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有前途”吗
最近，英格兰艺术委员会（ACE）发布的一份行业报告，令海外书评界得出颇为悲观的结论：图书尤其是纯文学新书的整体销量日益萎缩；数据显示，2005年到2013年，将写作当成全职的英国作家比例从40%下降到了11.5%。为防止欧美优秀小说“濒临灭绝”，英格兰艺术委员会提出了资助作家及独立出版机构的具体方案，引发业内争议。
至于给作家一小笔钱就能催生出好作品，不少资深人士对此持强烈怀疑态度。有文学编辑直言，除了金字塔顶端凤毛麟角的佼佼者能够变身“印钞机”——如J.K.罗琳、斯蒂芬•金本本畅销持续引爆市场外，大部分严肃文学小说家新作发行不温不火，有的作品被批评“缺少故事性，不够吸引人，影视改编后劲乏力”，一些作家侧重文本的实验性，让读者直呼看不懂，自然也就少人问津。
那么，当受众很难从部分纯文学作品中，短兵相接地感受到故事的乐趣和挑战时，深陷“孤芳自赏”危机的小说家该何去何从？
这份报告称，图书价格、销量以及预付款的下降，意味着纯文学作家比以往更难单独依靠作品来谋生。在今天的海外图书市场尤其是严肃纯文学领域，一本小说的销量只有3000本已经不是件丢人的事了。
“按精装书均价10.12英镑计算，再减去零售商拿走的一半收入，剩下的1.5万英镑还要在出版社、代理商和作家之间分成。”有英国编辑算了笔账后发现，海外作家几年前曾拿到6万英镑预付款，但最近的新书只收到6000英镑预付款，可谓“极具代表性的滑坡”。难怪自2005年到2013年，将写作当作全职的英国作家比例从40%下降到了11.5%。
报告还指出，2017年英国有超过100家图书馆陆续关闭，图书馆的式微正对作家们造成不利影响———那种理所当然就能向图书馆出售几千本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尽管报告显示，主流出版商的利润在持续增长，但“巨头出版商占据垄断了最多的市场份额，对于族群多样性、多元化写作的投资不足”。
在读者人数庞大的中国，纯文学小说的首印数也很难突破万册，著名作家如王安忆、贾平凹、莫言等，长篇新作单行本首印数在十万册以上，已属成绩惊人。
不过，相当比例的写作者并不急于从“写书出书”这项事业中寻求“快速变现”。有的作家很“淡定”：“要承认一个事实，大部分作家是码字匠人，勉强糊口的状态，我们和那些优秀的陶艺匠人、小提琴手或刺绣匠的生活并没什么不同。”
谈及纯文学图书遇冷的原因，不少海外出版商将矛头指向了一些作品的低可读性。资深书评人蒂姆•洛特在《卫报》上嘲讽了英格兰艺术委员会所谓的“资助方案”，他认为纯文学作家有义务“写出更好的书”，即故事性更强的小说，并点名小说家艾米•麦克布莱德的《女孩是件半成品》就是“失去故事性”的典型例子。
但作家们并不买账。英国知名女作家尼科拉•巴克是“实验性写作”观点的拥趸，她认为：“文学确实离不开故事性，但并不意味着就要一味迎合市场。逆流而上的试验性作品，能够为文学发展提供新的想法，这些火花逐渐聚合成文化群体，从而为更大意义上的文学有机体提供养分，最终渗透到主流中，促进文学艺术发展。”
反观国内，持“不好看的小说才高明”观点的作家也不少，个别纯文学作家醉心于文本实验，甚至把讲故事的功能“推”给通俗文学。“文学圈有个倾向，羞于谈及类型小说，加上更多学院派小说家的介入，现在一些小说的思想任务很重，往往忽略了叙事。就像绘画摆脱具象，音乐放弃调性，小说也几乎从现实的日常形态抽离。”王安忆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小说本就是世俗的消费，从 《十日谈》《一千零一夜》，到英国狄更斯、简•奥斯汀的小说莫不如是。
可读性和艺术性原本就不是“敌人”。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提醒，近年来有作家在“超越自我”、追求“思想”的路途中似乎剑走偏锋，一味抽象化，使得叙事的文学性被冲淡，作品人物不接地气，远离生活，缺少亲和力。“小说追求思想没有错，但是思想的穿透力不可能通过牺牲诗性和叙事性来获得，否则小说就滑向非文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