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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章转自  诗联浙江  微信公众号平台

编者按：《诗联浙江》 的“诗教孔见”栏目至今已刊出孔汝煌先生深入探讨杨叔子诗教新论的“三说”（学而说、拓展说、践行说）中的“学而说”---“育人理念看诗教”的五篇系列论文。从本期起本刊将继续刊登孔汝煌先生近年来所作的有关诗文化发展观方面的八篇系列论文。这一组论文，是孔先生以杨叔子在“诗文化”向度上开创性论述为基础的“拓展说”，分别就诗性文化、诗教文化与诗词文化三方面作诗文化发展观论述。在概述了杨叔子先生在诗文化领域的原创性贡献基础上，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诗学和美学资源，考察相关的社会文化历史状况，为诗文化的上述三方面作了源流及发展轨迹的寻绎，并突现了其中若干带有规律性认识，使有助于指导相关实践。从所论诗文化的源头发生及发展初期的历史中抽象出诗性智慧、审美本体、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四个基本因子，其间的相互作用与融合建构了诗性文化、诗教文化与诗词文化。探讨了诗性智慧说从维柯的单一形象思维到当代诗词尚智说的发展历史，论证了当代诗性智慧应是感性（以想象力为核心的形象思维）－理性（直觉理性与逻辑理性思维）－价值（价值导向的境界思维）三者融汇的创造思维，诗词所蕴涵的诗性智慧主要体现在中国的人文文化之中，也反映在科学文化方面。探讨了诗教文化的源流及其发展，贯通了中华诗教史上从古典、近代至当代的理念（功能说）脉络。提出了当代诗教文化的本体是审美文化，核心是德育文化，聚焦于创新文化，归根至人格文化，尝试为当代诗教文化功能诸说构筑理论基础，指出了实施的致力方向。探讨了诗词文化范畴的缘起，诗词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举证论述诗词中交融着审美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呼应了诗词中的当代诗性智慧说。深入讨论了作为诗词艺术核心的意象—意境说的美学基础与文化精神，指出中国意境美学基础是以道家思想为底蕴的道（禅）儒互补结构，而其文化精神则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儒道（禅）互补形态。论证了儒家在意象—意境论中的基础性主要贡献，并给予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美学的观照与印证。

文以化人三启径（之一上）---略论杨叔子先生对诗文化的原创性贡献

诗教 · 孔见

      鉴于当代诗词、诗教及文化教育界已广泛使用诗性文化、诗教文化与诗词文化三种与诗相关的文化范畴，作者提出诗文化发展观。其内涵是指上述三种既相关联又有区别，且在不断发展中的关于诗的文化的认识范畴。众所周知，杨叔子院士是对大学生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首创者之一，绿色教育理念的首创者，当代诗教文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与开拓者。对杨叔子的绿色教育与诗教文化贡献，可从两个向度进行探讨，在教育学向度上，以绿色教育理念为重点，兼及诗教文化观作了递进式研讨，以期明确杨叔子诗教新论贡献于教育学尤其是对推动素质教育的重要影响（本栏目第一组五篇文章已登载）。从本文开始的系列文章将在诗文化发展观的向度上，以诗教文化为重点，兼及绿色教育理念，拓展研讨，以期明确杨叔子贡献于诗文化发展的影响与潜在价值。杨叔子先生幼受庭训、熟读诗书、长而投身革命、浸沐科学、成为机械工程与人文双栖的当代杰出学者，有广泛影响的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文化学者、诗论家与诗人。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继承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结合的改革者情怀，秉持辨证唯物与历史唯物的科学方法论，饱含热情地论述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其精神血脉孕育了立国之魂。深刻指出了中华诗词的诗性智慧、审美特质、文化属性与育人功能，大力倡导对以诗教文化为契入口的诗文化的继承、弘扬、创新与践行。其对诗文化的当代发展所作出的独创性、奠基性贡献亟待深入探讨，本文拟先总其概要。

一、杨叔子先生对诗性文化的贡献

      诗性文化是十八世纪前后由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论述的关于人类史上出现的原初文化形态。原始民族智慧的唯一思维方式是以想象力为核心的形象思维，这种原初智慧即是原初诗性智慧，与这种原初诗性智慧伴生并相互作用而产生、发展的原初文化形态便是维柯论述的诗性文化。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在古典哲学时代有长足发展，如黑格尔《美学》中使感性溶入了理性：“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诗性智慧在古典哲学时代突破了维柯对原初诗性智慧是单一感性思维的认定，而发展为感性与理性思维的协调。在中国则由刘士林在他的诗性文化系列四卷本著作中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范畴，进而专文论证了“‘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性文化阐释”的命题（《参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1期）。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可见，文化，包括诗性文化也应是不断发展着的范畴。

      杨叔子先生在论述诗性思维即诗性智慧时说：“人文思维说是直觉的、形象的，是指思维创新性的源头，人的精神世界的特有活动是创新源头所在；但任何一个正确的思维过程必须是逻辑的。唐代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句句相扣，步步反溯，后句阐明前句，思路井然有序。”（杨叔子《诗词与科学》第〈三〉段，见湖北诗词学会主办《心潮诗词评论》总第三期[2014年第3期]）杨叔子先生在《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文中，前无古人地论证了中华诗词中存在“科学与人文在思维方式的相融与统一”的必要性与必然性：“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正确的创造性的思维，都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关键。”“正确的创造性的思维，都承认客观存在，尊重客观存在，努力探索客观存在的奥妙。”结论是：“人的大脑不可分，人的思维不可分，科学与人文不可分。人的左、右两半脑有差异，人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有差异，科学与人文有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杨叔子先生别出心裁地以拓朴学中的“特征不变量”概念与诗文中的“诗眼、词眼、文眼”相联系。“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曲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等都能“突出事物不变的特征，来反映事物的主要方面。”（《杨叔子槛外诗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136页）杨叔子对中华诗词中蕴涵丰富、凝练的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作了多方面的论证后，结论道：中华诗词“最是人文，也似科学”“是文学，也是哲学、历史、地理、生物、图画、雕塑、音乐；而且似科学，是科学。”（《力施诗教于未冠》，参见同书第142-143页）。杨叔子如此论证恰是对维柯诗性思维排斥理性思维说的匡正。在《力施诗教于未冠》文中，杨叔子在论证中华诗词“形式与内容高度融为一体”后说：“我们的文艺，我们的诗词，乃至我们的科学，都是：求真，务善，完美，创新。”（《杨叔子槛外诗文选》第143页）从而在诗词的诗性思维中引入了价值取向思维。这就把诗性智慧进一步认定为感性、理性、价值三种思维统一的创新思维。

杨叔子先生在论述诗词的三大长处时，还就诗词中的诗性智慧及其对诗性文化的影响作出论证：“第一，最富于高品味的情感；第二，最富于人生感悟的哲理；第三，最富于能延拓的内涵。”“无美哪有情？不精则堆砌”，贺铸悼亡妻“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刻骨铭心！”张养浩叹惜兴亡之于人民苦难：“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奔腾情潮，万千激浪”！哲理“是概括一切的道理，是智慧”。诗词中就有许多“对世界、对人生有感悟的哲理杰出表达”。“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方方面面，无所不涉”。诗词“名句的延拓就可生动而深刻地包含当时的现实及其过去与未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梦”时曾引用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李白虽“距今1300多年了”，但这句诗“其内涵延拓到今天，也是道道地地合适的”（据《诗词与科学》第〈五〉段）。杨叔子先生在此所指出的诗词同时具有情感性、哲理性与延拓性正是对发展了的现代诗性智慧的举证。杨叔子先生在《寻美古典诗词 践行中华文化》讲演中，把诗词内涵意义的延拓性引向文化层面。“比如，王湾写的《次北固山下》有两联经常被引用──“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初春景色，很美。夜没退尽呢，海上太阳升起来了。任何东西要懂得继承”。“《论语》里有一句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不仅对儿子而言”。“鲁国是家国不分的，国即家，家即国。所以，对儿子讲的也是对国君讲的。国君继位的时候要强调继承，退下来的国君要强调后面的人要改革。”“中国懂得继承，所以，中国了不起。这是有道理的，你把过去的全部推翻了，怎么行？但是，不是为了守旧而继承，是为了创新。北京大学校史馆的校训讲“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温故才会知新，继往才能开来。但是，开来必须继往，知新必须温故，不能不继承。”因此，王湾的名诗与《论语》的这段名言在“继往开来”的哲理上相通，这便是地道的由诗性智慧延拓而来的诗性文化。诗词作为意象艺术的典型，是诗性智慧的结晶。好的意象在特殊性中包涵一般，倘有限中能寓无限，便深化成为了意境，升华到了文化精神的层面。杨叔子先生再举例说：“当年曾国荃打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后，骄傲自满，曾国藩写了首诗给他：‘左列钟鸣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低头一拜屠羊说’是庄子里一个故事”，宰羊的只要安居乐业，再大名利也不要。“万事浮云过太虚”！“《三国演义》开头的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都没有了，都过去了，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为什么孔夫子最好的徒弟是颜回呢？颜回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基本的物质生活够了，主要的都是精神追求。你看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里由对曾国藩诗的解读延拓出“谦虚谨慎”、“不慕荣利”、“安贫乐道”等儒家的君子文化精神来。中国的传统元典如《老子》、《论语》等多是感悟式的“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相结合的诗性文化。

      杨叔子从古典诗词的解读中诠释了他独特的当代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观。杨叔子认为当代诗性智慧应是形象与逻辑、价值三种思维相异相成的创造思维，无论科学文化还是人文文化中都深蕴着中华诗词的诗性文化基因。这标志着维柯开创的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说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原创性重要成果。（待续）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终审：王　骏

本刊编辑：徐吉鸿 姚 立 程瑞文

本期编辑：程瑞文

鸿雪诗词总顾问 蔡世平

本期主持 王 骏

总编 徐吉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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