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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斓志》一书自今年2月起在《新民晚报》《南方周末》《美文》等报刊上连载以来，反响热烈。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征得作者同意，从中选取三题，以飨读者。
《斑斓志》三读
苏轼画像
书生为真勇
书生之勇为知而后勇，而莽夫之勇是出于无知。苏东坡之所以能够“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应制举上两制书》），也因为这种深知。至于爱，它是我们深入事物、有所作为的一个基础，在这里他爱知皆备，所以才敢于冒犯天颜，屡屡将自己置于险境。这不仅是朝廷上的书生之言，大快之言，即便在现实的操作层面，在实践当中，他也有过一些极出色的表现：面对徐州的滔天洪水，面对密州的匪患猖獗，他都表现出莫大的勇气，毫不畏惧，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一个书生的非凡果勇。我们因而得到深深的启悟：知而后勇，才算真勇。
有人总以为读书人只善于纸上谋划、宫闱密筹，有一种天生的怯懦，那真是大错而特错。知识之教导，真理之指引，会从根本上催发人的勇气。如果文明的培育不能给人以勇迈，那就只好求助于蒙昧和野蛮了。学习是求真、认真之过程，有了这样的追求之心，才可能不顾一切，为真理一搏。我们的历史记载中自然有好坏两种榜样，文明因为其强大的指引力和教导力，最终一定会抵消坏的榜样。仁者勇，儒学的核心即为仁；体制不仁，还需要“仁”与“勇”之外的东西：“智”。我们通观苏东坡的一生，可谓是大“勇”的一生，但因为缺少机心，缺少“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因为任性、因为恃才，这让苏东坡在步入晚年时多有自省。但晓悟并不等于改变，这是源自血脉和文化的基因，源自苏氏家族。他对这一切显然无能为力。
记载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从苏东坡贬谪之地来人，一定要问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语？”可见这位对苏东坡一生造成重创和伤害的宰相，对作为政敌的苏东坡畏惧和忌惮，但对一个拥有无限创造力、才情焕发和敏悟多思的诗人，又好奇和喜爱。有一次某位朋友带来苏东坡的新作《胜相院经藏记》，文章里使用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中“觉今是而昨非”之句，显然是从禅修的角度回视过去，检讨反思招致灾祸的内在原因。文中，苏东坡把自己的执着与强辩归结为四个字：“强恨自用”，说：“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说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
王安石看过此文大为赞叹，对苏东坡非常钦佩，但指出该文应改一字：“日胜日负”要改为“日胜日贫”。此语传至苏东坡，诗人即欣然提笔改“负”为“贫”。一字之易让人思索良多：比起“负”字，“贫”之含纳就更加复杂。“贫”是贫瘠、贫困、贫穷，当然这里不是指财富，也不是指处境，而是指生命的中气。它消耗的是生命中具有创造力和坚持力的根本的东西，惟有它支撑着一个生命的远行，冲破千难万险，向着一个目标。
在王安石眼里，在后来苏东坡的觉悟里，这个“贫”字活画出一个人步步趋近的那种尴尬、无助、难以为继的窘迫境地。苏东坡把纵情激辩、不停的言辞相搏视为“口业”，这在佛教经义里是多么重的一个词。在这种非常严重的认识中，苏东坡感到了无比的沉重，所以他才能认王安石为“一字师”。
“贫”是耗的结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宝贵的生长的汁水。哪怕稍有虚荣心和求胜心，这种“耗”都会不断地加剧。失于竞胜，耗掉真气，究竟用多少时间、多少失败堆积起来，才会让一个人大彻大悟地沉默下来。这种沉默会让对方喘息，留给对方一个反省和自觉的空间，也给自我来一个宽松和寻索求证的机缘。这种沉默会使双方视为一种休战的状态，各自免除冲动，理性也将慢慢回归。除了朝堂政争之外，这种“日胜日贫”还贯穿在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求胜之心总会把人引向虚妄，无论对方才华多么盛大，势力多么强悍，都难免被这种竞胜之心耗贫、耗光。“贫”字活画了人生，它应该成为始终的生命警示。
王安石一生历经两次罢相，饱尝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个目光锐利的洞彻之人、一个大彻大悟之人。所以苏东坡曾称他为“野狐精”，这并非世俗意义上的贬语，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灵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细密心思。王安石说苏东坡的“日胜日贫”之时，又何尝不是在提醒自己。作为一介书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个好的去处。
不曾忘记才华
苏东坡对自身的才华不加掩饰，而且忍不住会有一些自我肯定甚至陶醉。苏东坡的豪情、浪漫、高阔、纵才，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李白。李白是那样的狂言无忌，但他也会经常忘掉自己的才华，而 一个人恰恰在这种时刻才拥有强大的创造力。比起李白，苏东坡好像很少忘掉自己的才华，他对生命中的这种优势颇为得意，这使他多了几分恃才游戏和自得，常常玩性大发。
凭心而论，苏东坡主观上对自我才华的鉴定是准确的，没有多少虚妄和夸大，但同时他对这一切也是自傲的，这时的苏东坡也就显得稍稍无力，气浮于上。如果不是一个过于自信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随意泼洒和笔墨游戏。妙笔生花的细微处，在于一支笔的自我行走，笔端凸显的不再是出自胸臆，而是来自莫名的惯性，好像一支笔在无比娴熟之后能够自我繁衍，妙处横生。这种游戏的兴奋笼罩着他，如堕雾中，真性也就遁到远处。这种时刻对文章来说并非是好的。
苏东坡留下的随意文字稍有些多了。如果说它是一片海洋，一路冲刷而下的泥沙也太多了。所谓的泥沙俱下是一条巨河的特征，那么当它们流到入海口时，一定会有过量的堆积。海洋阔大、深不见底、迷茫无限，泥沙会沉淀其中。沉淀需要巨量的水和较长的时间，这二者具备时，我们才能够放松地欣赏这片浩瀚的海洋。一切都留待后来，等待生命发生转折，这转折是不可逆转的。
这就迎来了他一生中的关键节点，即“乌台诗案”。这一场文字狱、一场旷世冤案之后，这位天才人物的心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此“落尽骄气浮”（《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能够双目下沉，更多也更切近地盯视面前这条坎坷泥泞的道路，深深体味生命的局限和脆弱。尽管还会时不时地显露本性难移的一面，所谓的“满招损”，常常成为苏东坡真实的写照，但在他人生的低潮期，比如身处真正的弱势时，就会暂时忘记自己的才华。这时候的苏东坡创造力是那么宏巨，以至于令人惊讶。他的觉悟力超群，自愈力也极强，这个时候的诗人显得更加可爱，也富于人格魅力。有一股自内而外的力量喷涌而出，将他推向更高和更远。
一个人无论拥有怎样的广博和智慧，都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每个人都是天生如此的，只有充分地感受自己的软弱和残缺的时候，才能回到最清醒最理性的状态，这个时候才是最有力量的。我们可以回想“乌台诗案”以后，苏东坡被贬黄州，那时的诗人是多么沮丧、谨慎和小心。他为度过今后日月不得不做多方设想，开荒种稻，浚井引水，效仿和实践陶渊明，用日常劳作排遣寂寞。在这些日子里他交往了许多普通百姓，与之携酒出游，“野饮花间”，向他们学习筑屋、放牧、种桑、刈草。他看着绿莹莹的禾苗长出了沉甸甸的穗子，欣悦空前；自酿蜜酒，春瓮生香，诗人开始泛起生活的希望。他与奇人异士江畔漫步，月夜泛舟，一起观巨涌，游赤壁，赏月听箫，写出了一生最为深沉蕴藉、感人肺腑的文字。这个时段他的爆发力之强、魅力之大，令后人惊羡。
这个时候，一个生命回到了孤寂和软弱无助的境地，一种过去不曾有过的悟想力和创造力正在缓缓堆积，最后一发而不可收。这一段日子也许是苏东坡对自己的心智产生怀疑的时刻。一位杰出的人物如此，其他人大概也是如此，需要认识自己的不完整和不完美，需要忘记自己的才华。
《撵茶图》讲述了苏轼和王安石好茶好水的故事
阴浊小世界
说到北宋以及类似的朝廷宫阙，古今来不知令多少人感到神秘，而且还有那么多人想挣挤而入；最想不到的是当有人果真如愿以偿，一切将完全出乎所料：自己竟然跌入了一个阴暗污浊的、狭窄的小世界。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要告别明媚的阳光和充沛的氧气，在一个特异而曲折的空间里享用和忍受，直至死亡。由于缺少照晒和新鲜空气，霉菌丛生的腐败是必然的，这从来不以某些宫廷人物的意志为转移。敏锐如苏东坡者，对此肯定有所觉悟，也必然有所超越。苏东坡多次请求外放，就是出自这种恐惧和痛楚。为了能够再次享受阳光、吹拂清新的气流、领略大江大河大山，他曾经奋力挣脱。作为一个地方官可以稍得舒缓，因为毕竟离开了朝廷，有一点自处的权能，多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能够建设和规划，兴办一些利国利民的事业。总之越是远离那个人造的大型蜂巢，就越是接近宽松之地，越是可以亲近美好的自然。封建宫帷之厚重狭窄，落满灰尘脏腻，这一切只有从远处回望，才能看得清晰一些。
从宰相之位退下的王安石和苏东坡有过一次金陵相会，书上这样记载：“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王安石经常穿着俚野便服骑在驴子上，这已足够可爱。对比那个威赫严厉、大权在握的宰相，骑驴老人让人觉得特别亲切。衣冠不整的苏东坡也是一样。他们都经历过上层生活，在那场激烈的党争之后，多少人蒙难，又有多少人获宠。他们两人作为新旧党的重要人物，这次相逢该有多少感慨。
当年的王安石是一个胜利者，身为宰相，手握生杀予夺大权，严厉而迅猛地推进新法，使司马光和苏东坡等先后遭难。就是这样一种对比鲜明的命运，一段激烈冲撞的历史，使他们的重逢变得奇异。出乎预料的是，这次相逢一个在驴上一个在舟中，两人分别下驴弃舟，双脚落地作揖问安，谈笑风生。这种人生场景实在稀少，仿佛一瞬间个人恩怨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有人之常情，只有两个回归自然的生命。苏东坡当时还是一个戴罪之身，在同样郁郁不得志的骑驴宰相面前，如释重负。他们交换诗文，一同吟唱，话旧谈新，何等畅快。此刻置身于山水之间，周边是绿色，是喧喧鸟鸣和水流，而不再是厚重的宫墙，也没有毕恭毕敬的群僚和至高无上的皇帝。在那个权高位重之地，在密不透风的体制中，任何生命都被扭曲，像王安石这样清廉的能吏，像苏东坡这样抱负满满才华横溢的诗人，竟全无机会展露真实的自我。在那个阴冷的处所里，人必须全副武装和紧紧包裹，舍此便没有生存的机会。
而今一切都变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步出了那个阴浊小世界。
所谓的治与被治、牧与被牧，二者之间是一种诡异的关系。这种封建专制政体的发明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还是一种偶然和巧合，大概已很难回答。如果绵延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等于黑暗的代名词，那么关于文功武治的伟大记录又该怎样辨析？作为天下“最大人家”的罪恶、它的虚妄与残酷，又该怎样注解？对此，伟大的史家司马迁以及许多此类人物，尚且不能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旷世大智孔子有着强大的反抗性，并有朴素而严整的思想，虽不能简单称之为理想主义者，却能够将自己推崇的一种政治理想人格寄托于“周公”，然后伸明变革之志。不过无论如何，“周公”还是一个大牧者，是一个牧羊人而不是一只羊。
羊和人的界限与角色也可以打破、互换，但令人震惊的是，最终的结果却没有什么不同。
苏东坡主动要求离开京城，既是一种聪明，也是为了求善。在当时的首善之区汴梁，物质生活虽然丰足便利，但仍旧不是宜居之地。这里太喧哗太拥挤，而且积累了太多的阴谋与龌龊，有那么多的倾轧计谋，党派林立，利益交错，污浊不堪。这种生活销磨心性，浪费生命，终日庸碌没有尽头。我们从书中记载可知，苏东坡一旦离开，能够主政一方时，比如在杭州密州和徐州任职期间，做了多少民生大事。他大兴水利，施政惠民，不必动辄掣肘生乱，能多少放手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当地生活也多姿多彩，颇为尽兴。总之苏东坡在那几个地方任职还是相当潇洒的，也算是一生最为得意的几个阶段。其实这种外地为官的滋味在最初踏上仕途的凤翔时就有体味。
两种生活的对比使他深深地确认，疏离权力中心是多么重要。做一个近臣似乎威赫，实际却要生活在一种毫无光彩的阴影里。这里没有个人意志，更不能施展腾挪，偏离半步即有不测。如果走出宫墙，走得再远一些，才会看到另一番景致。尽管在外地为官也难以不管不顾大干一场，但总比身陷朝堂宽裕得多。这里虽然不能实现更大的抱负，或许还能有所作为。近旁没有一双双阴冷的目光，这太重要了。人在一种盯视下生活，多么痛苦。
“首善之地”说到底不过是权力和物质的聚拢，是一处较大的人工巢穴，它悬在风雨来袭的枝桠上，其实不堪一击。一个为仕之人，难堪之处在于他置身“首善”感到痛苦，一旦远离也会悲伤，甚至要开始无穷无尽的仰望和怀念。这种矛盾古来皆然，鲜有例外。苏东坡的可贵之处在于多了一份清醒，远离后能够松弛下来，留下一部部诗文佳作。他引以为荣的“三大著述”，大致也是在黄州之后的倒霉期写出来的，那时离“首善之地”就更远了。这之前很难做这一类事情，那时的富足、权利、威势、显赫，作为一种人生的假象，许多时候不过是一层装饰而已。那种“善”是一种伪善，是伪装和包裹。现实的苦难与生存被遮罩起来，隔在厚重的宫墙之外。一望无际的田野与丘壑之间有活泼的溪水，有葱绿，有无数的生灵。这种生命繁衍不息的善，才是真善。
《斑斓志》简介
如果要挑选一位最受现代人关注的古代文学家，也许非苏东坡莫属。作为中华奇人，从享受尊荣到跌落低谷，人生奇崛陡峭，千年热议不绝。他是北宋第一高产作家，自古至今有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言说苏东坡遂成为至难至易之事：难在海量资料披览无尽，作业俱已周备；易在早成通识相互借鉴，最可敷衍成书。自现代作家林语堂的“苏传”问世，可说高标卓立，追随者众，蹊径难寻。苏东坡就此成为当代人熟悉的“概念”：面目固定笑容可掬，诸事重叠大同小异。张炜先生以数十年深研之功，兼学术、写作学、文学批评、作品鉴赏、社会思潮溯源及诗学之综合探究，力避俗见直面文本，每言必得凿实，质朴求真，还诗性与生存实境，直抵人性深处。全书分七章并一百二十余题，每题必有独见，每见必得服人，呈显出独有的思想深度与文章才情。苏东坡以华采越千年，张炜以神思共婵娟，为网络时代的苏学爱好者再摆一道精神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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