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恩仲夏情
文/张凯斌
如今我已是年过花甲、步履蹒跚的垂垂老者，每天闲待着，看看小说之类的书。我原来姓高，在小时父母离婚后，我随母姓张，名凯斌。
文革时期我呆在家里，没参加其他派性组织。1968年6月7日，当我回到家推开家门时，杜颖姐看到我，把我拉进她的房间，低声说：“怎么才回来？你父亲去世了，凯征已经去了，你赶紧去吧！”听完杜颖姐的话，我惊愣片刻，急忙跑出家门，向父亲家里奔去。
我的父亲与母亲因感情不和，一九六一年离婚，那时我在上小学三年级，才9岁。父亲离婚后和王姨组成新家庭，住在皇姑区北市场附近的一栋大楼内。我急匆匆的赶到距我家不远的市体育场公交车站，乘坐三路无轨电车到北市场下车。
来到二楼父亲家，进屋看到秀玲姐和姐夫，凯征哥和王姨。几个在屋里坐着，我急忙走到父亲的床前，看到盖着被子留着花白头发和长须的父亲，脸色灰白地仰面躺在那里，我禁不住抽泣着流下眼泪。
姐夫秀国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扶着我说：“爸爸病了几天，昨天上午去单位开会，又被批判说他不老实交代问题，回家后非常气愤，睡到下半夜就病重喘不上气，今天上午就不行了，一口气没上来就去了。”
听过姐夫一席话后，我想起两个月前，一天上午我来看望父亲，刚走进大院就听到有人喊我，回望是父亲，他披着一件黒呢子夹大衣，手里拿着一瓶白酒，看到我便笑起来。
父亲拉着我的手回到二楼家里，让我坐到椅子上，他转身到储藏间里，端出来两盘花生米和酸黄瓜让我吃，见我不喝酒，父亲给我盛了一碗米饭后便坐下来独自喝酒。
父亲边喝酒边与我唠起来，关切地问起我母亲和家里的境况。当时我的母亲正在单位参加学习，接受批判，而继父杜者蘅被造反派从家里抓走后，近三个月杳无音讯。
父亲听罢我的话后，重重地叹口气，对我说：“你母亲十五岁就参加革命，会有什么历史问题，真是胡说八道！你杜者蘅叔叔我虽然不熟悉，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你和凯征要好好的关心和照顾你们的母亲和杜叔叔啊。”父亲再三地叮嘱我：“现实社会比较混乱，一定要做个好人，千万不能学坏了！"
联想起“文革”后家里发生的一切，面对逝去的父亲，我越发伤心难过，抑制不住痛哭起来。
屋里的人看到我哭起来，都走过来劝我，正在这时候父亲单位来了几个造反派，通知我们明天处理父亲的后事，说完后就走了。我们在父亲家里待到晚上八、九点钟，大家商量明天早点过来后便散了。
翌日早晨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内陆陆续续地来了，等了一会儿，父亲单位来了几个人，将父亲遗体抬到楼下的汽车上。秀玲姐和凯征哥坐上载着父亲遗体的汽车走了，我和姐夫留在家里，照顾受刺激的王姨。
下午很晚了，秀玲姐和凯征哥才回来，我们在父亲家里待到很晚才回家。王姨领着小玉珠妹妹送我们，一路上大家默默无语，走在昏暗灯光笼罩着的大街上。玉珠是父亲与王姨再婚后生的女儿。
我的父亲高正华一九零九年十二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家境非常贫困，兄弟姐妹九人，父亲排行老九。由于家境贫困，父亲勉强高小毕业后即到社会上谋求生路。其间，父亲曾在北京生活数年，究竟做什么工作不清楚，但在那里与第一个妻子金氏结婚，先后生下我的大哥高伟、姐姐高秀灵。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的父亲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他于一九三六年初到武汉参加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工作，同年到西安东北军总部任张学良将军的文书。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指示到冀中军区社会部工作，其间他曾亲自完成护送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夫人到抗日根据地的艰巨任务。
一九五三年因犯错误被撤消党內外一切职务，到省公安厅干部学校工作。
一九五四年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为辽宁省后，父亲被安排到沈阳市，先后担任市煤气公司经理、市公用局生产处长等工作。
父亲中等身材，脸色黄白，一对眼睛大而有神，还是双眼皮，是个很有气质的男人。我童年记忆中的父亲是一个爱抽烟、喝酒的人，他回家后有时候会唱几句京剧，至今我还记得《刘邦硭阳斩蛇起义》戏文中的几句。
父母感情一直不好，父亲不经常回家，偶尔星期天回来呆一天，还和母亲吵架，终于一九六一年因感情不合与母亲离婚，从那时起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凯征一块儿生活。
父亲与母亲离婚后的六十年代中期，我还没上中学呢。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同往日一样独自来到父亲家里。稍坐片刻，父亲笑着对我说：“今天我没什么事儿，一会儿咱爷俩出去玩玩。”我欣然同意。
父亲和我来到西塔附近，走过几条街巷后，来到一处民宅环绕的小墓园，父亲对我说：“这是与日军作战时阵亡的苏联红军烈士陵园。”
事过五十多年了，我依稀记得墓园有一处教堂模样的建筑，地面还有一些十字架和隽刻着俄文的墓碑，陵园不大，我们看了一会儿便回家了。
回到父亲家里，我们坐在桌前闲聊着，父亲打开书架，拿出一个小日记本。父亲翻开小本子，拿到我面前说：“你看看凯征画的怎么样？”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凯征哥用铅笔画的画儿，有奔马还有古人，我说画得挺好。父亲看着我微笑着说：“你也画一个吧。”我因为画不好，本不想画，可是看着父亲殷切的目光，我应允了，也画了一匹难看的奔马，父亲很珍贵地将小本子收了起来。
母亲晚年在世时曾经对我说：“你哥哥凯征在语言表达和工作能力方面像你的父亲，在对待亲人讲义气重感情上随我的性格。”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即遭受残酷迫害，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因病含恨离世，享年59岁。
一九七八年五月份组织上为父亲平反昭雪，平反大会后将父亲骨灰盒按其生前处级待遇，安放在回龙岗革命公墓。凯征哥告诉我和妻子刘卡妮：“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爸爸去世后，原单位造反派说是畏罪自杀，必须尸检。无奈家属只好去公安部门，经鉴定为病死后，才送到回龙岗火葬场火化，火化后也没留下骨灰，今天的骨灰盒是空的，真令人痛心啊！”
公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同姐姐高秀玲、姐夫张秀国，哥哥高凯征、嫂子王纯非及小儿子高桐，乘车来到回龙岗公墓。一年前我们在龙泽园区域为父亲买了一块墓地。
那天上午，风和日丽，我们将父亲的骨灰盒自寄存处取回来，安葬在回龙岗公墓。
洁白的墓碑正面隽刻：慈父高正华之墓几个大字，后面碑文是凯征哥手书：春秋冷雨在，音容不远行。英气逼冬雪，父恩仲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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