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柏毓文1901——1973）

        我的爷爷柏毓文，安徽巢县人，生于1901年。他在11岁时进入芜湖商会乙种商业小学读书，毕业后在宣城北门王姓杂货店学徒。1921年，他在芜湖《皖江日报》编辑部当练习生，后来又转为校对、记者和编辑。1925年，爷爷应聘到上海《申报》驻芜湖特约通讯员。同年8月4日，他与《皖江日报》、《工商日报》创办人张九皋先生的长女、我的奶奶张衡钧结为夫妻。1927年，爷爷和友人自行筹办《中江报》，并担任主编兼经理，1945年，爷爷在恢复的《工商日报》担任副社长。1950年，爷爷又在《新工商报》担任经理部经理。1956年1月，柏毓文携我们全家从芜湖迁居合肥。先后在省工商联、省文史馆工作。“文革”期间，爷爷遭受冲击，忧郁成疾，于1973年10月28日在歙县我小姑柏龙珍家逝世，终年72岁。

              （解放前爷爷在报馆前）

        小时候真是不记得何时开始感受到爷爷的呵护，只是在一张黑白老照片上看到爷爷和幼小的我坐在公园的草地上，觉得他对我很喜爱。爷爷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严肃，偶尔有笑容。爷爷个子不高，偏瘦，走路较快，健步如飞。爷爷是个文人，知书达理。他情感不外露，但内心世界丰富多彩。我少时和爷爷的接触，最深的感觉是敬重他，佩服他，惧怕他，当然也有许多难忘的记忆使我深切地想他，怀念他。

    （小时候我和爷爷住的老宅二楼）

                爷爷喜欢喝白酒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们全家住在合肥市桐城路省文化局宿舍大院，那时我印象中不管家里有没有菜，爷爷每天都要喝上二两酒，记得我上小学每天下午放学回来，在吃晚饭之前都要到代销店买酒，代销店就在桐城路和庐江路交口，旁边就是开水房（打一瓶开水一分钱）。代销店卖的白酒主要是散装酒，0.8元一斤的地瓜酒和1.33元一斤的高粱酒是市场上最多的白酒，爷爷比较钟情1.33元一斤的高粱酒，这在当时可算是中等偏上的白酒啊。我用一个小瓶（记得是那种小号的盐水瓶）装满二两酒买回家，晚饭时就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喝得美滋滋的。那时父母经常出差不在家，尤其母亲是话剧演员，经常在省内外演出。多数时间是爷爷奶奶弟弟和我四人吃饭。三人吃饭就看他一人在喝酒，偶尔奶奶也喝上两口。但他从来没有让我和弟弟喝酒。现在想想我也是在他的潜移默化下，变得喜欢喝酒，看来爱喝酒不光是遗传，也有爷爷的影响。但那时我总觉得喝酒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怎么也想不明白爷爷为什么每天都要喝一点酒。当然，看着他经常嚼着花生米也能喝得津津有味，也觉得他是在悠闲中享受着快乐。在我的印象中，爷爷从来没有喝醉过，每天自斟自斟，怡然自得，让人好生羡慕。

            （爷爷奶奶和我大弟弟）   

                    爷爷喜欢吃零食

        爷爷在他的桌上、抽屉里、床头，经常有些糕点、肉松之类的食物。说实话，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很珍贵的，上小学的我每天放学回来只要看见就会流口水，真的很馋很馋。但是要想从爷爷那里讨上一点美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很少给我吃，除非我在他面前讨好卖乖，博得他的高兴才会赏赐一点给我解馋。有时我馋得实在没办法，就趁他去上班或他不在家（比如他上厕所去了，那时上厕所要下楼走一段路）时偷着吃，开始偷了几次很快被他发现了，惹得他大发脾气。后来我就琢磨如何在偷上下功夫，偷也要有技巧，偷了还不能让他发现。我很快掌握了几点窍门，一是单个食品不能拿；二是没有拆封的食品不能拿；三是在吃过的食品中一点点拿，让他看不出有所减少。比如方片糕，他经常吃一点就放在抽屉的盒子里，我就悄悄拿出来撕下一小部分，方片糕一片一片的，掰下五六片基本上看不出来；还有肉松，一次从瓶子里拿少许也不容易看出来。就这样，我经常采取这种不光彩的手段瞒天过海，屡屡得手。没办法，实在是想吃啊。有时我非常得意——既满足了口福，又没有露马脚，为此还自夸技术手段高明。现在想想，爷爷怎么能一直没有发现呢？方片糕少了几片，肉松少了许多，经过仔细观察还是可以感觉到的。也许他早就发现了，只是不说罢了，纵容我“妄为”啊。

                  爷爷喜欢看报纸

        那时合肥的报纸主要是到街头小摊买，爷爷每次为了看报都专门上街转转，一是在邮局门口的报栏上看一会，二是顺手买上一份《合肥晚报》带回家看。我记得爷爷基本上不订报，特别热衷于在报摊买报，有时也给我钱让我代他买。那时的《合肥晚报》不像现在有十几张，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也就是四个版面一张纸，但内容还是很丰富的。他每天都很仔细地看完报上所有内容，看到高兴之时就念给我听，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看报纸时津津有味的样子。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养成了喜欢看报纸的习惯。那时上小学还是比较轻松的，家庭作业我基本上在学校就做完了，回到家里必看爷爷买回来的报纸，确确实实通过读报学到了很多知识。当时我特别喜欢看晚报上的小说连载，很多小说我就是在晚报上阅读的，如《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秘密图纸》等等，还有一些反特小说（实在想不起书名了）。星期天，我经常和爷爷上街溜达买报纸，在买报纸之余他还要和我一起吃点小吃，我记得经常到冷饮店喝点绿豆汤和酸梅汤，在街头小摊吃点油炸臭干子，吃得最多的就是繁华闹市区十字街的芝麻糊。那时吃一碗芝麻糊我感觉就像过上神仙的日子，舒服之极。很多次来到十字街我都缠着爷爷讨要一碗热乎乎的芝麻糊，当然他自己也很喜欢吃，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爷孙俩端着小碗吃芝麻糊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爷爷喜欢发脾气

        爷爷对看不顺眼的东西总是很反感，反感之余就发脾气。爷爷是旧社会过来的人，看得出他对新社会很满意，尽管言语不多，但还是有满足感，是一种小富即安的满足感。在我的印象里，他严厉、正直、真诚，崇尚理想的东西，向往美好的事物。他认为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来不得半点的瑕疵，由此也显得：固执、偏激、自傲。有三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第一件事：那时由于父母在文艺界，我们看戏看电影免不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不用买票就能自由出入江淮大剧院和电影公司放映厅。确实我自己有些优越感，然而这件事爷爷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不买票看戏看电影是不对的，别人花钱你为什么不花钱，你不花钱就是搞特殊化。你父母是文艺工作者，看戏看电影属于本职工作，而你不是，偶尔看看也就算了，不能经常这样占国家便宜。记得有一次星期六晚上我看戏回来很晚，爷爷对我大发雷霆，竟然上纲上线，说我有好吃懒做的恶习，最后上升到不劳而获、贪图享受的严重问题，当时我虽然很害怕，但还是有些不服。现在想来，爷爷当时的态度绝对是认真的，他的批评也是对的。第二件事：那时在小学，春天经常组织到大蜀山春游，每逢此时我都很兴奋。春游的前一天学生都要准备干粮，奶奶一般都要帮我准备几个馒头和一些咸菜，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是比较丰盛的干粮了，然而同学当中还有档次更高的，带的都是面包和蛋糕鸡蛋之类，开始几次我没有在意，后来就由羡慕转而仿效。记得一次春游前一天，我让奶奶买了面包和蛋糕，正在沾沾自喜之时，爷爷从外面回来得知我改善了伙食，自然又是雷霆大发，不由分说将面包扔在地上，他先说我不注意节约，不晓得艰苦，后来又上升到我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还有很多苦孩子连馒头都吃不上。在一顿严厉的责骂下，我自然感到委屈、泪水涌出，第二天老老实实带上馒头和咸菜踏上路程。第三件事：记得我太奶奶（奶奶的继母）去世时，奶奶带上大弟弟匆匆赶回芜湖奔丧，家里只剩下我和爷爷两人（父母都出差不在家）。在奶奶离开的七天里，我们爷孙两人是如何吃饭的呢？爷爷不会做饭，他也不去买菜，每天就是煮上一锅饭，中午炒蛋炒饭，晚上也是炒蛋炒饭，我们天天吃蛋炒饭，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可能我现在喜欢吃蛋炒饭、最善于炒蛋炒饭是那时爷爷培养的。每天吃蛋炒饭是很省事，但缺少油水，我多次向爷爷提出抗议也无济于事。有一天在同学家做作业，实在忍不住，吃了同学妈妈做的肉包子，回到家里自然是蛋炒饭吃不下了，没想到爷爷又发了一顿脾气，说我不该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接着又给我扣上“贪图便宜、好逸恶劳”的大帽子。我心里不服但很无奈，只能无语，后来看见奶奶回来爷爷狼吞虎咽地吃奶奶做的饭菜时，又对他产生可怜和敬佩之心。

             爷爷坚强又硬气

        “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大地的时候，也波及我的家，给我爷爷奶奶带来痛苦的同时，也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痕。1968年，记得造反派第一次抄家的那个晚上，父亲从“牛棚”押回家，站立在房子中央，爷爷奶奶坐在床头默默不语，我和弟弟惊恐地张望，任凭造反派翻箱倒柜、喝斥怒骂。折腾完，造反派带着父亲离去，我看着一片狼藉，眼泪就要涌出，这时爷爷大喝一声：“不许哭。”他面部毫无表情，镇定自若，再也不说一句话了。当时他内心是何滋味，如今也不得而知，但我能感受到他的坚强。仅过了一天，更大的灾难降临了，因受到父亲“反对江青”罪名牵连，造反派突然闯入家中宣布对爷爷和奶奶隔离审查的决定，爷爷的罪名是“特务”，奶奶的罪名是“间谍”。于是爷爷奶奶也被关入“牛棚”。紧接着大弟弟又因莫须有的“书写反动标语”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整个家就像塌了天，陷了地，变得支离破碎，温馨的家被变成“剥削阶级家庭”，最亲的亲人变成了“阶级敌人”，无知愚昧、莫名茫然使我感到空虚和惊恐。尤其是在文化局宿舍大院里同时开会批斗爷爷、奶奶、父亲，我不敢去看，我怕同学们的目光，一个人躲在家里品尝那种撕心裂肺的伤感。大弟弟不能上学，被送到巢湖烔炀河老保姆家，和农村人朝夕相处。在那天昏地暗的日子里，我每天悄悄地去三个“牛棚”，眼泪汪汪地看着爷爷、奶奶和父亲屈辱的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爷爷被打的情景，我身心震撼，痛苦万分。那天我站在爷爷的“牛棚”门口，正好看见造反派训斥列队的“牛鬼蛇神”，只有爷爷一人跪在前面，爷爷站了起来，突然被一造反派用棍棒猛击大腿，不由自主又跪了下去，这时爷爷看见了我，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他默默地看着我，虽然跪在地上但始终昂着头，不说一句话，虽然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着什么，但是我还是感受到了他的坚强。后来，爷爷被解除隔离，出了“牛棚”，被所在单位省文史馆安排到大蜀山学习劳动“改造”， 谁知在出发前一天，由于心情郁闷，血压升高，突发中风摔倒，半身不遂，一病不起。1969年他又和奶奶被林彪“一号通令”疏散离开合肥到了皖南歙县，住在我的小姑妈家中。到歙县不久，爷爷就全瘫卧床不起，口不能言，手不能动。我从1971年春节开始，几乎年年到歙县过年，主要是去看望爷爷奶奶。每次看到爷爷卧床不起的样子，我心里都很难过。但是爷爷看见我总是露出笑容，目光炯炯有神，从这笑容中，从这目光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他的坚强。

             爷爷平凡而正直

        爷爷被病魔折磨了4年，1973年病逝，走完了他72年的历程。爷爷出生在巢县中垾巢湖边上一个小村庄，他读书时间不长，很小就出来闯荡，他当长工、做苦力、聘文书。记得听奶奶说过，爷爷性格刚毅，宁愿挨饿受冻也从不委曲求全，因此吃了很多亏。一次在一个有钱人家帮工，当家的要他多干一些活才给吃饭，他把裤带使劲系紧，掉头而去，他宁愿不吃饭也不多干不该干的活。凭着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他终于在芜湖打出一片天地，先在《皖江日报》，后在《工商日报》、《工商报》有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当时芜湖二街上的报馆还是有些名气的，爷爷在报馆当过练习生、校对、记者和编辑，后在自行筹办《中江报》里担任主编兼经理，1945年后，爷爷又在恢复的《工商日报》担任副社长。艰苦年代，爷爷投身新闻事业，奶奶操之家务，老老少少一大家过得还算风平浪静。然而在那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岁月也是求生存、苦挣扎。共产党的“大特务”李克农因为和爷爷同乡，当时他在芜湖做地下工作时，和爷爷有过一段亲密来往，他对报馆和爷爷对他的帮助是很感激的。解放后李克农不忘老朋友，1956年6月，李克农来安徽视察，在合肥接见了爷爷和我父母。李克农和他们畅叙友情，关心他们生活，使爷爷深受感动。同年10月，省委统战部为爷爷安排工作，先在省工商联，后在省文史馆，爷爷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工作单位发挥特长，工作颇有成效。后来1962年2月李克农病逝，爷爷很难过，虽然不可能有机会去北京吊唁，他却领着我向着北方深深鞠了三个躬。

         1973年10月爷爷去世时爸妈和弟弟在固镇县新马桥省五七干校，我和外婆在合肥。当时我在上高中，正准备期末考试。一天在课堂上看见小叔叔柏龙驭在教室外对我张望，我就觉得出了什么事情，果然下课后见到叔叔听到噩耗，得知爷爷已经驾鹤西去。我强忍泪水、茫然失措。由于当时学习的原因，爸妈没有让我去歙县给爷爷送行，他们带着小弟弟从新马桥乘火车到合肥转车时，我赶到合肥火车站和他们见面，父母让我安心学习，我脸上挂着泪水说不出话。当时没有去歙县，现在想想这是我永难忘怀的遗憾。记得1975年春节我去歙县，在我小姑柏龙珍的带领下到了爷爷的坟前，我跪在那里失声痛哭，我轻轻呼唤着爷爷，我想爷爷，我爱爷爷。

        2019年8月10日，我父亲率全家四代十几人来到歙县，将爷爷留在坟地的遗骨火化，迁骨灰至合肥小蜀山奶奶墓地合葬，终于完成他们夫妇二人永远在一起的心愿！

         （2019年迁爷爷骨灰至合肥）

        爷爷一生在苦难中磨炼，在平凡中生存。虽然我不太了解爷爷的详细生平和历史，但是凭我和爷爷的亲密接触，我感觉到爷爷是一个正直坚强、刚毅纯洁的男人，是一个热爱生活、爱憎分明的好人。他平凡不显赫，他随和不高调，他的许多言语和举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可以这么说，他在我心里永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平凡而又正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