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曾（上）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
王亚平 文字的舞台
不知道他叫曾什么，只知道他叫老曾。
我认识老曾是在邵阳地区五七干校。那时候我还是个十七岁的孩子。
地区五七干校在洞口县的茶铺，那里原来有一个茶场。
那里地域宽，地势偏，有几座干打垒的土砖房子，做五七干校是最适合的。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颠沛流离，一家人总算是在五七干校团聚了。
爸爸在六连。妈妈先是在一连，后来父亲解放了，夫贵妻荣，妈妈又去二连当了连长。
那是一个清一色的邵阳市城市知青连队，妈妈当了一个孩子王。
弟弟在五七小学读书，而妹妹在五七中学读书。
姐姐先是回到河北的沧州老家插队落户，后来也迁回茶铺了。
我呢，下放在城步苗族自治县的土桥公社和平大队当知识青年。
因为吃不了那里的苦，耐不住那里的寂寞，也常常往茶铺跑。因为“家”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没有人能够经得起家里温暖的诱惑。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在莽莽大山里孤身一人插队落户孩子。
一家人算是有了一个统一的家。全家人也都拿五七干校那间简陋的不到20平方米的土砖小屋当成了自己的家。
当时去干校的人很杂，什么人都有。
但除了军代表（都是现役军人）和“工宣队”（都是从工厂抽调的工人，名义上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实是来搞管理的。）其他人原则上都是“坏人”。
而这批“坏人”按“坏”的程度轻重又分别安排在一至六连。
六连在最远最偏僻的水浸坨，是管制（不是关押，因为还没有武装看守）那些已经宣布被打倒的、或者已经被划为“敌我矛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地方。
我的父亲和他的那些同事，包括地委第一书记谢新颖在内的地委书记常委们都在那里被强制劳动改造。
当时干校所有的人都很忙。
整天忙着修路、盖房子。盖完了宿舍盖食堂，盖完了食堂盖礼堂，后来又修起了制茶的厂房、收茶叶的仓库和供学员子弟读书的学校。
那是不分昼夜、顶风冒雨、加班加点地干。
作为家属，作为回家休息的在职知识青年，我也不能闲着，经常参与他们的劳动。而且由于表现出色，还经常得到他们的表扬。
但我最喜欢做的事还是帮助他们摆弄机械。这也许跟我天生的爱好有关系。
当时的干校只有几台可怜的机械。一台仿苏联嘎斯51的南京嘎斯，两台小手扶拖拉机。后来又添置了一台“铁牛55”大型拖拉机。
就这些玩意儿，马不停蹄地担负起了全干校繁重的建设任务。
而那台南京嘎斯则是这支机械化部队的绝对主力。
由于这台两吨半的小货车跑得很苦，而且整车的质量严重地不过关，所以经常要送到校部的修理班来修理。
修理班是我没有事时最爱去溜达、最爱去帮忙的地方。
修理班只有几个修理工。
有个姓袁的矮小老头，是邵阳人。还有一个姓吕的老头，山东人，身材高大，又黑又胖。两个人都是技术精湛的汽车修理工。
其中，袁师傅的活儿更绝一些，也更和蔼可亲。
他不但乐于带徒弟，而且讲述得非常清晰到位。
他是我学习汽车修理的第一个师傅。当然，我们是没有经过正式拜师和组织认定的那种师徒关系。
这两个人都是原来为国民党工作的，说不定就是国民党党员。
那时候说国民党可了不得！
提起国民党，我们就想起电影中屠杀共产党员的面目狰狞的刽子手，还有就是电影中的特务，要炸我们的军列，暗杀我们的重要人物。反正是个个阴险狡猾，心狠手辣。
小时候这类电影看多了，一说起这三个字脑子里就会条件反射地出现那些恐怖画面。
还有一个姓蔡的，也说他是国民党。
不能明确他是修理工还是司机，因为他也经常去开车。
听说他原来是修理飞机的，技术了得。
蔡师傅是武汉人，四、五十岁一个半大老头，胖乎乎的，整天笑嘻嘻、容光焕发的模样。
那个时候关于他有很多传闻，说他是美军飞虎队的飞机修理技师。人是绝顶的聪明，修飞机修汽车和开汽车的技术都是一流的。而且见人自来熟，讲上三句话，跟谁都亲热得要命。
但要命就是那一条，“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见了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就挪不动脚，不勾搭到手绝不罢休。是标准的“大流氓”。
那个时候，这一条很厉害，是除了叛党卖国罪行之外人们最不能容忍的严重犯罪。（那个时候除了有组织的武斗外，还很少听说贪污诈骗、杀人抢劫、卖淫贩毒等罪行。要杀就是派性斗争，明火执仗公开地杀。）
所以干校的女同志见了嘻嘻哈哈的老蔡都戒备，打招呼说事情什么的都很有分寸。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我这个共产党的儿子却是国民党的徒弟。
当初这几个人都属于六连，只是由于工作需要才被借调到五连。（五连是机械连，只有十来个人，驻校部）
得知他们也是六连的，我心中颇为愤懑不平。怎么他们也跟父亲那些老共产党员们管在一个连？虽说父亲他们是被打倒的走资派，但怎么说也是共产党员啊，怎么就跟国民党搞到一块儿了？真是国共合作了？好坏不分了？
这一下他们那个“牛鬼蛇神连”的称呼可就真的是名副其实了。
那一刻我对文化大革命算是怀疑到家、彻底失望了。甚至打算从此以后就以坏人子女的身份就这么苟且偷生地混一辈子。因为按当时人们的时常挂在嘴边的“阶级斗争观念”，坏人子女和坏人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
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其实，被强制在这里集中劳动改造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都是好人。
他们不会在茶杯里面放毒，在什么地方偷偷地放置定时炸弹或者躲在什么地方磨刀霍霍。
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也有跟我们一样的情感。
而且他们工作兢兢业业，为人心地善良，他们都有功于民族和国家。
那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折磨他们？
唯一的解释的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错了。
这一场由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大革命其实是一场灾难，是一场稀里糊涂的政治运动。
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和简单的思维逻辑，可当时不敢这么想。
那一段时间是我从插队的农村请假回来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约有三个月吧。
这一段时间我学会了开汽车、开拖拉机，也学会了修理汽车。
开汽车是跟老谢和老蔡学的，开拖拉机是跟老曾学的，而修理汽车是跟老袁、老吕学的。
老袁和老吕是最好的汽车修理工，技术高明，经验丰富，而且乐于教人。
我本来就天资聪敏，再加上他们的悉心指教，因此技术上进步很快，经常能够得到他们毫不吝啬的表扬。
特别是老袁，不但传授起技术来毫无保留，而且讲起理论和原理来也是不厌其烦。
记得我当时弄不懂后“牙包”（差速器）的工作原理，就一遍又一遍地问。老袁就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还给我画图，用手里的其他零件比划，直到我弄明白为止。
有一次，那台干校唯一的宝贝嘎斯车在车库里搞保养。我也在那里一手油污地跟着参和。忽然走进来一个瘦瘦高高、年龄看上去四十多岁的男人，他操着一口很难懂的带着衡阳腔的双峰话，嘻嘻哈哈地跟大家打招呼。
修理工们也很亲热地跟他说话，而且原本蹲着在油盆里洗零件的老袁还站起来跟他说话。
我注意到，老袁的脸上除了高兴还有尊重的表情。
瘦高个走后，我好奇地打听这个人是谁。
老袁说他姓曾，也是六连的。是抽到校部来开拖拉机的，就是干校新买的那台“铁牛55”。他开起来可神气了。
我注意到，这个一脸灿烂阳光的男人好像一副很开心的样子，而且在笑和说话的时候都有一股隐隐的傲气，有时候会不自觉地仰起脸，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态。这在当时的“牛鬼蛇神”中间可是非常罕见。
我说，这个人好像很——我在脑子里飞快地转了一下，选了一个合适的词汇，“有点意思”？
说话一向喜欢阴阳怪气的吕师傅说，他的意思就不止一点啦，他的意思大了去了！
见我稀里糊涂，袁师傅一脸神秘地说，老曾过去曾是国民党新一军的卡车司机，是开那种“大道奇”的。
看见老袁郑重其事的样子，我说，新一军怎么啦？很厉害吗？
老袁说，新一军是国民党的王牌军，过去牛皮得很啦。老曾过去很神气的。
我说，他过去很神气？我怎么看他像个农民。
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觉得老曾很像反特电影《铁道卫士》中那个国民党特务马晓飞。只是比那个狡猾狠毒的特务瘦些、高些。
老袁又说了一句，他过去是开“大道奇”的呢！
我问，什么是“大道奇”？
老吕说，“大道奇”你还不知道？就是美军的十轮大卡车！打仗的电影中美国鬼子常坐的那种汽车！
说这话的时候，老吕的脸上满是吃惊和不屑。
老袁马上维护我，说，他才十多岁，他那里知道！再说，这种车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确实，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进口美国车。在战争年代缴获的那些车也由于年代久远，缺少零部件维修保养而逐渐淘汰了。
当时见得最多的就是在苏联老大哥援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根据苏联“吉斯150”型中型载重卡车的图纸仿造生产的“解放牌”4吨载重卡车。而且这种卡车在当时被看做是一种高档汽车，等闲也是难得看到的。
即使是在我心目中已经很庞大的解放牌卡车，也只有六个轮子。那么十个轮子的大卡车是什么概念？
在我的想象中，如果开着这种汽车在公路上飞驰，那一定威风极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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