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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雪诗词
本期文章转自 诗联浙江 微信公众号平台
【编者按】
本期是孔汝煌先生《诗教文化新论》系列论文《文以化人三启径》的第三篇论文。主要从“诗性文化及其核心诗性智慧说的西方美学发展”与“诗性文化及其核心诗性智慧说的中国化”这两个角度探讨诗性文化及其发展。特别在后者中重点对杨叔子对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当代认识的发展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进行了首次深入论述。本篇两节，其中第一部分一期，第二部分分两期刊登。
文以化人三启径（之三上）
——略论诗性文化及其发展
孔汝煌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可见，文化，包括诗性文化也是个不断发展着的范畴。
一、诗性文化及其核心诗性智慧说的西方美学发展
诗性文化说的源头，已如前文所说，必须涉及十八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他在《新科学》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中，首次将人类的文化发轫与诗性的想象活动联系起来，从而使美学研究摆脱了他以前的哲学家仅从某一切面作静态分析，而就文化历史发展的线索去动态考察。维柯对形象思维的创造性研究实际上开启了近代诗学的大门，许多诗学专题都可在此见到雏形，且与中华诗学遥相呼应。如以己度物的隐喻性与传统赋比兴中的“兴”法神理相通，而“想象的类概念”与“比”更为接近。“以己度物”是后来的德国美学家立普斯“移情说”的先导，结合“想象性的类概念”，已隐约可见中华诗学的核心：意象说的实质及构建途径。维柯的诗性文化论是其诗性智慧说的必然延伸。维柯虽并未直接使用“诗性文化”这一范畴，但维柯的诗性智慧说实际上最早阐明了人类文明的原始形态时期的诗性文化的发展历程与达到的程度，因而维柯既是近代美学的先驱之一，也是诗性文化说的原创者。由于本文认为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是个变化发展的范畴，因而，维柯所论应属于原初状态的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但以想象力为核心的原初诗性，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却始终沉积在发展着的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之中，或说发展中的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始终离不开以情感性、形象性与想象性为特征的“诗性”。
维柯从人类文明历史进化的观点考察诗性智慧的方法为认识诗性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正如朱光潜所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固然有它们的对立矛盾，也有它们的协调统一。理智力的上升并不一定造成想象力的消失。维柯的错误在于把原始民族的诗看作唯一类型的诗，忘记了人类心理功能既然可以发展，诗也就可以发展。事实上诗和一般艺术虽然主要靠形象思维，但也并非绝对排斥抽象思维，因为人是一种有机体，他的各种心理功能是不能严格机械地割裂开来的。理想的诗（和一般艺术）总是达到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像黑格尔所阐明的”（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美学家继承并发展了维柯唯感性思维的原始诗性智慧说，提出了关于美的定义：“真，就它是真来说，也存在着。当真在它的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美因此可以下这样的定义：'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7页）。这是黑格尔艺术哲学的基点。黑格尔的理念就是绝对精神，最高真实，指艺术所要“呈现”的内容，而其“呈现”的方式，则是“直接”而非思辨的，且所呈现的“外在现象”与所欲“呈现”的“概念”内容两者是“统一”体时，就是真而且美的了。据此，艺术应是理性的内容与感性的形式的统一，且内容对形式起决定作用：“外在的因素——对于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那外在形状的用处就在指引到这意蕴。”“形式的缺陷总是起于内容的缺陷。……艺术作品的表现愈优美，它的内容和思想也就具有愈深刻的内在真实”（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第469-470页）。至于诗歌，黑格尔认为只有诗或语言艺术才是“绝对真实的精神的艺术，把精神作为精神来表现的艺术。”因此，诗是“艺术总汇”，它可利用各门艺术的表现方式，诗是“最丰富，最无拘碍的一种艺术。”这是因为，语言对于诗只是一种表达符号，诗的精神内容受物质形式的拘钳最少（引号内的黑格尔语见李醒尘《西方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页）。虽然，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他纠正了之前的美学主流观点是感性独大，极端的甚至在艺术论中完全排斥理性的片面性，黑格尔建立起严谨的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美学—艺术哲学体系。黑格尔美学体系中的艺术史精湛研究成果是继维柯用历史哲学考察人类诗性文化发生、发展以来的集大成者，虽然黑格尔也并未明确使用诗性文化这一范畴。
美国的现当代自然主义美学家桑塔亚那的美学思想与维柯的原始诗性智慧论关系密切，且在其艺术论中借鉴、发展了原初的诗性智慧论。桑塔亚那说：“美是一种积极的、固有的、客观化的价值。或者，用不大专门的话来说，美是被当作事物之属性的快感。”“对象的审美效果，总是起因于它们所在的意识中的整体感情价值。我们不过凭投射作用把感情价值归之于对象而已，这是显而易见的美之客观化的原因。”桑塔亚那对审美论述的这段话中强调了“情感价值”和“投射作用”这二方面，与我们的讨论关系密切。桑塔亚那认为客观化了的“情感价值”就是审美，而“审美判断主要是积极的，也就是说，它是对善的方面的感受，而道德判断主要是消极的，而且基本上是对恶的感受”；且“当感觉因素联合起来投射到物上并产生出此事物的形式和本质的概念的时候，当这种知性作用自然而然是愉快的时候，那时我们的快感就与此事物密切地结合起来了”（转引自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364页）。显然，桑塔亚那反对古典的美学家们对美作形而上的概念推演，而把对美的定义思考转化为了审美及美感问题，从而得出美并不是客观事物之属性，而是主体将从对审美客体观赏感知中获得的愉悦之情投射回到了审美客体，即愉悦、快感与审美对象融汇成了一体。这个审美的情感价值客观化过程区别了审美快感与生理快感，区别了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强调了审美知觉在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即审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综合作用，而非维柯原始诗性智慧排斥理性的感性唯一说。另外，桑塔亚那的审美机制论：美不过是借移情投射作用而客观化了的快感。这实质上是借维柯诗性智慧说中“以己度物”所延伸的移情投射作用，而对审美过程与美感经验所做的推演结论。这两方面是桑塔亚那对维柯的原初诗性智慧说的借鉴与发展。
法国哲学美学家雅克•马利坦则强调了“创造性理性”在诗性思维中的作用，他说：“考虑到诗的特定的构成方式，它需要艺术的或技术的理性；但若考虑到诗的本质和它所涉及的真正的‘疯狂’，它更得依赖创造性的理性。”（转引自陈圣生《现代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马利坦所说的理性是指由诗性思维升华的特殊理性方式，而非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且更强调所谓“创造性的理性”相对于“技术理性”的根本重要性。对此，他进一步解释道：“让柏拉图的缪斯入于诗人的灵魂之中，但她不再是诗神而是创造性直觉；同时使柏拉图的灵感入于与想象结合在一起的智性之中，在智性中，来自灵魂的灵感成为来自概念的理性的灵感，即诗性经验”（同上书第48页）这段话中，所谓灵感即指“创造性直觉”，“与想象结合在一起的智性”应即是指维柯的原始诗性智慧，“创造性直觉”（灵感）实指诗性直觉，是对事物本质的感悟性的直接把握。它和“与想象结合在一起的智性”即原始诗性智慧的感性思维结合而成诗性经验——“来自概念的理性的灵感”即“创造性的理性”。说简捷些，雅克•马利坦把现当代诗性智慧称为“创造性的理性”，直白说这是一种诗性理性或直觉理性。马利坦的“创造性的理性”说触及了现代诗学所强调的诗是对客观世界的审美把握或感悟直觉式把握的本质，从而为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充实了新的内涵。（待续）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终审：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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