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李琦，祖籍河南邓县，1933年立春生于山东济南。她是一个普通的话剧演员。她是安徽省话剧团的一级演员，演了一辈子话剧。她是1949年6月求学期间，在上海市团委主办的青年学习会学习时，被筹建中的皖南区团委文工队选中，并派她到上海市青年文工团进修。1950年1月，因皖南区团委文工队撤销，她被分配到皖南区党委文工团当演员并来到了芜湖，从此开始了她热爱的文艺生涯。1953年安徽省话剧团成立。1955年我母亲所在的治淮文工团话剧队并入安徽省话剧团，开始了专业话剧演员的生活。我母亲一直以演戏为乐，以演戏为荣，以从事话剧事业为豪。她因为全身心投入话剧中，全身心沉浸在话剧中，才让自己活得更加轻松自在，虽然后来转岗当了导演，但还是对演戏情有独钟。
（年轻时的母亲）
母亲的很多基因遗传给了我，她的性格大大咧咧，为人处事大大方方，待人接物和气友善，这些都被我“继承”了。尤其是母亲特有的文艺才能，这种特殊的基因遗传给我，使我自然而然从小喜欢文艺，喜欢表演，喜欢在表演中出风头，喜欢在出风头后得到一种满足。虽然我长大没有走上施展文艺才能的道路，但是文艺天赋天生植根在我的肌体内，身上的文艺“细胞”更是比比皆是，永远消磨不掉。
（父母亲和1周岁的我） （母亲和三岁的我）
【母亲第一次获大奖，我也有功劳】
母亲是1955年进入安徽省话剧团成为专业话剧演员的。我也是1955年出生的。1956年4月，母亲随安徽省话剧团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主演由我省作家鲁彦周创作的话剧《归来》。《归来》是一出独幕剧，描写干部进城后作风忘本的故事。该剧在北京的天桥剧场上演，一共演出四场，一炮打响。由于当时我才6个月大，母亲只能带着我和保姆也到了北京，住在离天桥剧场不远的一个小旅社里。那时虽然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后来听母亲说，正因为有我在她身边，使她安心演戏，发挥极佳，获得了她话剧演出生涯中的第一个大奖。母亲主演的《归来》因扮演童惠云获得演员二等奖，《归来》荣获演出一等奖，编剧鲁彦周获得剧本一等奖。会演结束后，《归来》还被推荐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在首都轰动一时。母亲获得的二等奖是安徽演员获得的第一个全国奖项。一等奖全国只有六位，时年23岁的母亲能和许多闻名海内外的著名演员共同列二等奖，在全国和安徽文艺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可以这么说，母亲此次获奖在她的话剧演出的生涯中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母亲在话剧“归来”中演出剧照）
母亲回忆，当时全国各个剧团带着孩子去演出的几乎没有第二例，她既要演出又要喂孩子，比别人辛苦，比别人劳累。母亲每次排练和演出完，匆匆离开剧场赶到旅社给我喂奶，有时卸妆都来不及。然而在这辛苦和劳累中她又享受着一种喜悦和快乐，通过喜悦和快乐又能激发出演好戏的激情。所以说，母亲这次演出得大奖，我是功不可没的。很多年过去了，母亲每次和我谈及此事都是津津有味，仍然迸发出喜悦和快乐。
（剧照1）（ 剧照2）
（1958年母亲在电影“柳湖新颂”里的主角）
【母亲嗓门大，我的嗓门也大】
母亲演话剧真可谓全心全意，尽心尽责。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母亲在合肥的话剧舞台上大显身手，逐渐名声大振，她成为省话剧团当之无愧的主要女演员。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大明星。记得母亲参加主演的话剧有《豹子湾战斗》、《紧握手中枪》、《上海战歌》、《在那一边》、《胆剑篇》、《毒手》、《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剧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在省话又先后主演了《暴风雨中的烈火》、《种子撒在人间》、《天王剑》、《彼岸》、《咸亨酒店》、《日出》、《明月初照人》等多部话剧，塑造了各种鲜明独特的艺术形象。我记得从上小学起，就经常去剧场看母亲排戏和演戏，到了寒暑假，有时一场话剧天天晚上去看，还经常在后台看，久而久之对话剧渐渐熟悉，渐渐喜爱。特别是《豹子湾战斗》和《紧握手中枪》话剧在合肥演的场次最多，我也不知看了多少遍了，里面有些台词我都能背下来。我经常陪着母亲一直到演出完，卸完妆，再到剧场外面的小饭店吃点夜宵，然后母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回到家里。那时演话剧很辛苦，由于没有麦克风，要想让全场观众听到讲话的声音，全靠大嗓门。所以话剧演员的职业习惯就是说话又高又亮。母亲就是这样，平时在家里说话声音就很高、很亮，慢慢地我也不知从何时起，说话声也大了起来，嗓门也亮了起来。
（母亲在话剧“这里也是战场”中剧照）
（母亲在“紧握手中枪剧”演出剧照）
（母亲在话剧“天王剑”中的剧照）（母亲在话剧“日出”中的剧照）
母亲的普通话对我也有影响，使我这个从小在合肥长大的孩子从来不说合肥话，跟着说普通话。由于普通话说得好，嗓门又大，学校班级经常让我朗读课文、阅读报纸。我在学校参加宣传队，不是参加诗朗诵节目，就是参加小话剧演出，相声、双簧也经常排演。说实话，我的文艺才能从小学到中学后来到农村和大学，都有发挥和施展。小学是合肥市少年宫文艺宣传队队员，中学是校文艺宣传队班（专门组成的班级）骨干，大学是系学生会文艺委员。后来没有走上文艺战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父母“文革”期间受冲击不愿再让我走这条路，二是受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认为学习好是正道，不愿过早离开学校。然而在我内心深处还是想做一名演员，想做一名母亲那样嗓门大的名演员。
（剧照5）（剧照6）
（剧照7）
（剧照8）
【母亲坐车晕车，我也坐车晕车】
母亲天生晕车，坐汽车十次有九次都晕得厉害。可能是遗传，我小时候晕车也相当严重，尤其是坐长途汽车经常晕车，坐车时间越长越晕得厉害。晕车的主要症状就是呕吐，晕车一次如同生一场大病。然而我晕最厉害的一次不是坐汽车，而是乘飞机，晕机比晕车还要命。记得上小学前夕的1962年，母亲带我去了一次四川，在四川广汉三姥爷家住了一段时间。三姥爷是母亲的亲叔叔，当时在空军服役，在广汉一个航校里当教员。离开三姥爷家时，他安排我和母亲乘飞机到西安，当时我非常兴奋，觉得第一次在天空翱翔是多么自豪啊。然而我们乘的不是客机，而是军用飞机，是一种教学小飞机，也是工作原因，顺路飞行。那种飞机也不知是什么型号，上面没有几个座位，空空荡荡的。我和母亲上了飞机后，刚起飞一会，我们感觉还好，但好景不长，随着飞机在天空的剧烈颠簸，我很快就觉得天旋地转，难受至极。随后母亲开始呕吐，我也接着呕吐，我躺在飞机的舱板上，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简直就像末日来临了。飞机上有几个空军飞行员，好像对我们的狼狈样不以为然，不管不问。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次飞机旅行。飞机在西安一个军用机场降落了，我也总算止住呕吐。下了飞机后，机组人员给我们安排了丰盛的午餐，看着那些平时很少看见的美食（飞行员标准用餐），我和母亲一点胃口也没有。母亲仍然昏昏沉沉，我也晕晕糊糊。我们只是吃了一点西瓜，感觉西瓜特别甜。我和母亲这次乘飞机，本想享受一番空中旅行的快乐，谁知没有快乐，只有痛苦，真是没有福气也没有本事乘飞机啊。直到我参加工作不久，晕车的毛病才彻底消除。
（母亲在黄山）
（母亲和我、大弟弟）
【母亲带小弟弟，我也带小弟弟】
母亲生了我们弟兄三个，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我和大弟弟是奶奶带大的，1967年10月出生的小弟弟完全是母亲带大的。因为“文革”风暴完全打乱了我们家的平静生活，爷爷、奶奶和父亲受到无端打击，已经没有精力和能力照顾孩子了，大弟弟被送到巢县老家农村亲戚家避难，在巢湖边上的小村庄吃尽了苦头。幸亏母亲境遇较好，至少没有被关进“牛棚”，小弟弟还可以天天躺在母亲的怀抱里。1968年，我13岁，小弟弟不满一周岁，那时母亲天天上班，虽然不演戏,但无休止地开会、学习、检查，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莫名煎熬。我每天抱着小弟弟到文化局宿舍大院门口接母亲下班，我们兄弟俩眼巴巴望穿双眼，就想及早看到母亲的身影，看到小弟弟见到母亲的亲热劲，真是辛酸不已。终于有一天母亲离开了家，到了合肥西郊农机校集中学习、劳动，家里只剩下我和小弟弟，还有一个老保姆丁奶奶。我由于学校停课，家里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我的身上，我用母亲给的生活费买米买菜买水果，精打细算。为了省钱，我经常买一两肉、一小块猪肝、一条鱼和二个苹果回来给弟弟吃。毫不夸张，我和保姆多吃蔬菜，荤菜和水果真是舍不得吃。小弟弟就在那段时间和我建立了亲密关系，我整天抱着他，哄着他，喂他饭，带他睡，他真是和我在患难中见真情。小弟弟和我亲，以至于后来见到父母也感到生疏。现在想想不可思议，那段日子我是怎么过来的呢，我怎么那么成熟懂事呢？要知道那时我也是一个孩子啊。还记得在1971年寒假我带3岁多的小弟弟到皖南歙县小姑家，和爷爷奶奶团聚过春节，在歙县20多天里，小弟弟整天跟着我，谁也不要，谁也不亲近，只有和我在一起才不哭不闹，他吃饭我来喂，他睡觉和我在一个被窝，搞得我辛苦不安、疲惫不堪。歙县小姑对我佩服不已，诧异我这个孩子怎么那么会带孩子呢？歙县小姑家左邻右舍也对我佩服不已，惊叹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就服我这个孩子呢？后来小弟弟跟着母亲离开合肥到固镇县新马桥五七干校，我才暂时和他“脱离”了关系。但是那段“带孩子”的经历使我在艰难中有一点点成熟，在朦胧中有一点点懂事，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点点骄傲。
（我和小弟弟）
我母亲现在退休安度晚年。她和我的父亲正在享受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每次家庭聚会，她看到儿孙们热闹的场面更是心满意足。她是一个心胸开阔、性情温和的母亲，她也是一个通情达理、平静安详的母亲。我永远祝福她幸福安康！
（母亲和她的曾孙子）
（省话剧团现任领导慰问母亲）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