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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选自百度

大锅饭制度下的中国海外公司
作者:龚如仲(美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全面展开,然而“大锅饭”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甚至连外贸国有公司设立在海外的企业也不例外。1987年至1991年期间,受外贸部直属的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委任,我先后在美国纽约州的纽约市和康乃迪克州(简称“康州”)的斯坦福市主持了该公司的三家海外企业(两家出口公司、一家进口公司),亲身体会过那个特殊年代中国国有海外企业在美国吃“大锅饭”的滋味。
“大锅饭”制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干部任用上
当时外贸部对所有派往海外的干部实行了一项制度,叫“近亲回避”制。也许您无法想象,所谓的“近亲回避”就是明文规定:任何男女干部都不允许带着自己的配偶出国工作。已在国外工作的夫妇干部按新规定,或者把其中一人调回国内,或者把此人调往总公司在另一国家所设立的海外分公司工作。如果二人已在海外的同一个国家,那么,按规定,就应该将夫妇二人派到这一国家的两个不同的城市去工作(当然,也是总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这样做的目的是仅仅是为了“避嫌”。
如今看来,这是一个多么缺乏人性的法规!把夫妇双方强行分离,这是何等地荒唐!说来您也许不会相信,这个馊主意是一位身居高职的部长助理(副部级高官)出的,没想到这个建议竟得到了外贸部当局的首肯。我在美国为轻工总公司效力的四年时间里,就一直和妻子处于长期分离的状态。尽管这种牛郎织女式的生活还有其它诸多的客观原因,然而“近亲回避制”的“大棒”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形的威慑。

除了“近亲回避”外,“大锅饭”制度的影响还反映在海外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上。
当时派往国外工作的外贸人员分两种类型,一种叫“推销帮忙型”,另一种是“长期进驻型”。推销人员在有关海外公司工作,少则三五月,多则一两年,这些人员所有吃喝、住房的费用虽然都由公司负担,但他们所得的临时性月薪却极少极少。与其说这少得可怜的收入是工资,还不如说是给他们的“零花钱”。
然而,对长期在海外工作的人员,待遇就优厚得多。我于调刚到美国工作时,上司按外事部门统一规定,给我这个当时的副处级干部定的是“二秘待遇”(外交官二等秘书),后来我被提为正处,相当于外交官一等秘书,所得工资比临时帮忙者多出好几倍,但和其它国家(西欧、日本等)派往美国的海外公司人员的待遇相比,我们的实得工资就少得可怜了。然而,我们这些公派人员的所有住房、电话、用车以及因公出差的费用等统统由公司支付(唯一需要我们自己承担的就是一日三餐的伙食费)。
与此同时,“大锅饭”的阴影还笼罩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其具体体现就是所谓的公私分明上。

当时的海外企业工作者普遍存在着一种想法:既然背靠国家大公司,做的是国际上的大买卖,那我们就得有大老板的气派。于是,无论在对待客户上,还是商务出差中,甚至平时工作时,都尽显大把花钱的潇洒。请客户吃顿饭,一掷几百美元甚至上千美元都算是“小菜一碟”;执行公务时,尽量住好酒店、吃好茶饭、坐好汽车;平时工作中,无须考虑长途电话的花费,借公司电话与远在中国的亲人和朋友长时间地聊天也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这一切费用都由公家支付。您瞧瞧,海外企业花起公款来是何等大方、慷慨!
然而如果是花私人的钱时,平日“豪爽”、“阔绰”的“大款”们立马像变了个人。想到每月所得工资有限,而这点钱还得支付一日三餐的吃喝以及鞋帽、衣服的开销。如果自己不千方百计地省着点花可怎么得了?
于是乎,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出现了:为了买几斤青菜或几块豆腐,有些人可以开着公家的汽车,不辞辛苦地从康州的斯坦福市直奔大都会纽约的唐人街,因为唐人街的东西比康州便宜很多。买菜自己掏腰包,而汽油费是可以报销的。还有人为了改善生活,时不时地假借“请客户吃饭”之名,品尝“鲜鱼活虾”之美味,回公司报帐时连吃饭付的小费都要报销。身为公司的老总又如何去计较部下的这点小小花费?
说到小小花费,这让我想起了一段既有趣但又有点辛酸的往事。
有一回,当时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一位高职务的外交官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是他可以介绍在联合国总部任职的非洲某国官员与我相识,因为那位官员急于建立他的国家从中国购买轻工产品的渠道,而我的公司正好可以帮上大忙。一听说有生意可做,我当然十分高兴,于是我和这位高级外交官约定好时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见面。

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非常寒冷。等我抵达联合国大楼时,那位年龄比我大了许多的外交官先生也恰好大驾光临。稍作寒暄后,我们二人并肩前行,走到了联合国大楼的传达室。按规定,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要让来访者把大衣存放在传达室的衣帽间。一见此况,这位外交官先生马上对我说道:“小龚啊,按规定我是无法回去报销小费的,因为付小费后拿不到单据。一会儿出来取衣服时,你得帮我付小费哦”。我听毕马上答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我一定照办”。
今天想起此事,心中仍然有一点酸楚:贵为总领馆高级外交官的这位老先生,在那特定的“大锅饭”年代,竟然会为区区一美元小费而“折腰”。但反过头来再想想,当时的外交官也一样受“大锅饭”的伤害,他们的实得工资也同样很有限,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钱为公事付小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沧海变桑田!今天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了。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外交官及海外工作者们早已摆脱了那个时代的寒酸和荒唐。不仅夫妇二人可在同一公司工作,有的甚至连子女都可一同出国。更让他们开心的是,国家给予的优厚待遇,早已让他们的外国同行们羡慕不已,我这个老同行也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此文选自拙作【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之第五章“从商之路”)
龚如仲:生于上海,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毕业,毕业后奔赴非洲任铁道部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总部英语翻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英语播音员、记者,外贸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出口二处业务员、副处长,外贸部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处长)。
有关作品:
自2012年至2016年,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自传【岁月如重】(该书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美国纽约市立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作为自传体作品正式收藏),【东西南北中国人---细谈如何在大陆做生意】,【悠然时光】和【悠然时光---如仲诗语】。
2018年4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悠然斋诗文选】
2018年9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花儿在身边开放】
2019年4月,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英文书【My Life—Family, Career & VIPs】
作者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北美北斗星文学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