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 忆 我 的 父 亲 高 启 鹏（外三篇）

 高    益

我的父亲

       古时忌讳晚辈直呼长辈的名字，但我要自豪地说，我的父亲叫高启鹏。因为在洪山矿凡是与工程有联系的人，我自信地说，无人不晓高启鹏。

      听父亲讲，他是1951年经我舅老爷（王世三）介绍，从老家来到洪山矿的。当时住在小吊桥宿舍，连生活用水也没有，要到村里人家打井水。但父亲母亲还是坚持了下来。

       父亲在家排行第四，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舅老爷是当年黄埔二期的学生，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留在南京干了两年师长。由于看不惯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最后回家不干了。他老家就是淄川，后来去大荒地（现在的矿务局驻地）在德国人开的矿干总工。后来日本人把德国人赶走了，改名鲁大公司，他一直在那干总工，直至解放后，在矿务局干总工，1962年退休。舅老爷在五几年教了三个徒弟，一个是王艳清（王叔，我的邻居），一个是我的表叔（舅老爷的儿子），后来表叔在局秘书处。另一个就是我父亲，当时父亲在二井工资组工作，同时也是二井的团总支书记。后来调矿计划科，干了一辈子。

       当时我们都很小，对父亲以前的情况知道的并不多，我们找到了他1952年的预备役兵役证，上面有照片和钢印，看来是当时朝鲜战争结束了，不然的话他也就跟着部队去朝鲜打仗去了。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在当时德国人办的培德学校毕业，他不会英语，懂德语，因上学时的老师全是德国人。

       父亲很节俭，为了吸烟，他还自制了一台手动的小卷烟机，还挺好用。出门一件旧蓝棉上衣，公家配发的白帆布书包，一辆旧自行车。这是他出门的装扮，平时的工作就是一井、二井、三井、煤台、支架厂、矿机厂、洪五，都留下了他深深的印记。单位认识他的人比较多，因为他的工作要同各种人打交道。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人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更新知识，不然最后就会被淘汰。

      1963年上半年，矿上给父亲配发了一台英国产的22位的手摇计算机。那种机型运算使用频繁了很容易出错，矿上还没有人会修理。为了掌握这机子的修理，父亲又扛着十公斤重的计算机，坐上电车去矿务局找局总工请教。晚上经常把计算机扛回家，反复拆解调试，对着说明书，最后掌握了这种机型的修理。

       他平时很注意观察矿上的一些关键设备、设施，并听取厂长及操作工人的意见，提出对其进行改进的方案，这种改进他有不少。典型的一个就是煤台车场，自动摘钩器，把它安装在轨道中间，当两个车厢之间的挂钩只要碰到它，便自动脱落，他把这想法告诉了煤台的场长安叔叔（安奎烈同学的爷爷），安叔叔认为不错，可减轻人工摘钩的体力劳动，而且保证了操作人员的安全。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成功。听父亲讲，当时的运搬工，管车辆摘挂钩的工人，见到父亲后激动地把上衣脱下来，让父亲看看他的两只胳膊。父亲看了看，明白了，由于长期干这种活，一只手扶在车厢上，另一只手去摘钩，他的两只胳膊一只粗一只细，已经影响到身体机能。

       父亲对我奶奶很孝敬，从不让老人生气。虽然工资很低，那时大家都很穷，家家都过的很艰苦，他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奶奶买一点当地的特产，孝敬老人家。奶奶去世以后，父亲很伤心，为了纪念她老人家，父亲用一块滑石，对着奶奶的照片，耗时一个月，刻了奶奶的塑像，以纪念她老人家，永远记住她的养育之恩。

        1960年冬天，父母见我和妹妹很瘦，他工作又忙，就把我俩送回老家去。从洪五到淄博站，那时没有公交，只能下步量，必须先到南定，然后坐火车去淄博站，然后再从淄博站乘火车回老家，那种烧煤的绿皮火车，车头是黑色的。从洪五到南定，这十几里路，父亲母亲轮流背着我和妹妹，爸爸宽大的皮带硌得我身上疼，但必须忍者，不然就下来自己走。这十几里路，天下着小雪，格外寒冷，断断续续，走走歇歇，走了两三个小时，终于听见火车头的鸣笛声，总算到火车站了。候车室很小，没暖气，但总比外面要好一些。在老家待了半年，父母去看我们，老家条件也不好，就带着我和妹妹又回洪五了。当时家家条件都不好，父亲怕我和妹妹挨饿，出差时从南京捎回来一三轮车圆白菜。

      父亲的主要工作是矿计划及工程管理，父亲办事很讲原则。他管工程，有些工程队为了中标，就给父亲送这送那，都被父亲退回去了。他办事认真公平，也得罪了一些人，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文革中也没少挨整，他们办公室几个人一起被下放井下劳动。

       有一天下班后，父亲领我去他的同事唐家湘叔叔家玩。进门后满屋烟味，仔细一看，原来是唐叔唐阿姨两口子正在忙着烧书。一共三大箱，一间半屋本来就不大，三大箱书就占了房子四分之一的空间。父亲说你唐叔叔伤心了。唐叔人很好，天生聪明。听父亲讲，他18岁就在厦门大学毕业了，后来分到矿务局洪山矿。唐叔跟我爷俩打招呼，一边烧着书，一边跟父亲继续说着话。他流泪了，我从他的眼镜片上看得出来。临走时，唐阿姨给了我两包兰花豆，并说这是她老家的特产。第一次吃到兰花豆，吃着挺香，就是有点硬。听父亲讲，唐叔一家是湖南人，他回家到长沙下火车，然后坐大半天的长途汽车，最后坐一个星期的竹筏才能漂到家，唐叔唐阿姨真是不容易啊。

      父亲是管工程的，他大大小小的工程在矿上建了不少。他没有架子，上至矿长党委书记，下至连长、区队长、班组工人，跟他们都很熟。他很尊重别人，经常跟我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是要让我明白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会对自己有帮助。

      当时洪山矿的煤质（洪山混）一直是大掺和型的煤，含矸量偏高，千卡热值不达标。为了提高煤质，把经济效益提上去，光靠提高产量也是不行的，矿长提议，是否我们也要上一套重介质洗选？当时他们都清楚，只有煤质提高了，效益才能更好。最后经矿务局批准，矿长牵头组团，领着十几个人去国家的两家重介质洗选厂参观。记得一家辽宁朝阳北票矿务局洗选厂。另一家是南京矿务局的王坪村矿洗选厂。当时的东北零下十几度，对我们淄博人来讲是够冷的。从两地学习参观回来后，经矿务局批准，矿长组织，我父亲牵头，从头开始全部洗选的设计工作，地点就在当时父亲的办公室，矿调度室最西头的那一间。同学相和平的父亲，时任矿技术科科长，由他负责设计中的各项协调工作。那时，我到父亲那儿，只见各个办公桌上摆满了厚厚的各种图纸，墙上也挂的满满都是。在办公室忙碌的前辈中，我认识的有程楠荪（程叔）、王进宏（王叔）、丁慧的父亲（丁叔），相和平同学的父亲（相叔）。紧张的设计工作持续了一个月，结果父亲和同事们发现，越来越搞不下去了，问题逐步显现，当时洪山矿并不具备搞重介质洗选的专业人才。它是继机、电、工艺、基础配套、运筹管理等等的综合工程。最后，矿长委派我父亲去矿务局、省煤炭局、煤炭部设计院求援，请来了两批专门搞重介质洗选的专家教授。一是省煤炭局设计院的，二是煤炭部设计院的，关键时刻来了救兵，前辈们信心大增。我曾见过设计院的那些专家们，那些人人很好，说话和蔼可亲，一点专家的架子也没有，我当时觉得这该就是专家水平高的体现吧。

        经过省局、部设计院，加本矿参加设计的人员共同努力。他们没有星期天，没有休息日，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拿出了符合矿现场条件的方案。邓增吉矿长很感激院校的帮助，父亲很高兴，终于洗选工程的第一步迈出去了。矿上为院校的专家们召开了欢送会，表彰他们为洪山矿的建设作出的努力，一家人恋恋不舍地送走了专家，专家们也落泪了。半年来的日日夜夜，跑现场，看工地，基层一线需要他们。洪山矿的同行们忘不了他们。

        洪山矿是煤炭部的对外开放单位，每年都会有不少老外前来参观。我记忆中有英国煤炭部部长，有地拉那矿务局的局长、总工，他们是冲着极薄于贫瘠矿，开采价值不大，他们多年来一直从英国进口煤炭。还有美国的煤炭部长，是个女博士，大个子蓝眼睛，后面背着个照相机，有60岁的样子。听白叔（白怀普，当时是二井的主管井长）讲，他领着老外参观了井下，然后参观二井的井架，通过一个过道时，白叔一弯腰就过去了，那老外部长的头一下子碰到了管子上，不假思索回头“啪”就是一张照下来，嘴里咕噜了一句英语，白叔听翻译讲“什么东西这么硬？”白叔说老外的个子太高了。最后方案经矿总工签字，报矿务局。为了把工作做到万无一失，由矿长总工牵头，父亲参与，先后多次召开会议，包括局里请来的工程师，及本矿参与设计的人员，一线的区队长、连长、工人，对现场的施工方案、外购设备、自制设备、现场设施改造、车场的论证逐一进行了多次讨论，广泛征求矿上各类人员的意见。我认识的前辈不是很多，前边提到有邓叔（邓增吉，矿长）、程叔、唐叔、相叔、王叔、丁叔、安厂长、白叔、王叔（王艳清，王孔林、王孔森的父亲）、张厚生（机厂的工程师，后任矿总工，他是我家邻居，人很好）。这些前辈留给我的印象是，人好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我想这也就是洪山矿最强的技术队伍吧，没有他们洪山矿的先进红旗单位很难保得住。煤台支架厂一间由水泥仓库临时改成的综合办公室开始运行，这里集中了矿上各部门各单位调来的技术人员，十几张办公桌一拉溜摆开，这就是当时重介质洗选的指挥部。院子外面摆满了支架厂的水泥棚子，一垛一垛地垛在那里，之间被电车道隔开，显得空间不是很大。工人们正忙着用行车吊车把一垛垛的水泥棚架装车，由电车头拖着运往一井二井三井井下，各种声音交替不断。养护支架用的锅炉时不时隆隆地响着发出尖锐的喷气声，切割机冒着火花切割着各种钢筋和钢丝绳。吊车来来回回上下移动着，负责挂钢丝绳的工人打着手势正在与吊车司机传递信号。刚从养护室出来的水泥棚从旁边过去就会感到很热。七月份的天气非常热，工人们时不时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最终，设计施工方案完成，邓矿长（邓增吉）矿总工签字后父亲去矿务局、省局、煤炭部报批方案。半个月后，方案批准了。国家投资2.5亿元的现代化洗选厂要动工修建了。矿上动员了最好的技术力量及施工队伍，各类技术人员、厂长、区队长、工人开始了紧张的施工改造。整个煤台沸腾了，自山矿建矿以来，这是国家投资最大的项目，既不能影响生产，还要进行施工改造。由于原来的地形是个老矿渣堆，高低不平，场内铁路线纵横交错，大的机械很难用上。六七支队伍同时展开施工，有外包单位的，有本矿的，场内摆满了各种施工机械、物资、车辆。一是施工机械的声音，二是煤台的电车来来回回从中间经过，噪声很大。工人们不时地往矿渣上喷水，减少粉尘飞扬。中午的阳光晒在身上，帆布工作服很快就被湿透了，工人们顶着烈日带着头盔在高温下工作。在厂长现场指挥的带领下，三八班白昼奋战，拆除原有的无法使用的厂房，新的设施打地基，为此有些工人还负了重伤。我坐电车时就遇见了一个在电车头上 ，担架上躺着，身上缠满绷带的负重伤的工人师傅，据说他是在拆除钢架时从钢架上掉下来的，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为了国家建设，他（她）们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真正体现了工人阶级特有的吃苦耐劳敬业精神。为了建好国家重点工程，为了建设好洪山矿，他们真是拼了。

       前期施工紧张的进行着，父亲忙的一个月都没回家，吃住在办公室，因为一线指挥需要他们。工地三八班的施工不能有一点点的失误，进度、安全、人力、车辆、材料随时都要协调，这是一个矿上从未干过的工程，难度之大令人难以想象。经过前辈们两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建成了，并一次试车成功。父亲很高兴，这是院校与局、部三级领导及矿工人奋战两年的成果。它不仅是山东省第一家现代化洗选厂，而且还代表着世界煤矿洗选水平，为洪山矿煤质翻身打了一个大仗。父亲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曾经帮助他们的设计院总工、教授们。父亲困了累了，他在家整整睡了两天。母亲嘱咐我们不要吵醒他。父亲他经手的大大小小的工程不少，但唯一让他耗时间最长的一个就是煤台《重介质洗选项目》，前后消耗了他三年的心血。本人不在矿上干，一些东西全是听父亲的同事讲的。父亲从来不向我们讲这些，他只是就事论事，讲知识的应用。我印象中对重介质洗选工程比较清楚的（我认识的）有以下几个人：

        一、程楠荪，他是重介质洗选后的下一任总工，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全程参加了重介质洗选的设计、安装、调试过程，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是同济大学的高材生，对人和气。

        二、王进宏，他是山东矿业学院的，也全程参加了重介质洗选的设计、安装、调试工作，也是我的邻居，在电气设计上对我帮助不小。我至今感谢王叔。

        三、白怀普，我父亲的老朋友，人很直率，工作能力强。

        四、张厚生，他是张刚的父亲，也是我后来的邻居，是继程楠荪总工调走后最后一任矿总工。他毕业于淮南煤学院，擅长工程安装改造、钢结构设计。他技术很厉害，有一次二井渣子堆绞车房改造，局安装队队长受了重伤，活干不下去了，是他领着安装队把改造干完的。钢结构件是他的强项，他还解决了当时让人头疼的问题——二井主井井架摇晃。二井当时是矿上产量的大头，矿长很重视，立即组织攻关，最后选定了张叔的方案，即在双主斜撑钢构杆下面分别又加了两个结构支撑点。改造完以后，病根消除了，得到好多技术人员的认可，局总工额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五、王艳清，是二井技术组的组长，是测量采矿工程师。二井采场范围很大，东至罗村，北至史家庄，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水较大，开采难度大。他办公室里一张很大的地质地形图，一屋人都在听他讲。他平时不爱说话，但水平很高，很清楚他画的红铅笔线几个月以后国家几千万的投资就花上了。他负责的二井技术组一直是矿技术科的骨干力量。他开发的二井六层煤“一线穿”方案，曾获煤炭部科技成果奖，为国家节省了上亿的投资。

        六、丁叔。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去父亲办公室经常见到他和父亲在一起探讨各种问题。丁叔是老本科生，他为人和善，技术水平好，为了工作经常和我父亲谈到很晚。他也全程参加了重介质洗选的过程，是矿技术科的主力。还有好多老前辈我记不清了，这些人，都是洪山矿的功臣。本人回忆的这些事情，都是当年旁听的记忆，有的可能与实际有差距，但愿读到这篇回忆录的前辈老师们、老大哥（姐）们批评指正。以还原当年前辈们在洪山矿为国家建设无私奉献、奋力拼搏的事迹。

       父亲的《重介质洗选工程车场设计方案》获得了当年山东省科技成果二等奖，矿务局的分管副局长前来祝贺。父亲眼里这个成果奖不仅仅是奖给他个人的，也是奖给为重介质洗选工程天天埋头苦干在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厂长及一线工人的。父亲很高兴，很自豪，在有生之年把代表国际一流水平的项目落户到洪山矿，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当年父亲曾给我讲过车场设计的事情。1961年，寨里矿还归洪山矿管，煤是运往南煤台。它的主井是寨里井、北斜井，那时矿务局安排南煤台、北煤台车场改造。当时父亲为了把车场改造好，经矿、局同意，特意去上海交通大学学习运筹学。这是采矿业的一个单独学科。父亲学习回来后，又邀请了交大的教授（他的老师）来矿现场指导车场设计。我当时还有个印象，有一天我去父亲办公室，办公室里多了一张写字台，那教授带着墨镜，在喝茶。父亲告诉我，这是上海交大来的教授，是留学生。我记得那个教授有一米七六高，体型瘦，每天上午抽着大雪茄烟，用烟叶直接卷的那种烟，截面是方的，端着茶水，戴着他那墨镜，对着留声机跳舞。上身是天然色的冲锋衣，穿着一双紫红色的皮鞋。我想当时上海教授的生活情调还是比较浪漫悠闲的。有教授的亲临指导，父亲很快完成了南北煤台的车场设计方案。经局里批准，并得以实施，效果显著。节省了矿车在煤台周转的时间，电车头减少了好几个，运力提高了不少人，得到矿、局两级总工的认可。父亲很注意推荐人才，他在局里、部里汇报计划时，向煤炭部的黄总工推荐了两个在洪山矿成绩比较突出的人。一是唐家湘。他的贡献是，证实了测量公式上打对穿用的一个常数“ε”值的由来。因为国家采矿标准一直沿用俄罗斯的标准，顿巴斯矿务局的总工发明的公式。矿上在井上、井下、斜井打对穿时均采用该公式，该公式里面有个常数“ε”值是0.3。这个0.3是怎么来的？顿巴斯矿务局的总工定义这是个实验数据。当时只要井上下打对穿，套上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就很准确，实践也证明了这个公式的可靠性。但这个0.3是怎么来的？唐叔用了十年的时间，光稿纸得用了一个立方，最后推导出了这个0.3的由来。父亲去煤炭部汇报时，把这件事也向黄总汇报了，黄总是煤炭部的总工，早期曾在矿务局干过总工。黄总看后很高兴，立即批示拟文，为唐叔晋升工程师。后来，唐叔任矿总工，后又任矿务局副总工。晋升的第二个人是王艳清，他的贡献是把地下六层煤连起来搞了个“一线穿”方案。在这六层煤上开通一个斜井，把这六层煤连起来，这样就避免了一层煤一套运输班子。采用这个方案，把这六层煤采出来，可为国家节省两个亿的投资，工期缩短两年半。父亲把这事汇报给黄总，黄总工很欣赏，马上批文：“王艳清同志的方案为国家极薄煤层开采做出重大贡献”。

       父亲多年来全身心的投入和忘我工作， 殚精竭虑，积劳成疾。最终在工作中发生急症，于1982年6月病逝，享年49岁。

       您走的这么急啊，您的一生还不足半百啊！我那苦命的父亲！

       父亲啊，您累了，您睡了，永远地睡了。在给父亲上百日坟时，矿上地面施工队的蒲大爷他们早已在那儿等候我们了。见到蒲大爷和父亲的老朋友，我顿时泪如雨下，我们抱着蒲大爷失声大哭。

        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任何的财产，只有那矿上一间半的公房和他那一箱一箱的书籍。有采矿的、机械的、工艺的、土建的、电气的，有国内外各种采矿的期刊。在他的遗物中，我们找到了他五十年代任二立井团总支书记的任命书，以及当年预备役的兵役证。

        父亲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贡献给了洪山矿这片土地。

我的父母亲留影

我父亲用了十几年的烟斗

父亲自己动手制作的袜撑子，用来缝补他下井穿的线袜子，用了二十多年。

这是北京矿院的学生在洪山矿实习时，学校主任工程师送给我父亲的塑料烟盒。

            之二：      我 的 母 亲

我的母亲

       1960年夏天，母亲在煤台食堂干白案，每班12小时，夜班从晚12点到次日中午12点。上夜班从洪五到煤台，步行大约在45分钟，一般都是选择坐最后一班车到北煤台，然后再步行十几分钟到食堂。

       ‌我和妹妹都小，那年我不到六岁，妹妹比我小三岁。别的家长都坐晚上10点20车赶班走了，我和妹妹还都没有睡。母亲不放心，她还得等我俩都睡了，这时，最后一班车早已过点。家里上海产三五牌的表己在"嘡嘡嘡地响着，显示时间现在是11点。她只能提起书包，把门锁好，顺着洪五去二井的小路，赶紧赶路。走到接近二井的岔路口。然后顺着铁路路基爬上大斜坡，再顺着铁路一直走到煤台。

         这个地方，原先并没有路。而是从这地方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往铁路路基上爬的路，坡度大约在32°左右。除了铁路，两边全是牟家村和小窎桥村的庄稼地，两边的玉米有一米半高。那条路可以称得上是羊肠小道，也就有400公分宽。一般平时爬这个坡，必须手脚并用才能跑得上去。这是在不下雨的情况下往上爬，从下面爬上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经常累的气喘吁吁。

       有一次晚上，天下着大雨，母亲打着伞上班，来到这个铁路上坡的下面，刚往上爬了几步，就溜下来了。狂风夹着暴雨，不时的打着闪电，母亲全身淋透了，用手刮刮脸上的水继续往上爬，又从路基斜坡上溜下来了，来来回回不知爬了多少次，手也被划破了，反反复复接近20分钟。最后，她从斜坡的旁边抓着斜坡上的草终于爬上去了。母亲已经是全身泥水，大雨淋的睁不开眼睛，伞也丢了，她累的瘫坐在地上。

        ‌第二天中午，母亲下班回家把这件事讲给我和妹妹听，我和妹妹都听哭了。‌因为那个斜坡太高了，站在斜坡下面得抬起头往上看才能看到铁路路基的边缘，电车头上的受电弓扑闪着绿光，电机车头代着30个车箱轰隆隆响着从上面怒吼着飞速开过。当时的我年幼，只是想自己怎么这么没有用，连自己的母亲都照顾不了。她为我和妹妹吃了太多的苦，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好好孝敬她。‌我现在已经为人之父。当‌爷爷了，只有经过那个年代才能知道当年母亲的艰辛。

       ‌母亲今年89岁了，在我们兄妹四个的照顾下，现在身体还可以。还能自己走路，累了就拄着拐杖，孙子还给她买了老人专用的坐推车。外甥闺女黄淑晨还特为姥姥买了个冰箱，以储存从医院拿回来的中药水。大外甥闺女肖林还给姥姥买了个手机，以方便与姥姥视频。 老人腿腰经常疼痛，孙子高亮就给她买了一套理疗烤电设施。

        她头脑清醒，但老人家的耳朵听力不好了，打个电话，有时一句话说三遍她才能听得见。想我们了，就跟我们视频，其实就是看看视频里头我们，然后说上几句问候家里孙子，孙女，闺女，儿媳，女胥的话。

       ‌十几年来，我们兄妹四个为了母亲，轮流在家里，医院里伺候她。身体有什么问题，随时找医生，期望老人家健康长寿，安度晚年。弟弟高举最辛苦了，每天的任务，除了伺候老人以外，还得经常跑医院找医生。母亲年令大了，多种疾病缠身，各种的药，有医生开的，有女婿、闺女从药店买的，摆满了写字台的桌面，抽屉。我媳妇许银花还不断给老人姿询专家，以确定下期的冶疗方案。大妹妹高丹妹经常，常住博山伺候老人。我的亲家，赵慧医生是省二院的专家，她也常给老母亲会诊，查病，诊断，开处方，是我们最大的心理靠山。

‌母亲啊

‌是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是您含辛如苦养育了我。

‌是您使我懂得了人生的道理。

‌您是老高家的功臣。

1982年在老家小院，父母与孙子的留影。

1982年在老家小院母亲与我们兄妹4人，我的爱人、孩子的留影。

1984年，我家第三代，孙子外孙女的留影。

             之三：     邻 居 王 大 娘

王大娘的留影

       王大娘是我家在洪五的邻居。听母亲讲，我们两家都是1952年从洪山矿小窎桥宿舍搬过来的。在小窎桥宿舍，我们两家当时就是邻居。搬到洪五宿舍，我们仍相居为邻20多年。王大娘为人和善，助人为乐，和蔼滋祥的面孔，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有一年初一，父亲和母亲都值班去了。母亲在食堂上头班，天还没亮就坐电车走了，父亲上7一5点在机关。早上父亲关照我和妹妹吃完水饺后，临走嘱咐我：″炉子上的锅不要动，锅里的汤是开水，动就会烫着。中午吃饭我就回来″。

       小时候总是盼着过年，只有过年这天才会有好多好多的干果糖块吃。离春节还差一个多月，就断不了缠着母亲问：″过年还有几天啊？″真是日盼夜想。

       那时候的小孩没有什么玩具，偶见邻居的小孩拿出个玩具来玩都觉得新鲜。那时每趟房子10户人家，家里的小孩加起来就有二三十个，并不缺玩伴。我们跟在一帮比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后边。手提着“滴滴金”，一头捏在手里，一边走着，不时低头看着由滴滴金呲出来的黄红色火花。以及燃烧以后的滴滴金"次次啦啦"的响声，尽情的玩耍着。天下着大雪，外面非常冷，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玩的兴趣，跑的浑身冒热气。大雪纷纷扬扬的下着，似乎预示的一句常听大人们讲的话：“瑞雪兆丰年″。

       一大群麻雀飞来飞去跟着我们。捡拾的我们跑掉的食物，″吱吱吱吱"地叫着。我们在前后两排房子之间，来回地跑着，看着点燃的大炮仗芯子呲呲冒火，纷纷吓得捂上耳朵，全然忘记了寒冷。屋顶上的雪水在屋檐下形成了长长的冰柱，光亮透明，挂在每家的屋檐下，越挂越长。大一点的孩子就用竹杆把这些冰柱打下来。 我们则每人手里拿着一块刚打下来的冰块，放在嘴里咔咔啃着，手冻得通红。有的则拿着小锨在雪地上堆雪人，玩的不亦乐乎。

       远处传来大人们的喊叫声，吃饭的点到了。大部分孩子都被叫回家去了，我与妹妹也跑累了饿了，回家去了。我父亲也没回来，后来才知道是井下有急事父亲下井了。我把脸盆倒上水，给妹妹洗洗手，我也洗洗手。转身一看，糟了，妹妹正拿着一个生水饺往嘴里填着吃着。我急了，来不及说话，捏住她的嘴往外掏。让她吐出来。妹妹大哭，惊动了对门王大娘。她急匆匆的赶过来把妹妹抱起来，怎么啦？我把妹妹吃生饺子的事告诉她。他笑笑说，走！到到我家去。跟着王大娘来到她家，一家人正在吃水饺。王大娘很快给我和妹妹每人盛上5个水饺，饿急了，我一边吹吹一边吃。王大娘则在饭桌的另一头，一点一点的给妹妹喂饺子。因为家里人多，她随时还要下饺子。

       过了十五以后，王大娘给我家送来一块小米做的带枣的粘糕，外面用树叶包着。听王大娘在告诉我母亲说是孩子的姥姥来了。我立即赶到王大娘家里。姥姥正在用刀把年糕切的一块一块的分给小孩吃。因为我姥姥早年就没了，我就把王大娘的儿子王孔森的姥姥当做自己的姥姥了。

        姥姥对邻居的大人小孩都很好，大家都很尊重她，亲切的称它为王姥娘。每逢它来王孔森家带来的好吃的，我和妹妹都能吃上一份。这次也当然不例外，她做的年糕太好吃了。王姥娘在孔森家住了一个月，她要回去啦，邻居们、我母亲，我和妹妹都出来送她，大家都舍不得王姥娘走。

       王大娘那时在二井食堂，摊煎饼的班组。听母亲讲，他摊的煎饼厚薄均匀，口感好，来吃饭的职工有一些就直接点名要王大娘摊的箭饼。一些摊的不好的，工人们都不愿意吃。一是上面疙瘩太多，二是薄后不均。食堂管理员崔星一大爷干脆让王大娘当起了教练，手把手的教那些不会干的。一个月以后王大娘他们的班组，成为了优胜班组。王大娘也被宿舍管委会评为三八红旗手，成了食堂的名人。工人们都知道有个王大姐摊的箭饼是二井食堂白案的名吃。

      有时母亲打连班，父亲出差回不来。王大娘就把我兄妹俩接到她们家去。我与孔林、孔森在一张床上睡，妹妹则由孔森的姐姐带着，因为那时候家家都是一间半房。每个家里有四五个小孩，加上我和妹妹，一间半屋是够挤的。母亲下班经常是半夜，就到王大娘家找我们，然后再把我们带回家。王大娘从来不嫌麻烦，从不嫌弃我们。

       有年冬天，我和妹妹的棉袄，母亲做了两天还是没做好，就是袖子与祆片连接的地方。母亲请王大娘过来帮忙，王大娘正在干活，她二话没说，放下手里的活就来帮着我母亲缝制。做完后母亲很高兴，松了一口气，让我们赶快把棉袄穿上，让王大娘看看是否合适。我俩穿上棉袄，高兴的围着王大娘转圈。

       王大娘帮了我家太多的忙，给予了我家太多的关照。所以母亲经常给我俩讲，长大以后要做像王大娘那样的人去帮助别人，别图什么回报。她让我们记住王大娘的好。

       参加工作以后，有一次出差，刚好路过王姥娘的家乡。由于好几年不见王老娘，我一路打听，终于在村的西北角找到了王姥娘的家。王姥娘的家南北略比东西略长，院子没有大门，院子的门口朝南，横对着进村的路。院子的地面是泥土地，扫的干干净净，王姥娘正在西屋的一个土炉子上填火烧水。

终于见到了王姥娘，我把给老人买的煎包、水果罐头、苹果给老人留下。见到老人我感到格外亲切，她也问长问短，挂念着老邻居，多好的老人啊！

       岁月沧桑，王姥娘的脸上显得比前几年又苍老了一些。我向王姥娘告别，打车赶往车站，消失在去往火车站的车流中。

      永不消逝的是我对王大娘、王姥娘的思念。

这是1964年我小妹妹一岁时，我母亲、我、我的两个妹妹与王大娘、王孔森、王素珍、王素云，两家人的合影。

这是王大娘与王大爷的留影

王姥娘

王大爷留影

               之四： 洪山矿盾构机

程楠荪提供

        1969年我们响应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号召。经矿领导批准学校组织我们到矿机厂学工。

‌      矿机厂是全矿设备的维修改造中心，矿上的一些机械设备检修与制作都在这里进行，矿机场总共分五个车间。铆工车间、锻工车间、机加工车间、机维修车间、电维修车间。厂区的中心有一排平房，那是厂长办公室和厂部办公室。

‌       结束了一个月的铆工车间实习后，接班主任孙广泰老师的通知，去机维修车间报到，我们去时孙老师带着20多个同学已经在那里等候。车间韩主任(他是淄川菜园人，年令在四十岁左右)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他给我们讲了车间的安全生产条例，应知应会等等。孙老师则对韩主任的接待表示感谢，并嘱咐我们要遵敬工人老师，不明白的问题就问，不必拘束。

‌       我同韩平、郑立云、万桂香、卢金凤，同学分到了这个车间，分别跟着三个老师干活。 我们被车间的吊车所吸引，一个工人老师熟练地操作者吊车正在吊起一台水泵往车盘上放，吊车不时的发出″吭吭吭″"咔咔咔咔的响声。外边进来的设备被吊车吊起，放到检修工位上，电焊机的焊条发出耀眼的绿光。在不不同的工位，有三台电焊机同时在忙碌着。一台Z32K，和一台Z25K，正在给工件钻眼，一边的冷却水水管在给过热的钻头加着水，两台清洗机隆隆响着，冒着热气，正在清洗着代油污的零件。工人们不时把修过的设备用吊车装上车盘，送到车间外面。車间的地上摆满了井下待修的，康拜因浅截机、水泵、绞车、空压机、减速机、排风机、溜头，整个车间充满了那种固态黄油的味道。门外不时有一井、二井、三井、煤台送过来的，需要大修的设备，送设备的工人带着头盔头灯，脖子上围着白毛巾。 不时的与车间韩主任交谈着、交接着签着字。

‌      领我们干活的三个工人师傅中，有一个是班长梅师傅。车间南头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底盘。他告诉我们，这是刚刚改造好的岩巷掘进机底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先制作大小不一，长短高低不同各种減速机电机的机座。

‌      我们在三个老师的带领下，拉着两个地排车去仓库领来了4种厚薄不同的热扎钢板。 两个老师在钢板上看着图纸画着线，另一个老师则在用气割割矩开始切割钢板。钢板冷却以后，我们开始清理钢板表面的毛刺，氧化铁、调直，作焊接前的做准备工作。三天后，钢板料下完了，表面清理完毕。车间里三台电焊机同时工作，空间不是很大，温度上升很快，焊接产生的一氧化碳太呛，老师把墙烟上的排气风扇打开。一会汗水就湿透了衣服，几天下来，手套磨烂了，焊钳烫手，有的眼睛被电焊光耀着了，眼镜红肿，老师给我们去二井保健站找来眼药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一个星期后，那些机座全部焊接完毕，梅老师查了查领料单，光焊条就用了两吨半，那些机座转入机加工车间加工。

‌     老师带领我们开始在那个大底盘上对着图纸画线，拽着钢卷尺来回走动着，按照总图先画上各个机座的中心线，后再分别画好每个机座上须要钻孔的位置。经过三天的努力，底盘上的钻眼工作告一段落。

        曾经听父亲说过，二个月前他们一行十几个人。是在矿长的带领下去过江西萍乡安源煤矿。 早期的安源煤矿，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安源作为工人运动的基地，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来安源开展革命活动，取得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1949年后改称为萍乡矿务局，安源煤矿。安源煤矿也成中国革命的圣地，人人向往的地方，大型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作者是中央美院的刘春华老师。那年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画像。也是当年最流行的毛主席画像。父亲他们在安源煤矿参观时，也参观了安源煤矿机械厂生产的岩巷掘进机，都觉得这台机型符合我们洪山矿使用。从安源回来以后，矿上决定自己制造一台同型号的岩巷掘进机。那岩巷掘进机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切割刀盘，下面分别是四个小的切割刀盘，推进系统在机子两边，上下刀盘切下来的岩石由主机下面的一条溜子运往机子后边的矿车上。很幸运，我搭上了制做掘进机这趟班车，我感谢孙广㤗老师，感谢韩主任、梅老师他们。

‌       很快，去机加工车间加工的机座都运回来了，我们去仑库领来了安装需要的各种配件，减速机、轴承丶密封圈丶标准件、黄油、机油、电缆线、切割刀头。万事具备安装开始。由吊车吊着主机、机座就位，校正尺寸，然后安装主机两边的机座。按顺序机座安的差不多了，最后，安装刀盘主轴综成、主机动力、传动部分在主机的下方，依次是两边的由康拜因改制的螺旋切割刀盘，安装工作紧张的进行着。随着安装高度的增加，够不着了，老师们找来了一些铁架子，人站在上面安装，为了赶进度工人们都自发的加′班加点干，厂里的厂长，工程师也亲邻现场督阵。

‌         整机安装暂告一段落，主、付切割刀盘上的刀头焊结结束，这时已经看出掘进机的型状，它长度为六米，宽度三点五米，高度三点六米，上部切割刀盘回转直径为三点五米，机头下部是二台改进的苏式滚筒切割机，整机上总共装有大大小小十四台电机。控制台在主机左侧中部，行进部分、分别在二边底盘之上，主机的刀盘用厚钢板拼接而成，正面看，型状成"<″，刀臂为一个三等份的圆，侧面看这个三等份大刀盘更像一架螺旋桨飞机的发动机，烁大的机身把螺旋桨托起，主付刀盘上共安有个刀头两百个，整机总重量在二十五吨左右。

‌      终于迎来了掘进机峻工的日子，外壳被涂上了橘红色的防锈漆，显的格外漂亮。全部接上电源以后准备试车，矿领导和井长都来观看。梅老师爬上控制台坐好，随着一排电扭按下，主切割刀盘慢慢起动起来，逐渐加速，二边的滚筒切割刀盘也转动起来，推进系统代着沉重的机身，缓缓向前走着，底部溜子哗啦华啦的响着

          主机发出巨大的嗡嗡声，震撼着人们，预示着试车成动！工人们激动了，大家纷纷鼓掌向这台设备的制造者致意。感谢他们为洪山矿做出的贡献 ，井长们则盼望赶快投入井下实 验，早日把它用到掘进迎头上去。

‌       现在这种掘进机有一个新的名字，叫盾构机，而不是叫岩巷掘进机。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盾构机从无到有，从三米直径跨越到六米七米。百度和头条，经常有这类报道，标题大部分是<厉害了，我的国》，可我更想说一句:″厉害了，我的矿！那可是在50年前矿机厂制造的盾构机啊。

程楠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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