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上栗斑竹山起义揭秘
贺 干
一、上栗秋收起义是班竹山起义的一次重大预演
一九二七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处于十分危急的阶段。血的教训告诉共产党人:革命必须要有党和人民自己坚强的武装力量，消极防守坐等人来打，不去预想进行反击的措施，革命的“星火”将被扑灭。紧急关头，党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精神给当时的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尤其是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述。父亲贺庆仁在《关于斑竹山起义前后情况》一回忆文章中说“党的政策由政治转入军事进攻的自卫”，这十六个字既是他当时对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真实解读，也是当时发生在上栗秋收起义的现实背景。
上栗秋收起义在萍乡革命斗争史上不同凡响，意义深远，一则起义与毛泽东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时间节点上紧密相贴,分别是9日和10日；二则起义夺得上栗警察所十多条枪，上栗产生了工农义勇军，从此革命进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新阶段。起义队伍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后，在跟以安源工人为主的二团一块攻打浏阳县城的战斗中获得成长，期间上栗的同志们被安源工人在作战中表现出来的“秩序、齐心、勇敢”六个字的安源革命精神所感染，并认识到自己队伍的不足之处，为后续发展积蓄了精神食粮。为此，贺庆仁在上文中进行了反思：在上栗市发动这次起义，因很少进行政治宣传活动，组织斗争只是联络了几个人，如张威九，黎家枢，蔡凡僧几人，带着农民来鼓动的,一经挫折，便各自行动……但后来事实证明这次起义不是没有收获的，因它替我们在上栗市留下了“种子”，给予了我们新的教训。这里所说的“种子”，当然是指后面爆发的斑竹山起义中党的组织骨干力量，这里所说的“新的教训”，无疑是通过跟安源工人队伍的此较，产生了对安源革命精神的一种渴望和必须汲取这种精神力量来改进自己的革命队伍的决心。
一九二七年中秋夜(9月10日)上栗秋收起义到小年夜（1928年元月16日)斑竹山起义，从时间上正好相隔四个月，前后发生的情况截然不同，“黑暗沉寂的上栗一时竟成为了热烈的革命社会了”，不到一个月恢复了上栗的工会和农会，成立了十几个乡的农协，堀田塍，烧契约，队伍威声大振，敌人虽有正规军一个团和靖卫队四个队，也不敢进攻上栗。可以说局面迅速好转的原因是秋收起义为斑竹山起义造就了一个坚强而又团结的区委领导集体，锻炼了一支铁的纪律、作战勇敢的武装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栗秋收起义是斑竹山起义一次重大预演。
二、坚守信念、团结守纪是斑竹山起义获胜的根本原因
2018年元月份，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斑竹山起义九十周年纪念庆典活动，期间在非正式场合听到两句话让我至今难忘，第一句话说：值得庆幸的是上栗首届区委领导班子成员中没有一个是叛徒；第二句话概括起来的意思是：贺庆仁虽然是党的书记，当时才21岁，一个高中生，而队伍中人员身份复杂，恐怕难以驾驭。前者，让我感到欣慰，后者则让我陷入沉思。的确如此，拿扩大区委委员中任何一位同志跟贺庆仁比，无论从年龄、学历、人生经验的积累各个方面，都比贺庆仁强得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斑竹山起义为什么又能取得一系列成果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一夜没睡。第二天上午参加上栗县委举办的斑竹山起义九十周年座谈会，会上市委宣传部张副部长在总结发言中反复强调一句话：“共产党成功，一靠信念，二靠纪律”，话语铿锵有力，顿时让我眼前一亮，有种“拨开云雾见月明”的清朗。是啊，在革命战争年代，丧失党的信念，不守党的政治纪律，易成可耻的叛徒！同样，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如果丧失党的信念，不守党的政治纪律，就易成可耻的“老虎”和“苍蝇”！既然当时的班子成员中没有一位同志是叛徒，就足够证明首届区委是一个纯洁坚强的红色堡垒，人人守信念，个个守纪律。人心齐，山可移，不会分彼此和上下，一切以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就能团结一致，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夺取革命的胜利。
我很敬佩上栗领导班子中的每位同志，他们是赵国城、蔡凡僧、黎静铭、张威九、肖炳蔚、黄镜波、黄征泮、江卓、陈赞猷、张功熊、梁志泉等，大都是上栗本地人，参加了上栗秋收起义，有文化、有觉悟、有素养，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其中赵国城1924年由李立三介绍入党，曾任安源路矿第二支部书记等职，在斑竹山起义中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二团团长，起义失败负伤后只身回到安源煤矿坚持地下工作，8月17日在安源煤矿大操场惨遭杀害。黄征泮，黄埔军校二期炮科毕业，曾任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在斑竹山起义中，利用与敌靖卫团团长胡启图是同学和亲戚的关系，在小年夜设宴夺枪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由于贺庆仁是外地人，对情况生疏，其中黎静铭和肖炳蔚两位同志帮了不少忙，是贺庆仁的得力助手。黎静铭在萍乡中学跟贺庆仁属师生关系，黎老师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学生贺庆仁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所以他俩的关系也就很特殊。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入党，并从事党组织活动，除了作好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的准备，还要作好会危及家人安危性命的思想准备，黎老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处境明确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他家原本数十口人聚族而居，享受农业大家庭中“自给自足”的安稳生活，黎静铭是这个大家庭中第一个知识份子(武汉大学生物系毕业)，但也是这个大家庭中个人经历最为曲折坎坷的一个。原因是入了党，结果弄得他有家不能归，有书不让教，东躲西藏，离乡背井，国民党反动派常到家来抓“异党份子”黎静铭，最后把当家的二叔逼成疯子，上吊自杀了，不知延续多少代的农业大家庭瓦解。尽管如此，黎老师义无反顾，对党忠诚，对自己的学生倍加爱护。吃饭、往宿、开会等都在黎老师家，为贺庆仁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方便以及人身安全的保证。后因家居闹市(上栗镇)，保密条件差，黎老师又将贺庆仁转移离上栗十多里地的醴陵枫圹岳父家，黎老师岳父家成了事实上的起义指挥所。“好人有好报”，解放后，黎老师二儿二女前三个都是离休干部，最小的女儿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在家庭的熏陶下，他们均成为了思想进步，有文化、有知识的新中国第一代人。
有的共产党员在起义之前就在开展活动，为斑竹山起义奠定基础，他就是号称上栗"第一书记"(南源党支部)的肖炳蔚。肖炳蔚是上栗杨歧山人，1927年5月与贺庆仁取得联系后，潜伏在上栗以开永昌隆布店为掩饰开展活动，为迎接起义的到来，很多具体工作都是肖炳蔚及其支部成员黄征泮、蔡凡僧、梁志泉等人完成的。起义失败后，肖炳蔚带领三十多人的队伍在异常艰险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达两年之久，不幸于1929年冬在宜春被捕，1930年1月23日，敌人将他杀害于萍乡东门外，将其首级悬挂在城门示众，时年34岁。
英烈已经逝去，但英烈的精神所承载的红色基因是滋养和激励我们党和人民顽强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时代不同，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却是相同的。让我们通过红色传统资料的学习，去回味和触摸七十年前我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自觉将红色基因铭刻在心，代代相传，这是我通过学习写下《思考》，今又写下《再思考》的真实想法。
2019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