊深又长】
在新马桥劳动的四年里，我和很多同学书信来往，畅谈人生理想，诉说酸甜苦辣。有时回到合肥和同学相聚，喝的酩酊大醉。有时同学来到新马桥，我们又是欢聚一堂，彻夜长谈。这里记录几次同学来访的轶事。1974年8月9日，下放在肥东农村的单文钧同学风尘仆仆来到新马桥，他是第一个来看我的老同学。正好我、刘芳和单文钧都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同班同学，自然情谊深刻。他的到来我是异常高兴，我是骑着自行车从火车站带他到林业队，我们天天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他看到我在果园劳动的情景也觉得惊讶，毕竟和他在农村田间劳作大不一样。他在我这里玩了五天，带了两篓酥梨乘车而回。1975年3月29日，中学同学江凯部队复员回来路过新马桥，顺道来看我。他身穿一身绿军装站在我面前，我又是惊奇又是高兴。他在初中参军，已经过去五年了，当时我是非常羡慕他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次他来新马桥，我陪他玩，他参观我劳动，待了三天。当时我们正在梨花授粉，他看了觉得好奇，认为我们不是在劳动，而是在做游戏，真是有苦难言。后来，江凯分配到蚌埠铁路分局机务段工作，成为一名火车司机，他开着货车经常在津浦线上飞驰，因为新马桥就在铁路沿线，所以他常常看到我们大片的果园。有一次，我在蚌埠就上了他开的蒸汽火车头，轰轰隆隆到了新马桥，虽然路程很短，但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车头，也是最后一次乘坐火车头，所以印象格外深刻。在车上我看到江凯他们三人协同合作的场面，尤其是司炉工人师傅不停地添煤为机车提供前进的动力，我被他们的艰苦环境而震撼，被他们的辛苦劳动而感动。我在车上一动未动却落个满头满脸黑灰，如同黑脸包公一样，可想而知他们天天在车上是何等的艰辛。1977年3月25日，中学同学周坚康来我这里，确实让我吃了一惊。那天上午因值夜班我正在睡觉，突然被一个人叫醒，睁眼一看是周坚康，他有脚伤，一跛一拐地从车站走了七、八里路来到林业队。原来他和江凯、杨志勇从合肥乘车到蚌埠，再转车准备到新马桥，谁知在车上遇上麻烦事，由于没买车票，他们和列车长、乘警发生冲突，江凯工作证被扣，周坚康更是厉害，封住了列车长的衣领。这样他们难以脱身，车到新马桥后，江和杨下了车，而周却没有下来，幸亏他作了检查，列车到固镇放他下了车，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他又乘车回到新马桥，在车站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步行来到我处。本来他们三人约好同行，谁知走散互相没有音信（那时没有手机），直到晚上江凯才打来电话，询问周坚康下落。第二天一早江凯又从蚌埠乘车来到新马桥，我们三人玩了一天，聊了一天。晚上他们回到了蚌埠。1977年4月1日，中学同学杨志勇来我这里，他下放萧县郭庄，由于比较远，回合肥次数也比较少。他虽然只待了一天，但我们也是在果园了漫步闲聊，主要是交流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兴致勃勃。1977年3月26日我在日记中写的打油诗是这样的：“同学相聚不容易，回忆友情更惬意。畅所欲言谈经历，希望今后多联系。”
【一九七六难忘事】
我下放期间的1976年，我们国家经历了大事、伤心事、痛苦事、高兴事，一事连一事，事事揪心。这一年是我下放林业队第三个年头，对这些事印象深，记忆清。
1976年1月8日，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病逝，1月9日早晨7时收听到中央电台讣告广播（从凌晨4时起连续广播）时我正好在从合肥返回新马桥的列车上，也不知怎么回事，我感到好像天塌了下来，眼泪夺眶而出。回到林业队后接连几天六神无主，觉得天下最好的人离开了我们。后来又听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母亲叙述周总理遗体告别和长安街送葬的震撼场面，同时有感于中央对悼念活动的冷漠，不由得产生悲愤的真实感受。
1976年4月清明时节，天安门发生悼念周总理群众运动。4月5日运动达到高潮，有悼念群众与维护警察发生激烈摩擦和对抗。当时我在林业队劳动，自然不知道天安门广场的真实情景，然而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浑厚播音，宣告运动被镇压，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广播同时又宣布邓小平为总后台撤销其一切职务，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说实话，当时我听到此新闻，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同时又觉得党中央不会有错，还是充满美好的愿望。
1976年7月6日，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朱老总病逝，那天我正好出差在北京。那时候的北京沉浸在恐怖和沉闷之中，“天安门事件”过关、检举、追查、逮捕，闹得北京城人心惶惶，如果有人清明到了天安门，都要说清楚。恰恰在此时朱老总走了，更是增添一份悲伤和凄凉。7月8日，我在西单长安街正好看见朱老总的灵车车队缓缓西行，我和成千上万的群众一样，停步注目，默默寄托哀思。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发生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最大最惨烈的地震。但当时地震没有详细报道，新闻也遮遮掩掩，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唐山地震的真实情况，只是小道消息满天飞。我7月22日从北京返回新马桥，回来一个星期就发生地震了，如果当时我没有回来，在北京就能感觉到地震的摇晃。记得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合肥出差，合肥火车站戒严，一趟专列满载唐山地震伤员送到合肥医院治疗。那天我在车站亲眼目睹众多担架抬向救护车，确实感到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传说全国都要地震，安徽也有大地震，搞得我们家家搭防震棚，很长一段时间都睡在草席和毛竹搭起来的防震棚里。那时我出差较多，多往返在新马桥和合肥、芜湖等地，不论在哪里，多数都要在防震棚里睡觉，每天都处在担惊受怕的恐惧之中。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病逝。记得9月10日下午4时广播发布“告全国各族人民书”，我在合肥出差，就在街头聆听了广播。我看见众多路人表情严肃，神情黯然，也可能当年经历的事太多，人们好像已经麻木，已经没有痛哭的眼泪了。但是毛主席的逝世称得上中国天大的事，而且一年内中国三位领导人先后逝世，更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亿万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还是恋恋不舍地落了下来。也可以说，一个时代结束了。9月17日我回到新马桥后就参加了“五七干校”召开的毛主席追悼会，18日收听收看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的追悼大会。整个9月份，我处在红太阳陷落的沉闷气氛中，闷闷不乐，好似真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虑情感。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实际上“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我们到10月23日才知道，那天林业队突然通知传达中央16号文件。虽然事前也隐约听到一些小道消息，也知道“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但还没有确切消息，是16号文件证明了一切。粉碎“四人帮”的天大喜事让我们洗刷了痛苦，弥补了空虚，看到了希望。说句心里话，我当时从心底里兴奋、高兴，好像有很多的压抑都释放出来了。现在想想也奇怪，我那时只是一个下放知识青年，对政治如此关心和关注不知是何原因。 1976年已经过去40多年了，那一年的几件大事在我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这些大事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增加了阅历，了解了社会，开阔了思路，懂得了道理。可以这么说，那个年月我自觉“关心国家大事”，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普通公民，这一点绝不是吹牛。
【复习迎考身疲惫】
1977年是我插队第四个年头，在林业队依旧参加重复的果园劳动，有时又参加梨酒厂的生产劳动，有时又为酒厂的酒瓶出差奔波。虽然生活劳动比较正常和有规律，但是前途渺茫，不敢想象自己今后的出路何在，难道一辈子都在果园和梨树打交道吗？虽心有不甘，但也没办法。当时干校在农工和知青中有的招工进单位，有的推荐上大学，还有的找门路各显神通。总之，走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蠢蠢欲动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但是我却毫无任何头绪，似乎招工、上学等等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有时我很苦恼，很悲观，虽然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故作镇定，但是内心触动还是很强烈的。这种触动就是不安心了，就是心要飞了，我已经将当初“扎根农村干一辈子”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然而离开农村愿望越强烈，越是感到迷茫，越是感到没有前途，只是心存一点点希望，希望好运降临在我的身上。
（1977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关于恢复高考的新闻）
也许历史总是明智的，命运总是善良的，我终于在希望中盼来了好运。1977年10月的一天，我在林业队听说校部开会传达了一个重要文件，后来才知道是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这一天终于盼来了。10月21日，广播电台播送了国务院、教育部关于在全国恢复高考的通知，我凝声屏气，一字不漏地听完广播，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一切在久违了10年之后，突然来临，就像做梦一样。与过去的惯例不同，也是由于时间紧迫，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实际上夏天已经过去），而是定在冬天举行，也就是在1977年12月考试，1978年春季入学。
突如其来的英明决定，使我们每一个知青感到振奋，同时又感到忧心忡忡——离开学校三年多，早把书本知识还给了老师，还有什么资本能参加考试呢？我能考上大学吗？但这毕竟是一次机会，毕竟是一次自己掌握命运的大好时机，绝对不能放过。好在干校和林业队领导开明，鼓励我们知青积极参加高考，也给我们一定的复习时间。于是我赶紧回到合肥，回到母校八中，找老师收集复习资料。那时几乎所有的下放知青都在蠢蠢欲动，都在忙着复习，所有的有志青年都在准备踏上望穿双眼的独木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中国成立以来“文革”以前历年的高考试卷和标准答案，都是油印或抄写的。我已记不清收集了多少这样的试卷，多数是数理化的试卷。拿到这些试卷就拼命地做题，不会做的就翻书找答案。在合肥十来天期间，我和几位比较要好的高中同学天天在一起复习，我们虽然下放在不同的地方，但参加高考的强烈愿望是一致的，聚会合肥复习迎考的迫切心情是相同的。从合肥回到新马桥，因考试时间临近，复习的时间就很紧张了。但是我抓紧和利用一切时间复习，白天跑到梨园深处背书，晚上做题到深更半夜。多数时间我在宿舍里闭门不出。那时真是感到时间不够用啊，真是觉得自己复习没有什么把握啊。记得有一次我做一道数学题，整整做了一个通宵也没做出来，我又恨又急，第二天硬是不吃饭不睡觉，还在绞尽脑汁。那段时间不光是身体有些吃不消，精神压力更使我疲惫恍惚。虽然很多人安慰我：落榜没关系，来年再努力。但我还是觉得考不上无地自容，考不上太没有面子。1977年10月底至12月初，短短一个多月，我在拼命，我在煎熬，拼命和煎熬后终于有了回报。
【高考如同上战场】
1977年12月，淮北的冬天格外寒冷，但是我的内心躁动得发热，既感到兴奋又有点胆怯，因为我要去“战场”，参加一次从未经历过的高考“大战”。说实话，当时我对高考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概念。当时高考由各省命题，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满分都是400分。安徽考试时间是12月10日和11日。考试地点在各省辖市和各县城。新马桥在固镇县，所以我就在固镇县城参加考试。由于安徽规定考试前先填志愿，在不知道自己考试成绩的情况下填写志愿是很困难的，填好大学怕考不上，填差学校又觉得委屈，我是考理科的，于是就填了中间的——合肥工业大学机械系（后来不知是何原因被地质系录取）。
12月9日我从新马桥来到了固镇县城，住在同在林业队的农工赵殿瑞家里。晚上我和他挤在一张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真是睡不着啊，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一直在想第二天如何在战场上拼搏。好不容易睡着了，早晨又很早醒来了。12月10日早晨7时，我来到考试地点——固镇县中学，学校大门还没开，门前已是黑压压的人群了。就在这几天，全国有570万和我一样的青年，怀着同样的理想和憧憬，正在又一个人生转折口跃跃欲试，正在寒冷的冬天改变着中国的历史，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后来统称77级）就要在这茫茫的人海中产生。当时的考试安排两天，四个半天考四门课，语文、政治、数学和理化。第一天上午考语文，当我拿到考试卷就乐了，我们考理科的只要写一篇作文就行了，两篇作文题目：“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和“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任选一篇。我选的是第二篇。写作文应该是我的强项，况且我在高中阶段作文成绩也是不错的。“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的题意应该是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如何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跟着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这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写作文就怕跑题，千万不能偏离主题，我紧紧抓住“继承遗志进行新长征”这个主题，开始了两个小时的挥笔大战，作文完成后我满脸通红，在这个四面透风的破旧教室里我竟然全身热乎乎的。我自我感觉十分良好，高考大战第一炮打响了。当天下午考数学，显然没有上午顺利了，我看到试卷后就觉得有些底气不足，虽然多数题目都很眼熟，但还是有些不知所措，好在我冷静了十分钟，再仔细一一过目，从容易的开始，各个击破，最后攻克最难的，就这样，我在规定时间内做完了所有题目，遗憾的还是有两道题根本不会做，尽管做了也是瞎蒙的，估计不会给分数的。第二天考政治，我又开始兴奋了，虽然我没有专门复习政治，但是平时喜欢广播和报纸，每天关心时事政治，确实有不小的收获。我看到试卷上一些常见的熟悉的政治口号、政治术语，简直是得意忘形。记得有一道题，写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我们知青宿舍里墙上就贴着这个，但为了保险起见，我又默默唱着这首歌，念着歌词准确无误地写出了全部内容。当时在考场里，我隐隐约约听到不少人在小声地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一个下午，考的是理化，虽然物理和化学放在一起考，但内容是相当多的。在这之前，我复习花精力最多的是理化，各种各样的题目做的最多的也是理化，然而恰恰我考的最差的就是理化。离开学校久远，复习时间短暂，确实对理化有些生疏了，有些题目看不懂，更有些题目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在不知所以中感叹。这个下午，我是最后一个交卷的，我不服啊，我心不甘啊，我总是觉得不应该考得如此差。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残酷，高考总成绩可能就是理化拖了后腿。两天的高考结束了，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与其说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不如说在高考战场上拼死拼活、刺刀见红了一次。
考试完我即从固镇县城回到了新马桥，又投入到繁重的剪枝劳动中。在劳动中我心不在焉，天天揣摩自己考试的结果，猜测自己能否马到成功。由于心有些虚，总觉得可能是个遗憾，甚至做好了第二年再考的准备。当时的高考是无法和现在的高考相提并论的，要是将那时的试卷拿到此时看，简直就是容易得不能再容易了，可能现在的初中生都会嗤之以鼻。然而，在当时那个年月，在刚刚结束十年动乱不久的年月，有多少人能顺利地进入考试的状态呢？有多少人能在考场里胸有成竹呢？几百万考生啊，为何在如此简单的考卷面前战战兢兢呢？说到这里，我还是要诚心诚意地感谢邓小平，是他果断恢复了高考，使我在迷茫中看到了一线希望；是他砸开了禁锢，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挺直了腰板，真正走了一条自己应该走的路。应当承认，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迟早是会恢复的。但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前，在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之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前，这么快率先恢复高考，只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做到。1977年有570万二三十岁的青年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涌进了考场，可以说，这堪称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然而最后只有27万考生被大学录取，我就是其中的幸运儿。听说当时我们干校参加高考的人有数十人，包括老三届、下放知青和农工，然而最后考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好在我们林业队幸运考上两个知青，我和李励。我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地质系，李励考上了安徽医学院医疗系。当我拿到合肥工大的入学通知书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兴奋的情绪难以表露。我知道，人生新的征程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翻开了。
（合肥工业大学校门）
（1978年刚上大学的我）
也许是天意，在我考上大学的同时，我父母也从五七干校调回合肥，重新回到了原单位，恢复了他们热爱的文化艺术事业。1978年2月，这是一个美好的春天，我和全家整理行囊离开了新马桥，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合肥。当时我坐在装满家具和行李的卡车上憧憬着大学，憧憬着未来。
（当年下放生活的林业队）
（当年知青生活的地方）
（当年知青四年写的日记本）
知青生活整整四年，我对那片土地、那片果园深深眷念。说实话，确实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确实有许多值得怀念的情景。在我工作以后又去过新马桥很多次，每次都要去林业队看看那熟悉的房屋和果园，每次都陷入深深的回忆中。另外，我乘火车路过新马桥，肯定要在车窗边寻找我熟悉的场景。我自驾车路过新马桥，肯定要停下来注目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那时，我似乎找到了知青岁月中流失的记忆。我想，时间只会使我们越走越远，曾经的曾经那只是叫过往，最终的最终，我只是渐行渐远。
（2018年作者重返新马桥林业队）
（回头遥看当年知青劳动之路）
（2018年部分知青重逢，作者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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