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土生土长的枝江百里洲人，作为投身于精准扶贫的干部，《百里洲纪事》大概是朱朝敏绕不过去的一本书。每个作家大约都有这么一部书，必须要写，不能不写，否则，它就会一直噬咬你的心灵，让你觉得无从向手中这支笔交代。朱朝敏这位一向以小说作为创作体裁的作家，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将家乡的涓滴新变娓娓道来，将父老乡亲的心灵之困抽丝剖茧，在深入乡土社会复杂肌理的同时反求诸己，某种意义上也打开了文学的一条新路。
不同于大多数报告文学将经济置于脱贫攻坚战役的核心，尽管朱朝敏也会详实记录扶贫对象的基本情况和扶贫措施，但这只是她叙述的出发点。从一开始，她就将沉默的浩瀚如大海的人心作为自己工作的对象。她长久地凝视着那片海，她决心勇敢地打开自己，以心换心，她要温暖那些犹在困厄中的心灵，重新拥抱已经退回到记忆中的乡村。我知道，这一切对于我的那些羞怯的讷于言辞的乡亲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啊，那些在生活的苦水中哀哀熬煎的人，怎会如此轻易打开心扉，去接受一个陌生人的哪怕是些微的善意呢？一次次的锲而不舍，一次次的感同身受，一次次的设身处地……我说的是扶贫干部，也说的是记录者朱朝敏，这才有了沉甸甸的《百里洲纪事》，让我们得以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
那是一片怎样的景象啊。在朱朝敏的笔下，有真实的精神疾患病人：因为给棉花打农药而造成大脑神经损伤的杨勇，有因为儿时患病打针伤了脑袋的小赵，有被双亲抛弃、受辱致疯的金蓉，有偏执型的精神病胡子林，有诉诸暴力的周建波。他们是今日贫困之因，也是贫困之果。朱朝敏耐心地泅入历史的河流，进入他们的生命故事，寻找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比如，当她用“好人”称呼周建波的时候，这个饱受乡村暴力之苦的汉子刹那间从狂暴中清醒，短暂地恢复了神智。这不能不让人感慨语言的力量。我们谁不是被语言所定义与刻写呢？就像一个农妇的朴实之言，“只要说话说到他心坎上，他一点儿病都没有。”不独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朱朝敏意识到，在时代的剧变中，那些所谓的弱势群体，多多少少心理上出现了空洞。那个行为乖谬、在耄耋之年执意要去拾棉花的姨婆婆，何尝不是因为一直活在老无所依的恐慌中；那个拒绝他人靠近、孤独终老的杨春天，长年累月的沉默中难道不是蕴含了撕心裂肺的呐喊。“归根结底，精准扶贫真不是仅针对吃穿住行，而是人心问题。而人心……那隐藏在血肉之躯里的大海，幽暗而广阔，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澜起伏，时而一览无余，时而望不到边际……”这是一个作家的心灵脉动，也是扶贫干部以行动获得的真知。
我特别注意到，对于叙写的扶贫对象，朱朝敏刻意避免“贫困者”这一称谓。即使不得不用，她也加上引号。她更习惯的说法是，身处命运低谷的人们。她未受那种将金钱作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的侵蚀，从不以俯视的目光看待那些挣扎在困厄中的人们。她很清楚，他们陷入如今的境地，是历史积淀的原因，更多时候也是偶然。人生一世，谁没有遭遇命运偷袭的时候。他们不过是正在承受命运暴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他们与苦难不屈不挠地抗争的样子，恰恰可以照见人的光辉与尊严。这也是这部作品隐而不彰的主题。在《我们想要虞美人》中，覃老太待人接物清淡，清洁自律，洁身自好。尽管条件符合，她也不愿意被当作五保户，原因在于，她始终对于儿子的归来心存信念。她一方面悉心照顾被侮辱被损害的金蓉，一方面不屈不挠地要为她寻找正义与公道。尊严，是人的脊梁。任何时候，任何境遇，都不能放弃对于尊严的坚守。更让人敬重的是，覃老太并未将自己一生的遭际推诿他人，而是化作了推动乡村生态治理的动力。由己及人，福泽乡里，覃老太这样的人，就是中国乡村生生不息的血脉。在《后遗症》里，我们跟随朱朝敏的目光，去见证一个劫后余生的家庭。当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李桂香扶着遭遇车祸、重度瘫痪的熊贵生艰难地走向家门口的单杠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这是积蓄在生命内部永不枯竭的蓬勃能量，是照亮生命的奇迹。这样的故事，确实极大地安慰与鼓舞了我们。
朱朝敏对于扶贫有着朴素的理解——“眼下的农村，经济收入少带来的贫困的确存在，但这现象背后，都有深刻的原因，追根究底，离不了天灾人祸和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说白了，人情世故、世道人心，是一口大油锅，在时光的火焰上被烧烤得沸腾，煎熬着我们，无一人例外。而那些时运不济的弱势者率先经手，我们伸出一把手——别说我们帮了什么，只不过是建立一种关系去见证，见证一个事实：时间如何剥开真相，摊开了那些创伤疼痛给我们看，关于生存，关于人性，关于生命。无一例外的共同伤痛下，我们的伸手与其说是为了他人，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自己”。可以说，这是她的世界观，也是她的方法论。这一深刻理解也决定了她笔下的扶贫干部与扶贫对象的关系。那些扶贫干部，不再固化为伟光正的人格形象，而是活生生的，有呼吸有情感有血肉的人。他们或许要承受扶贫对象的不理解，不断更新、调整观念，并根据扶贫对象的特点，探索个性化的扶贫之路。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在重新建立与他人的情感关联。正是有了扯不断的情感联系，我们的生命才丰富，才饱满。有情有义，才是有滋有味的人生。
顺便说一句，读《百里洲纪事》，于我而言，也是纸上返乡的过程。这不是百里洲的第一次文学再现。之前，赵瑜、胡世全就以《革命百里洲》一书追踪了这片土地的革命前史。现在，在朱朝敏绵密悠长的叙述中，家乡父老的语音语调如奔腾的音符接踵而至，那泼辣的生动的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声音，是我关于故乡的深刻记忆。山川风物，故里良景，一一历历在目，乡愁油然而生。这得益于朱朝敏精准的素描，也得益于她的倾情。没有情的文字，是死文字。当朱朝敏将浓得化不开的深情投入到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上辛苦劳作的人们的时候，百里洲再度焕发了文学的神采，成为我们心中不舍的惦念。
“被记下的细节，修复了遗忘，故而文字不老。”这是朱朝敏题赠给我的话。我理解她的意思。尽管她不止一次强调自己不过是观察者、呈现者，但在我看来，她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者。当她拆除了固有观念的藩篱，带着体察人心的自我要求走进扶贫现场的时候，她是在记录历史的强劲脉搏，同时，也扩大了文学的半径，通向更广阔的人间
注明：本文来源于2020年7月13日《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