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中年得子，对我们姐弟俩关爱有加。

      我生在万荣，长在太原，记得童年的时光，每天早上，父亲都带我到街上喝一碗醪糟冲鸡蛋，如果遇上下雨天，人家不出摊，父亲也会牵着我的手，找到人家家里去满足我的心愿。母亲常给人说我小时候在太原把福享啦。

       一九六零年中苏关系紧张，又遇到自然灾害，少不更亊的弟弟整天喊着肚子饿，母亲心疼儿子，执意要回老家，想着农村有地有野菜，情况会比城市好些，于是她带着我们回到老家万荣。随后父亲只好在六一年也回到闫景中学。 其实，那时候农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可就在父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们姐弟俩茁壮地成长。

       一九六四年我有幸考上闫景中学，父亲信心十足，叮嘱我一定要团结同学，刻苦学习，打好基础，爭取考上康杰高中，这样才有希望考上理想的大学。父亲的谆谆教诲，我牢记心中，我泛舟学海废寝忘食。谁料想一场“文化大革命”，碎了父亲的梦想，“望女成凤”化为泡影。

       一九六八年六月，我怀揣户口本，怀着对前途迷茫的心情回到家乡。父亲又一次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学业绝对不能耽误，什么时候都不能荒废。于是父亲每天都抽出时间给我辅导初三、高一的数理化。在给我辅导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父亲的教学水平确实不一般。他知识渊博，语言准确生动，能深入浅出，把难点分散开来，我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我没有感到学习的压力，轻松就领悟了，他经常夸我聪明，悟性高。当时虽然没有一点高考的消息，但我们丝毫没有放松学习，在不断学习中等待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一九七一年是我终生最难忘的一年，也是我最无奈的一年。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大学，经过面试、笔试，我都顺利通过，而且带队老师对我的笔试特别满意，我知道这是父亲几年如一日辅导的结果。一切准备就绪，只等通知了。父亲买了一块手表送我，看得出他比我还高兴。谁知一记闷棍打来，全家人从此一蹶不振。有人为了挤掉我，换上他自己的亲信，竟然说我父亲是国民党党员，并且言之凿凿，就凭这一条，政审不合格，我被刷下来了，从云端跌落到尘埃！

      工农兵大学与我无缘，我难受，抱怨老天对我不公平。父亲更难受，他气愤至极，逢人就说："历次运动，我都是革命的动力，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多次人代会，怎么现在成了国民党党员，成了专政的对象了呢？"

      父亲心里不舒服，身体也明显憔悴，头晕，四肢困乏。我看着心疼，想找教育局理论，但在那个年代，有权就有理，贼比人厉害，到哪儿能洗清我父亲的冤屈啊！

       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让我们从此背上了沉重的枷锁。

弟弟爱好文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还爱好文学，高中的老师都说他是好苗子，应该上大学。但眼看着我的遭遇，他退缩了。政审过不了关，上大学无望，他决定另寻出路。

       一九七五年铁道部招文艺兵，在万中音乐老师樊青莲的推荐下，招兵人员来到我们荆村，按规定我们家就一个男孩是不在征兵范围的，但为了弟弟的前途，父亲决定放行了。作为一名教师，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想让儿女们上大学深造的梦就这样破灭了！他嘴上不说，但他的情绪，眼神我能读懂，他是伤透了心却又无可奈何。“文革”前他是令人仰慕的人民教师，是扬眉吐气的人大代表，现在怎么变成任人宰割的国民党党员？儿女受牵连，他疼在心里，无法与人诉说啊！情郁于中，苦不堪言。

       虽然父亲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没有刚退休时那么开朗，身体也明显不如以前硬朗，但他热爱教育事业的初心始终没变。一九七六年我调入东丁学校教初中数学课，父亲隔三岔五翻沟越岭步行十几里，到东丁学校指点我的课堂教学，从数学知识上，从教学方法上，从表达方式上，点点滴滴，一丝不苟。当时父亲的所作所为受到学校全体师生的赞扬。一九七八年全县组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东丁学校夺得第一名。这荣誉我觉得有父亲不辞劳苦的付出。每当我想起父亲几次胆结石病犯了，蹲在路边自己给自己打止疼针继续前行，我就泪流滿面。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何况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精神上又受到极大的伤害！

      一九八二年，父亲因胆结石病走到生命的尽头，时年才六十八岁。父亲啊，你走的太早，我们都没来得及尽孝，你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我们，让儿女们怎能心安？

      我知道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姐弟没能上大学继续深造，没能为书香门第再续辉煌。但父亲的孙辈终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圆了父亲心中的梦。我和弟弟虽没让父亲如愿，但都干得不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